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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簡史

序：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沉重的國門打開了一條縫

　　中國大陸沉重的國門終於打開了一條縫！

　　這是一九七九年。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破天荒地送出了第一批留學生，他們滿帶著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所造成的深刻的創痛和傷痕，步履蹣跚地踏上了被中共詛咒為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方世界的土地。

　　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對中國大陸社會來講，是一個既充滿了轉折的新機、而又潛伏著危險的變數的時期，隨著統治中國達二十七年之久的一代暴君毛澤東的死亡和「四人幫」的垮台，在專制政權中，一度出現了權力真空，中共上層因陷於權力的重新分配和爭權，而不得不暫時放鬆了對輿論的壓制，就在這政權形式變更的空隙中，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強大的反思和求變的思潮，隨之而來的，是回城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請願，農民、復員軍人的反飢餓示威，含冤受屈者的上訪告狀等等。這一切，就為中國的新一波的民主運動提供了廣泛的民意基礎和生存、成長的空間，於是，自「四·五天安門事件」被鎮壓後一直出於沉寂狀態的中國民主運動，又如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生氣蓬勃地發展起來。

　　和「四·五運動」一樣，北京再一次成為全國民運的中心，西單的民主牆代替了天安門廣場前潔白的花圈和輓聯。和「四·五運動」所不同的，是這一次西單民主牆的大字報已經站在一個更成熟也更解放的思想高度，不少大字報開始衝破毛澤東思想的禁錮，它們不但要求對「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還要求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歷次政治運動所造成的冤假錯案，對共產黨執政三十年的專制，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提出了沒有政治的民主化就沒有現代化，言論自由是實行民主政治的起點，維護人權、反對專制，體制改革必須走民主化道路，反對個人崇拜、造「神」運動等建國大計，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一黨專政、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及中共提出的「四個堅持」作了全面的深刻的批判。其間，鄧小平也出於向凡是派奪權的政治需要，暫時容忍了「民主牆」的存在，並提出了「解放思想、突破禁區」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論，宣佈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民主運動借其聲勢得到了更多迅猛的發展。民主牆的繼續伸延，是全國各地的民辦刊物的大量湧現，據不完全統計，民刊有五百種之多，當時較為著名的有《四五論壇》、《探索》、《沃土》、《北京之春》、《人民論壇》、《中國人權》、《群眾參考消息》、《今天》等，這些民辦刊物，雖然其內容和印刷水平都不很高，但它出現在中共統治的專制和封閉的社會，其政治意義要比它本身所包含的內容大得多。它標誌著人民的民主意識已經覺醒，並試圖打開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缺口。與此同時，也湧現了一大批具有敏銳的思想深度和組織才幹的優秀的民運人士，如魏京生、傅月華、徐文立、王軍濤、任畹町、胡平、陳子明、劉青、路林、王希哲、何求、傅申奇等。

　　但是，這一時期就如曇花一現一樣，很快消失了，危險的變數終於又再度扼殺了轉折的新機，隨著鄧小平的復出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共又再度把中國大陸社會納入專制體制的軌道，「民主牆」已經失去了為中共派系鬥爭所利用的價值，並成為威脅其政權的主要危險。

　　也就是這一年，中共控制了「四個堅持」的韁繩，開始收緊了對思想輿論陣地的控制，並運用法律手段，宣佈凡未經「註冊」的民辦刊物一律為「非法」刊物，不久後，又對「非法刊物」再度施壓，上綱成「反動刊物」，並在該年一月逮捕了傅月華，三月逮捕了魏京生，四月逮捕了任畹町，九月封閉了「星星美展」，十一月正式宣佈關閉了民主牆。而後，在八零年和八一年對中國民主運動展開了更加凜冽的鎮壓，一方面，通過對「苦戀」電影的批判，冷卻了「傷痕文學」的發展，另一方面，在八一年三月，中共正式下達文件，全面取締民辦刊物和逮捕民運分子，又一批民運鬥士——如王希哲、何求、徐文立、劉青、路林等，一個一個都被送進了監獄。

　　在中共龐大的專政機器面前，這一波以西單民主牆為主題的民主運動的高潮結束了，但鎮壓卻更進一步讓人們看清了中共的本質，社會的基本矛盾也因此變得更為尖銳，民主運動沒有消亡，也不可能消亡，在專制的壓力下面，他們只是被迫轉入了地下，並隨著沉重的國門的開啟而流向了海外。

　　因此，在海外建立中國民主運動的組織，絕非偶然，而是當時中國大陸政治衝突的必然趨勢，這一發展的具體表現，就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國之春》雜誌創刊號在美國紐約的出刊，並在一九八三年三月成立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更名為「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十年來，「中國民聯」經歷了由幼稚到逐漸成熟的曲折複雜和自我完善的成長過程，堅持不懈地匯集國內、國外的民主力量，不斷揭露和衝擊中共專制體制，傳播民主思想，為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他們是一群願化作驚蟄之雷的留學生

　　一九七九年十月，在中國的第一批公費留學生中，有一個名叫王炳章的學生，他踏出了國門，來到了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和蒙特利爾臨床醫學研究所學習，一九八零年一月註冊為研究生，一九八二年九月，獲得了麥吉爾大學醫學院實驗醫學哲學博士學位。他，就是《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最初的發起人之一。

　　對於王炳章作為留學生毅然參加了中國民主運動的思想動機，王炳章在他的題名為「為了祖國的春天——棄醫從運宣言」中，有清楚的闡述，他寫道：「我是一名中國醫生，畢業於北京醫學院，在校時參加文革，當過紅衛兵頭頭，發覺上當而隱退。畢業後，以「老九」放逐於青藏高原，在通天河畔，唐僧當年西天取經的曬經石旁，慕玄奘出國學經之膽略，抒屈原「離騷」之情懷。……一九七八年，我考取第一批公費留學，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出國集訓期間，西單民主牆運動蓬勃興起，給祖國帶來了初春的氣息……然而，魏京生的突然被捕，震撼了我的心靈，使我陷於深沉的思考之中。出國前，志同道合的朋友們，語重心長地囑托：在國內，你已在醫務界嶄露頭角，今天，你飛出了牢籠……在民族需要時，你應成為一個醫學挽留不住的人。」(見《中國之春》創刊號王炳章：「為了祖國的春天——棄醫從運宣言」。)王炳章的這段自述，體現出他和中國民運的血緣關係，事實上，以後很多加入「中國民聯」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和出國人員，都有著同王炳章相同的經歷和感受。

　　王炳章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繁重的學業，並未擠掉他對中國形勢的關注和對民運問題的研究，隨著中國大陸形勢的日益嚴峻，魏京生的被審、王希哲的被捕，「苦戀」的被批判，使他更感受到「醫學挽留不住」的沉重的責任感。這時，他認識了另一位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李林(磐瑞文)，相同的政治見解和政治抱負，使他們結合到一起了，這一段時期，他們圍繞著如何在海外籌建中國民運組織的問題，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包括總體構想、策略研究、草案計劃以及爭取捐款等等。一九八二年九月，王炳章獲得了博士學位，同年十月，他便攜帶著成立《中國之春》民運組織的計劃來到了紐約，也許紐約是世界上的最大都會的緣故，使他認為這裡是開展海外中國民運的最合適的地點。在哥倫比亞大學，他同另外兩名中國大陸留學生——宦國蒼和梁恆見了面。宦國蒼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寫道：「我與王炳章長談了幾個小時，內容是對中國局勢的看法，王表示希望一起合作，在海外成立一個反對派組織，將國內被鎮壓的民運活動進行下去。我當時也覺得有在海外發展民運的必要……王炳章先生說服了梁恆先生，然後王、梁二人一起說服了我，同意合作共事。」(見《中國之春》第一一六期宦國蒼：「我與中國之春」)宦國蒼還寫到：「王炳章先生是帶著一個計劃來紐約的，他是《中國之春》的真正發起人。他提議，為了繼承北京之春民主牆運動，這個組織應命名為《中國之春》。」

　　十一月十七日，王炳章作為《中國之春》的對外發言人，在紐約希爾頓旅館五二四房間舉辦了首次新聞發佈會和記者招待會，參加記者招待會的有「美聯社」、《美洲華僑日報》、《申報》、《世界日報》、《北美日報》、《中國時報》、《華語快報》、《紐約時報》、《時代週刊》、以及「路透社」、「中央社」等，中共的「新華社」也接到了邀請信，但拒絕出席。會上，王炳章宣佈了兩件事情：一、中國當代的民主運動並沒有倒下去，她將以更加成熟的姿態重現中國和世界的政治舞台。中國民主運動在海外的喉舌——《中國之春》雜誌即將創刊發行；二、王炳章本人決定棄醫從運，專職從事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記者招待會的第二天，幾乎紐約所有的英文、中文報紙，都以顯著版面報導了這一消息，造成了轟動一時的效果。之後，美國的《時代週刊》、《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巴爾的摩太陽報》、《匹茲堡消息報》、《華盛頓時報》，加拿大的《環球報》、《蒙特利爾消息報》、日本的《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產經新聞》、《世界報》、《自由》雜誌、法國的《解放日報》以及台灣、香港等地的大報，均對《中國之春》都作過不同程度的報導，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十一月二十四日，王炳章代表《中國之春》，在哥倫比亞大學進行了第一次公開演講，演講的主要內容是宣傳和闡述《中國之春》的宗旨。這一次演講同樣也產生了非常強烈的效果，據《中國時報》十一月二十七日報導：「演講會於晚上七時開始，到九時三十分結束……哥大物理系大樓四二八室只能容納二百個座位的空間，為將近四百名聽眾擠得水洩不通……整個演講會顯得十分平靜，聽眾傾聽王炳章的談話，間或出現掌聲及笑聲，沒有人以任何不良的態度對待他。觀眾的發問透過字條傳達，由王炳章作選擇性的回答，沒有人提出異議，也沒有人提出追問，全場自始至終，除了主持者的程序處理之外，皆是王炳章一個人講話的聲音。」

　　也就是在這個演講會上，於一九八一年就在紐約成立的另一中國大陸的民眾團體「紐約中國大陸新移民聯誼會」(現更名為「中國移民協會」)發表了聲明，強調「中國大陸新移民聯誼會」將配合《中國之春》，全力支持中國民主運動。聲明指出：「中國大陸當前迫切需要的是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團結海內外一切民主力量，造成浩大的聲勢，克服萬難，堅持不懈，才能促成中國之春早日實現。」「中國大陸新移民聯詣會」，其成員是由來美的中國大陸移民及留學生組成，其中不乏教授、工程師、藝術家、醫生等高級知識分子，該會的第一任會長薛偉(當時以留學生身份向美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及現任會長楊懷安(教授、訪問學者)，後來均成為「中國民聯」的重要成員。

　　這之後，《中國之春》便把工作重點放在留學生身上，不失時機地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洛杉磯分校、斯坦福大學、德州農工大學、休斯敦大學、南邁阿密大學、馬利蘭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伊理諾理工學院、匹茲堡大學、康乃爾大學、布朗大學、哈佛大學法學院及法國巴黎第七大學進行演講或參加有關座談會，通過這些活動，使各國人士對《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不少中國大陸留學生也因此加入了《中國之春》的行列。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國之春》創刊號出刊了，該期的主編為李林(磐瑞文)，執行主編為黃立(宦國蒼)，編輯有五名來自國內、四名為中國留學生，其實真正進行《中國之春》編務工作的，是李林、黃立、王炳章、梁恆以及打字員徐曉雲五人。發表的主要文章是：「發刊詞」、「告海內外同胞書」、《中國之春》編輯部第一號決議」、「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回顧和反省」以及王炳章的「為了祖國的春天——棄醫從運宣言」，《中國之春》通過「發刊詞」說：「《中國之春》是在中國民主自由這棵希望之樹的幼苗被邪惡勢力砍倒之後，從伸延出來的根上，生長出來的一棵新的枝芽。她的根深紮在國內，能夠直接吸收祖國大地的營養；她的枝葉發展於國外，能夠沐浴更多的自由與民主的陽光。」並在「告海內外同胞書」中，闡述了《中國之春》的宗旨：「我們國家和民族處於歷史的轉折的開頭，《中國之春》毅然舉起反對封建專制，反官僚特權的旗幟，為在神州大地實現真正的民主與法治，自由與人權鳴鑼吶喊。」

　　該期雜誌和後來越來越辦得精美的《中國之春》比較起來，顯得即粗糙又簡陋。但當時的編務人員卻為之傾盡心血，這一點，在該期的「編者的話」裡，有真誠的坦露：「《中國之春》創刊號終於出現在讀者面前了，雖然這個刊物在我們心中醞釀已久，但當我們投入工作時，卻發現我們在海外創辦一個刊物的實際工作經驗實在太少，雖然我們得到一些熱心朋友的協助，我們仍覺得這個創刊號比我們預期要達到的水準還相差太遠，這只能怪我們的經驗不夠和人力不足。」

　　《中國之春》永遠忘不了那些給它以無私的熱情支持的僑界朋友們，當時，為了把宣告《中國之春》成立的新聞發佈會開好，「時代週刊」雜誌的資深研究員姜敬寬先生四處奔波，向美國的重要報紙和新聞社發送信息，並親自安排，商討開會地點，並在會上充當義務翻譯。前「華語快報」社長、現香港「百姓」雜誌社主編陸鏗先生，不辭辛苦地幫助《中國之春》在香港迅速打開局面，印刷並付諸發行。「世界日報」資深記者李勇先生，熱情地帶著《中國之春》人士走訪華埠的每家商店、企業、並籲請他們的支持和捐款，曾任過中華公所主席的梁聲泰、梅伯群、陳炳基等僑界領袖，經常把《中國之春》人士請去開會，促膝交談，對《中國之春》的成長至為關心。另外，和《中國之春》建立起朋友關係的還有不少僑界人士，著名的學者和作家、報人，如：陳香梅、許倬雲、余英時、鄭竹園、夏志清、唐德剛、段克文、司馬璐、叢蘇、邱宏達、謝扶雅、孫啟堂、鄭心元、徐松林、阿修伯、李東勃、楊文瑜等。這裡還要特別提及的，是最早的幾期的《中國之春》的印刷，都是交給紐約的EXPEDI印刷廠，該廠老闆陳憲中，是紐約文化界的名人，來自台灣的留學生，老保釣分子，同時也是《中國之春》和中國民主運動的熱心支持者，他不僅同意以賒帳的方式承印《中國之春》，還親自和編輯們一起安排版面、貼郵票、送雜誌。編輯們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都說，那時，我們在美國連怎樣打字、排版、找美工、做版、清樣都不會，所以，每當把稿樣送到陳憲中先生的辦公室，心裡就忐忑不安，深恐他嫌我們功夫淺，糟蹋了他墊出來的紙和人工，但他總是鼓勵我們，笑嘻嘻的，甚至幫助我們做瑣碎的事情。

　　那時，《中國之春》的編務人員，生活是相當清苦的。他們每月的工資僅四百元，只相當於一個普通的「打工仔」的工資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在房租昂貴的紐約還不夠租一間像樣的住房，但每日的工作量卻在十多個小時，往往是一撲在辦公桌上，就從早直忙到深夜，據第二期擔任主編的汪岷回憶道：「宦國蒼住在全市最窮的哈林區，我和王炳章住在哥倫比亞大學旁邊一間旅館不像旅館，學生宿舍不像學生宿舍的屋子裡，《中國之春》第二期、第三期就是在這個宿舍裡編出來的。」(見《中國之春》第一一六期汪岷：「中春人」)。薛偉回憶道：「我的一部五百美金買來的舊汽車，成了接送王炳章到機場的唯一的交通工具，有一次剛送他去肯尼迪機場，回來的路上汽車方向桿失靈，差一點釀成大禍。」(見《中國之春》一一六期薛偉：「早春的日子」。)可見當時《中國之春》在經濟上的窘困狀態。

　　《中國之春》創刊號問世後，在紐約的華人社會，其爭購、搶閱的情景，簡直就像過節一樣熱鬧，曾擔任過義務送寄雜誌的薛偉寫道：「我還開車到紐約的中文書店和雜誌攤逐一發行寄賣，受到熱烈歡迎……有一個聯誼會的會員王仁傑老先生，在自己的地攤上叫賣《中國之春》，半天就售出了一百本……由於第一期供不應求，後來又加印了兩千本。王炳章見到《中國之春》雜誌如此受歡迎，非常高興，決定從第二期起將一元一本的售價提高到二元五角。」(見《中國之春》一一六期薛偉：「早春的日子」)為雜誌銷售價一事，當時《中國之春》內部還曾引起過一番爭論。

　　隨著創刊號的發行，以及《中國之春》人士在美國各地的巡迴演講，宣傳，《中國之春》不僅在留學生中，同時也在中國大陸的移民及其華人社區中，造成的影響越來越大，當時發生的一些事情是非常感人的，那時，《中國之春》在唐人街孔子大廈建立了第一個公開聯絡站，並設立了兩個郵政信箱，但是，當《中國之春》人士第一次去取信時，郵政信箱卻空空如也。大家心裡正在納悶，向郵局查詢，才知由於信件太多，郵遞員簡直無法送，只有改用郵袋來裝。那天用汽車運來的郵件就有足足兩大袋，人們對《中國之春》的熱烈反應，充分說明了民主的理念深得人心。來信有寄自美國、台灣、香港、日本、歐洲各國的，甚至也有極少數寄自中國大陸的。一位叫陳偉寶的留學生寫道：「你們勇敢地發起了這一運動，提倡實行民主，使我內心的掙扎，產生了一個歸向，希望你們《中國之春》成為我的精神俱樂部，更盼望有更多的中國留學生，都來支持，把《中國之春》運動發展成為救國事業。」日本華僑陳明照寫到：「您們在美洲創辦《中國之春》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的民主運動方興未艾，接棒有人。無論中共如何地殘酷迫害，民主運動堅韌不拔的根枝總將吐芽、開花、結果」(均見《中國之春》第二期)尤為可貴的是，有一位剛移民來美的車衣廠女工，由於文化低，字寫得歪歪斜斜，信內附有十元美金，她說：「在報上讀到有關《中國之春》的報導後，激動得流淚，中國要民主，這是人民的心聲。……我才從中國大陸移民出來，在車衣廠做工，生活非常窘迫，但為了中國的民主事業，我願意拿出一點錢來，作一個小小的貢獻，今後，只要我還活著，能做得動活，我都要為《中國之春》做一點小小的捐獻。」當然，來自反面的意見也有，比如，有的來信謾罵《中國之春》和王炳章是「叛徒」，「民族的敗類」等等，這類信件，一些可能是受中共在海外的團體的唆使，一些也可能是出自他們自身的認識水平，但不管怎麼說，一石驚浪，各種意見都表達出來了，這也證實了《中國之春》在海外的中國人中確實造成了影響。

　　自《中國之春》第二期起，也就是一九八三年二月，《中國之春》正式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總部」的名義，發表了第一號和第二號公告，第一號公告公佈了《中國之春》聯絡站的活動宗旨，即：一、宣佈《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觀點與立場，聯絡、彙集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斷壯大組織力量；二、協助《中國之春》雜誌，並為《中國之春》雜誌寫稿、組稿；三、根據各地實際情況，組織國事討論及演講會。利用一切形式、包括文藝活動、聯誼活動等，擴大宣傳；四、服務海外華人，如幫助大陸留學生、新移民解決入學、就業、居住等問題；五、運用各種渠道作到外情內達，內情外達，將《中國之春》雜誌及信息傳入中國大陸，並協助將國內消息及稿件帶到國外，以促進國內民主運動的發展；六、為《中國之春》籌款」七、定期向《中國之春》總部匯報並向其他兄弟聯絡站交流活動情況。在「中國民聯」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中國之春》就有了一定的組織規模，並出現了一批有理想、有獻身精神、有較好素質和一定工作能力的基本隊伍，他們大多來自中國大陸，亦有來自台灣、香港、東南亞等地，如：姚月謙、黃拔、吳儉祥、劉梓 、林燕君、譚純、薛偉、楊懷安、汪岷、李然、劉萬禎、蘭劍、吳儉祥、高春泥、郭曉佐、汪洋、楊雲、郭平、林憔清、怡文、沙林、南明、馮斌、馬汀等人，相繼在美國的各大城市如紐約、舊金山、洛杉磯、休斯敦、芝加哥、波士頓、華盛頓、匹茲堡、新澤西州以及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多倫多、溫哥華、日本的東京、橫濱、名古屋、香港和澳門、歐洲的法國、比利時、荷蘭甚至非洲的毛里求斯，都建立聯絡站。與此同時，也將觸角伸向中國大陸，一些中國大陸的省份和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河北、四川、湖南等，也有了秘密聯絡網絡。

　　一九八三年五月，《中國之春》第三期在其社論中，提出「徹底變革中國社會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並提出政治上的五項主張，即：一、廢除一黨專政；二、黨、政、軍、法分離；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四、各級民意代表及各級行政首腦應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五、實行聯邦制，制定新憲法，解決祖國統一、香港及少數民族地位的問題。經濟上也提出五項主張，即：一、終止中央集權計劃經濟，實行指導性市場經濟；二、在工業、農業、商業及其他經濟領域，允許多種經濟體制同時存在並在平等地位上互相競爭；三、制訂明確法律保障私人財產、私人投資和私人企業；四、企業由工人和技術人員組成職工委員會管理，黨委不能領導職工委員會。五、農民對土地有擁有權和使用權。其中「民主、法治、自由、人權」於該期首次以宗旨提出，並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即《中國之春》第八期發展成為「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八字方針」，正如王炳章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一年總結及今後任務」一文(見《中國之春》第十期)中指出的：「『八字宗旨』的提出……簡潔、鮮明地概括了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宗旨，引發了熱烈的反響，呈現了巨大的凝聚力。」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不依附於任何政治勢力的政治組織，在「中國民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過的章程總綱的第二條裡，就明確指出：「本聯盟以獨立自主為準則、聯合一切民主力量(包括國、共兩黨和其他政黨在內的民主力量)，從根本上變革中國現行的專制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見《中國之春》第十期)但在成立之初，在國共兩強的夾縫中生存和成長的《中國之春》是極為艱苦的，一方面，它來自中共刻意的造謠、誣蔑和混淆視聽，另一方面，也來自一些人士的認識上的錯覺及誤解，使《中國之春》的獨立立場履遭歪曲，對此，《中國之春》為捍衛自身的獨立形象和獨立立場，做了一些必要的澄清、闡明，對一些惡意中傷的謠言也進行了嚴正的批評和駁斥。

　　《中國之春》雜誌的發行和「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出現，自然給中共政權以震撼。雖然《中國之春》從誕生起就採取和平、理性的態度並積極採取同中共對話，但中共卻對《中國之春》極端地敵視。自中共執政以來，對其政治異見者無不採取鐵血鎮壓的殘酷手段，故在中國大陸，持不同政見者是難以生存的，遑論反對派組織，而「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卻以組織形式，頑強地、蓬勃地出現在中共權力所不能觸擊的美國，這對中共來說，當然是既叫他們震怒又叫他們感到棘手的事。從《中國之春》舉辦第一次新聞發佈會，中共控制的「新華社」拒絕出席始，中共便明確地表明了他們視「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為反革命組織」的立場，而這種立場，直到「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發展為「中國民聯」的十年後的今天，仍未有絲毫鬆動。

　　和「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同步而來的，是「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同中共複雜而又激烈的鬥爭。這是一場特殊的戰鬥，因為主要戰場是在美國，故中共無法施展其鎮壓機器，在這種無奈的情況下，他們只有通過一些「朋友」或其資助的報紙等，施出造謠、誹謗、人身攻擊等手段。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國之春》假希爾頓飯店五二四號會議室宣告誕生成立，緊接著，便有一些人和一些報刊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說《中國之春》背景不簡單，因為希爾頓飯店是紐約第一流旅店，如果沒有複雜的政治背景和強有力的經濟來源的支持，《中國之春》的人怎能住得進去和利用此地開會呢？並且還謠傳出在希爾頓旅店開會時，有一位健碩的美國「保安人員」陪同，由此，他們進一步稱《中國之春》實際為「美國之春」，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一手操縱和控制的。為了澄清謠言，《中國之春》專門撰文作了闡明，指出：首先，《中國之春》沒有任何人在希爾頓旅店住過，為了開會，《中國之春》人士住的是最廉價的旅館，每天為二十元，而且只有兩張睡床的房間，就容納了四個人，兩人睡床，兩人睡地板，此種情況，不僅為許多記者親眼所見，亦有單據為證。再，希爾頓旅店的五二四會議廳是臨時租用的。租金為一百五十元，加稅兩元，一位中國大陸留學生資助五十元，另一朋友資助一百零二元。至於那個被描寫的活靈活現的「美國保安人員」，說穿了實在使謠言的製造者顯得又可悲又可笑，他是希爾頓旅店專門負責安排出租會議室等方面事務的總管。舉行記者招待會的頭天下午，他還不太願意將會議室出租給《中國之春》，擔心記者會發佈的新聞是否有「爆炸性」，引起騷動或危險，影響到希爾頓旅店的安全。經過一番耐心的說服，他方才勉強答應借租。開會期間，由於他放心不下，常到會議室來看看，沒想到竟被一些報紙「筆底生花」，寫進「一個身強力壯的保安人員」參加了記者招待會的「神話」裡去了。

　　這一謠言剛被戳破，另一謠言又接踵而來，當時，《中國之春》有兩個公開的郵政信箱，其中一個設在紐約的洛克非勒中心郵局。殊不知，就是這個小小的郵政信箱，竟引起了一場風波。某報文章稱：「民運」的對象就是中國大陸，信箱應該設在華埠附近或上城區的哥倫比亞大學郵區，怎麼會設在少有華人居住的中城洛克菲勒中心呢？後來，傳言越演釋越玄，竟被說成《中國之春》的辦公室也設在「洛克菲勒中心」了，並進一步提出質疑，似乎成了《中國之春》得到了美國方面資助的「有力的證據」。當然，事情雖只是一個小小的郵箱引起，但隱藏在後面的卻是充滿殺機的激烈的戰場，為了保護《中國之春》的聲譽，《中國之春》不得不又著文戳穿這一謠言。

　　這時，中共開始在中國大陸內部傳達《中國之春》的問題，指出「王炳章等人創辦的中國之春系由台灣國民黨方面泡製」。最早對《中國之春》發表意見的，是中共高層領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勳，他在訪問法國時，就明確指出，「台灣」方面的國民黨是《中國之春》的「後台」。無獨有偶，又有一家由中共資助的美國華文報紙，緊跟中共的腔調，無中生有地刊載了一篇文章，指《中國之春》某成員，在《中國之春》誕生之前，曾秘密赴台灣和國民黨當局會晤。言下之意，指《中國之春》是國民黨「反共」的「御用工具」。在《中國之春》的駁斥下，這家報紙拿不出任何證據，證明《中國之春》的人在何時、從何地、用什麼方法去台灣的？

　　這些謠言，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想把《中國之春》和美國或台灣國民黨連在一起，把它說成某一政治勢力的「御用工具」，進而達到歪曲、扼殺民運、阻扼民眾的效果。

　　更有甚者，中共還採取了惡毒的人身攻擊的手法，抹黑《中國之春》，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假借一家號稱持中間立場的報紙的版面，發表了中共新華社採訪的「石家莊長安區人民法院副院長的談話」，這篇稿子是中共駐美的新聞機構提供給他們的，該談話針對的並非王炳章的政治理念，而純粹是揭露王炳章在中國大陸所謂的「生活作風和品質問題」。與此同時，又有兩家報紙刊登了王炳章的前妻「王玉蘭」的公開信，稱王炳章如何「行為不軌」、「不講良心」，勸他「懸崖勒馬、回頭為好，贖罪自有機會，否則下場不堪設想」等等。在這裡，中共所用的是一貫卑鄙的伎倆，為了斗倒其政治對手，就先在生活作風上把對方搞臭。姑且不論王炳章在中國大陸期間是否有「生活作風問題」，但作為一個地方副院長，職掌司法，居然在案件未經檢察官起訴前，就對該案當事人口誅筆伐，大加定罪，顯然是一種定罪於先的違法行為。僅此一點，就充分顯示了中共有法不依同時又不懂法律，藐視、踐踏法律的本質，也充分顯示了中共將政治超越法律的不公正性。

　　中共利用「生活作風」問題對政治對手進行攻訐，將一場嚴肅的政治理念之爭變成了庸俗、卑劣的人身攻奸，自然引起了有正義感的讀者的不滿，阿修伯著文道：「海外左派另一個打擊中國之春的手法就是針對王炳章的婚姻問題大作文章。其實，王先生的個人私生活與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並沒有絕對關係，不應混為一談。」夏門在「斗臭豈能掩飾真相」一文中指出：「可惜的是王玉蘭卻被『政治』利用了，而這一利用的結果，對王玉蘭而言，乃鑄成了再也無法彌補的大錯與悲劇，中國新聞社就利用一介弱女子來做政治工具，實在是不可原諒之舉。」樂軒在「評論《中國之春》案件本末倒置」中說：「然而，使人不安的是，圍繞《中國之春》事件的討論，似有由十億人口的中國的大方面，降格為純就該組織發言人的個人道德操守取代運動本身的意義之嫌。」「筆者希望，我們若確認王炳章乃欺世盜名之徒，宜仔細就此人的政見及作法引經據典逐點駁斥之，少在其三角關係上做文章。若有哪一天，中新社發出報導，引述馬列理論和中國實際，駁倒王炳章的『謬論』，則為國之大幸。」可惜的是，十年過去了，直至今天，中共除了對「中國民聯」打棍子、戴帽子和強力施加政治高壓外，從來沒有見過他們以心平氣靜的說理態度，來駁倒「中國民聯」的「謬論」的。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在海外的蓬勃興起，在那一段時間內，確實給中共以激烈的衝擊，特別是使中共派駐美加的外交部門措手不及、懵頭懵腦亂了方寸，他們在對待留學生和出國人員上，簡直手忙腳亂，如驚弓之鳥。有幾件事情可以說明，一件是中共公派出國的地球物理學家劉銑冰，擺脫了中共的控制，以政治難民的身份申請在加拿大居留，他發表公開申明稱，之所以這樣做，就是受到《中國之春》的鼓舞。而另一名中共公派留學生陳振雄，到中共駐渥太華大使館領取旅行文件時，被突然劫持，並押返中國大陸。稍後，還有一名留學加拿大的公費女留學生崔城玉，在被中共領事館迫令接受監視居住後，亦自殺身亡。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美國，在舊金山，中共突然召回五名音樂學院的交換學生。這五名留學生獲得了全額獎學金，計劃留學四年，卻在只過了十三個月後，突然不明不白地被中共方面通知結束留學計劃，沒有多久，他們亦在中共領事館的監督下離開美國。而很明顯的是，這些被遣返的留學生，都是因為政治原因，得罪了中共，他們或是《中國之春》的支持者，或是企圖「叛逃」分子。上述四椿不尋常的事件，均發生在《中國之春》宣告成立的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這反映出「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確已在中國大陸的留學生中產生了巨大的感召力，中共外交人員對他們所採取的激烈手段和強制行動，證明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所造成的強烈效果。

　　《中國之春》從創刊號發行起，即開始小心翼翼地著手建立各種向中國大陸輸送雜誌、訊息的渠道，以及在中國大陸設置秘密聯絡網絡，這一工作是艱巨的、困難和充滿危險的，但仍取得了不少成績。中共對《中國之春》向中國大陸的滲透採取了特別防範的措施，據美國「華語快報」和「北美日報」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載：中共海關給美聯社北京分社一項通告，稱：「根據郵遞條例，我們已經充公了兩本由美國寄給你們的《中國之春》雜誌，因為這份刊物在政治上、經濟上、道德上和衛生上，都是對中國有害的。」這充分表現出中共對《中國之春》的懼怕和提防的心理。

　　總之，《中國之春》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內，就開創了一個良好的開端，迅速的發展起來了。

　　但是，無須迴避的，在《中國之春》內部，也充滿了複雜、紛紜的問題，可以說，自它成立之日起，很長一段時間內，它都處於一種內部的時起彼伏的糾葛、爭吵乃至激烈鬥爭的狀態中，以至有時甚至嚴重到影響整個組織運作的程度。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對於其中的是是非非至少在目前，亦很難有明確的結論。這裡主要的原因是來自中共。中共在一本題為「無硝煙的戰爭」的書中，就明確地提出對待「中國大陸在國外的反動政治勢力」的「重要策略」，就是利用矛盾、區別對待、爭取多數、打擊少數、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但他們是如何應用這一「重要策略」的，《中國之春》並不全面掌握。再一個原因，就是「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畢竟是一個處在幼芽時期的政治組織，在搜索內部的合理的運作形式的過程中，難免會引起這方面或那方面的衝突。第三個原因，也可能是一條最值得檢討的原因，是除了建立一整套民主運作的制度和相互制衡、監督的機制外，組織內部的核心領導人物的民主素養和鍛煉至為重要，要自覺地、主動地服從組織內部機制的制衡，反對任何方面的「獨霸作風」和「黑箱作業」。

　　從八二年十一月中旬《中國之春》誕生，到八三年十二月「中國民聯」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僅僅一年多一點的時間，「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就出現了二次分裂，第一次是《中國之春》創刊號發行前不久，李林、梁恆、宦國蒼先後宣佈退出《中國之春》，四名最早為《中國之春》做出奉獻的人就走了三人。之後，在王炳章的主持下，再組總部，第二批總部的工作人員有王炳章、汪岷、張偉、楊懷安、馬汀，但工作不到半年，雙方就矛盾激化，張偉、楊懷安、馬汀又被迫離開，汪岷雖留任到中國民聯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後，工作了一段時間，亦不歡而去。由於《中國之春》在中國大陸留學生中的號召力，立志投入民運的大有人在，人事上是不會枯竭的，所以，王炳章仍不愁重新再做人事安排，正因為這樣，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之春》的人像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當然其中也不乏主動請辭的人，但大多是滿懷希望地進來，敗興失望地離開，還有的人走了，就再也不同《中國之春》來往與聯繫，這樣不和諧的狀況，當然是不能視之為正常現象的。

　　王炳章在「中國民聯」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做了題為「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一年總結及今後任務」的報告，他談到：「我們還應該深刻地檢討一下中國之春運動總部的工作機構曾出現過的兩次分裂……總部負責人應承擔的責任是：運用幹部不慎、民主修養不夠、未能及時健全各項制度以及對個別人員的工作安排不妥。」他又說：「在這兩次事件中，對以下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一、民運人士要在運動中不斷加強自身的民主意識；二、民運人士要樹立正確的民主觀；三、民運人士要勇於面對矛盾，面對現實。」他說的都很對，和他的反對者宦國蒼說辭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但理論上的共識卻阻止不了行為上的分裂，這一點是很難讓人理解的。宦國蒼說，他在辭職並宣佈退出《中國之春》時，坦率地談了他對組織的看法。他說：「《中國之春》(民聯)及海外民運有沒有一些值得吸取的經驗和教訓呢？據我的觀察，下述幾點也許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一個追求民主的政治組織不是家族制企業。需要在內部建立一套完整的民主運作、監督機制，特別防範在財務、人事及內部選舉上的漏洞及作弊；第二，草根組織運作的重要性應遠甚於『明星制』運作。任何『明星制』只要他或她是組織成員，就要受到相應的制衡。「名人」政治對政治流亡組織的害處大於益處。第三，民運刊物應該是一個民主論壇，而不應該是自我或相互吹捧的工具。有爭論應平等地發表雙方觀點，而不是或者只讓一方發表批評文章，不許反駁，或者以『編者按』的形式來冒充『公允、客觀』的一方，打另一方。不然的話，它就與一黨專制下的黨報一模一樣，第四、民運人士要守法。如果在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肆意觸犯刑律，與黑社會狼狽為奸，還談什麼『民主』呢？第五、民運組織與民運人士是生活在一個開放社會中而必然要受到社會輿論與媒體的監督。如果認為非民運團體或成員就不能批評民運人士，那麼就等於說不是共產黨就無權批評共產黨幹部。我相信，套用這種邏輯的朋友也許能『談』民主，但卻不會實行民主。從本質看，他們與他們所反對的體制沒有區別。」(見《中國之春》一一六期宦國蒼：「我與中國之春」)

　　反對者的意見是可貴的，宦國蒼至少從兩個方面提出了意見：一、必須注重和加強組織內部的建設，即建立一整套適合《中國之春》的民主運作的制度和監督機制；二、使所有組織內部的人，包括組織核心的領導人物，都要受制於這個監督機制之下。這個問題，其實早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興起之日，就已經嚴肅地提到日程上來了。

　　但現在的「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畢竟還處於草創時期，對其不完善或不具備的各項民主制度及制衡措施，人們尚可因為其「幼稚」而予以諒解。

　　《中國之春》在成長，在前進，「願化作驚蟄之雷」(王炳章語)，這個不僅是王炳章的願望，也是廣大《中國之春》民運人士的願望實現了，一批一批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懷著拯救中國、向專制制度挑戰的熱情，投身到「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行列中來，以驚蟄之雷的勇氣和氣魄，呼喚著中國的春天。

「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的召開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三十日，「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在美國紐約召開了第一屆世界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共五十三人，他們來自美洲、歐洲、澳洲、日本、香港、台灣、及中國大陸等世界各地。

　　大會由汪岷致開幕詞。

　　王炳章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執行小組提出了工作報告。

　　汪岷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執行小組作了關於中國大陸當前形勢的報告。

　　王炳章在題名為「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一年總結及今後任務」的報告中，對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一年的工作作了全面總結與檢討，並對今後的工作提出了意見。該報告分五大部分：一、理論宣傳工作。一年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通過下列途徑進行了民運理論和民運信息的傳播，即：(1)創辦了《中國之春》雜誌；(2)借助中外新聞媒體，造成了民運聲勢、擴大了影響；(3)舉辦了講演會及座談會；(4)提出了「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八字宗旨；(5)在理論上，加強了對多元化理論的探討和闡述，對「公有制」經濟理論進行了挑戰，對「四個堅持」作了批判。王炳章還指出理論研究及宣傳工作的不足，即：(1)一支民主理論的隊伍尚未形成；(2)理論研究顯得無力；(3)宣傳工作缺乏紮實作風；(4)《中國之春》雜誌尚沒有辦出機關刊物的特點及水平。二、民主運動的推展及組織的籌建。王炳章總結了一年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推展的成績以及各地的聯絡站的成立的情況，並對「中國之春民運總部」的兩次分裂作了檢討，並指出：(1)民運人士要在運動中不斷加強自身的民主意識；(2)民運人士要樹立正確的民主觀；(3)民運人士要勇於面對現實、面對矛盾。三、公共關係。王炳章總結了一年來在拓展公共關係方面的努力，如對「東亞人權協會」、「美國工人和藝術家支援波蘭團結工會委員會」、「國際特赦」、「國際反集權聯盟」等組織取得的聯繫，以及和華人社團、華裔新聞從業者、學者、作家、教授等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四、財政工作。王炳章指出，「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經費來源有七個方面：(1)《中國之春》雜誌的訂費及贊助費；(2)演講當場募捐；(3)舉辦籌款餐會；(4)會員費及成員贊助費；(5)台灣民間捐款；(6)世界各地僑胞及僑社捐款；(7)外國友人的捐助。他說：我們在運動開始時曾宣佈不接受以政府名義和執政黨名義的捐款，目的是為了保持運動的獨立性，我們過去恪守了這個原則，今後仍恪守這一原則。他還指出：在財務開支方面，由中國之春財務小組全權掌握。開支的原則是做到三條保證：(1)保證雜誌的經費；(2)保證一定數量的香港聯絡站的經費；(3)保證一定數量的國內活動經費。五、今後的任務。(1)堅持獨立立場和維護獨立形象。(2)充實理論、鞏固後方、支援前線、推進主戰場。充實理論即繼續辦好《中國之春》雜誌，並把重點文章譯成英文出版，雜誌送到留學生，中共駐外機構及國內重點單位的手裡。鞏固後方包括繼續擴展組織，聚集人材，加強組織建設，健全各項制度。廣開財源。民運內的各級機構要遵守所在國和地區的法律。尋求國際支持。支援前線即把港澳工作做好，健全港澳聯絡站，與港澳同胞爭民主的運動相結合。推進主戰場就是「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重點是在中國大陸，這就要求我們：(1)在中國大陸留學生及訪問學者中積極開展工作；(2)在回國探親、旅遊、講學、定居及從事其他活動的海外僑胞和學者中積極開展工作；(3)在中國大陸出國探親者及各種外出訪問團中積極開展工作；(4)請自由進出中國大陸的外國朋友給予協助；(5)利用一切與中國大陸發生聯繫的途徑，從而把「自由民主的思想、法治人權的觀念帶回國內。」(見《中國之春》十期王炳章：「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一年總結及今後任務。」)

　　十二月二十九日，代表大會通過「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章程」，正式將「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更名為「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該章程分三個部分，即：一、總綱、二盟員、三組織。「總綱」提出「中國民聯」的宗旨為：「本聯盟以獨立自主為準則，聯合一切民主力量(包括國共兩黨和其他政黨在內的民主力量)，從根本上變革中國現行的專制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本聯盟現階段主要政治和經濟主張為：廢除一黨專政，實現民主法治，保障私有產權，提倡多元經濟。」「本聯盟現階段之工作重點是推展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近期奮鬥目標為：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四個堅持」，釋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見者，爭取持不同政見的民辦報刊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提倡自由選舉各級人民代表。」「本聯盟為和平統一中國而努力，中國的統一須有國、共兩黨以外的政治力量及人民層面的廣泛參與，不容任何政黨包辦。」在「盟員」部份內，規定了盟員的權力及義務。在「組織」部份內，規定了少數服從多數、尊重少數人的意見，允許反對意見存在，以及組織的架構，即設總部、分部、支部、小組四級，上級協調下級和選舉規則：「本聯盟最高協調機構為總部委員會，由主席、副主席(1——2名)和委員若干人組成。總部委員任期暫定二年，連選連任，但主席一職，連任不超過兩屆。並設立「監察委員會」，以監督制衡總部委員會之工作。還有罷免等程序的規定。(見《中國之春》十期「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章程」)

　　「中國之春第一屆世界代表大會」選舉了「中國民聯」的領導成員，即：

　　主席：王炳章。副主席：汪岷。聯盟常務委員：王炳章、汪岷、吳儉祥、林樵清、姚月謙、南明、馮斌、蔡小健、劉萬禎。聯盟委員：少軍、王炳章、尹重光、希民、沙林、汪岷、李國鵬、吳煥章、吳儉祥、林木森、林憔清、馬汀、金陵、怡文、武偉、南明、姚月謙、郭曉佐、陳光、高春泥、薛偉、楊雲、楊士心、梁偉寶、馮斌、張翔、蔡小健、劉梓桑。聯盟監察委員為：汪洋、李然、李一諤(日本和香港委員各一人名)。

　　「中國之春第一屆世界代表大會」的召開，宣告了「中國民聯」的成立，並標誌著海外的中國大陸民主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對於「一大」召開的具體情況，「一大」代表陳雪有一段形象、生動的回憶，他寫道：「在紐約一個偏僻的同胞開設的小小的公寓裡，樓上、樓下、客廳、廚房，來自五大洲、四大洋的朋友促膝而坐、抵足而眠、風雨之夜相互扶持、相互關照。互不相識，卻一見如故，傾談之下，相見恨晚成為莫逆之交、終生之友。新年除夕，公寓老闆無嘗捐贈一餐餃子，當眾人唱著一曲又一曲『松花江上』等歌曲，把思鄉之淚、把憤時愛國之淚，把對華盛頓、傑弗遜、盧梭等民主制度和思想的創導者的崇敬之情，灑在了一起，匯成了巨浪。「一大」是在嚴密、緊張、熱烈的氣氛中舉行的。第一天的會議正要進行，突然宣佈轉移會場。原因是有人報警，說這是一個暴力恐怖集團在開會，要求警方前來取締。於是，代表們立即起身轉移到另一個會場。會場門口，雇了一位黑人彪形大漢作門衛，煞是有趣。會上的爭論是極其激烈的，不外路線上的暴力革命與和平改革之爭，組織上的政黨政治與壓力團體之爭，作風上的民主與專斷之爭，以及人事上的糾紛，財物上的糾葛等等。這說明，這些問題，從開幕伊始，便就糾纏著這個組織……而關於這個組織的命名問題，也有以《中國之春》為名，或另起一個名的激辯。最後還是少數服從多數，以「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為團體之名，以《中國之春》為雜誌名稱。(見《中國之春》一一六期陳雪「理性·淨化·紮實」)

讓中國大陸政府和人民認識和瞭解「中國民聯」

　　「一大」召開後不久，就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趙紫陽訪問美國的消息。

　　「中國民聯總部」召開緊急會議，認為在趙紫陽訪美期間，美國的輿論重心及大眾話題將再次轉向中國大陸，這是一個良好的時機，各種和中國有關的政治力量都會利用它顯示自己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意向，並借助大眾傳播媒介，讓社會對自身有更深入的瞭解，特別是剛成立的「中國民聯」，更需要向中共高層表達他們的願望。所以，總部在盟內作了動員，將積極參與「歡迎趙紫陽訪美，向中共高層表達我們的願望」的活動。

　　他們首先擬定了「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給趙紫陽總理的公開信」信內，「中國民聯」表示：「我們歡迎趙紫陽訪問美利堅合眾國」，並向趙紫陽介紹了剛剛誕生的「中國民聯」及其活動宗旨，向中共提出了四點要求，即：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結社自由的條款，要求「中國民聯」在中國大陸合法註冊；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出版自由的條款，要求《中國之春》雜誌在中國大陸合法註冊、出版和發行；三、要求釋放在中國大陸獄中的一切持不同政見者；四、要求與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國代表團會見和商談。(見《中國之春》十期「中國民聯給趙紫陽總理的公開信」)。

　　一九八四年一月九日下午，即趙紫陽抵達華盛頓的當天，「中國民聯」在離趙紫陽下塌的麥迪森旅館數百米外的戈蘭瑪雪旅館舉行了中外記者會，會上，「中國民聯」發言人介紹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及剛成立的「中國民聯」散發的「給趙紫陽的公開信」，出席記者會的有：中共新華社、美聯社、國際合眾社、法新社、美國ABC、NBC電視台、《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盛頓時報》、《長島新聞》、《加拿大環球郵報》、日本《讀賣新聞》、《產經新聞》、日本《世界日報》、台灣華視、《中國時報》等。傍晚時分，「中國民聯」成員在麥迪森旅館前進行了請願活動，其時正好碰上趙紫陽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進入旅館。中國民聯成員手持著「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標語牌，高呼：「趙紫陽等一等，公開信交給你！」「我們要民主！」等口號，並把公開信、《中國之春》雜誌及一些宣傳資料送到了某些代表團員手中。第二天，也就是一月十日上午，是趙紫陽總理和裡根總統正式在白宮會談的日子，一大早，華盛頓的白宮門前就掛出了一條醒目的標語：「用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的召開迎接趙紫陽總理訪美。」「中國民聯」成員在白宮正門再次進行了請願活動，有的成員則在側門向中國政府代表團散發雜誌和傳單。還有一些人和中國政府代表團的個別成員及新華社記者進行了面對面的辯論和交談。這些代表團的成員和記者說：「我們承認中國需要民主，但你們在外國人面前這樣作會丟自己國家的臉。「中國民聯」的人則回答：「要民主並不丟臉」，把國家搞得一窮二白才丟臉。民主是沒有國界的。」當天下午，「中國民聯」總部的兩名常委——中國大陸留學生南明和王炳章應邀參加了美國共和黨華裔全國委員會在白宮舉辦的中國問題聽證會，他們在發言中闡述了「中國民聯」的政治宗旨，提請美國政府在與中國大陸政府打交道時，應關注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一月十二日晚，在華盛頓有兩個宴會，一個是趙紫陽以主人身份舉行的答謝宴會，一個是左派華人舉行的歡迎趙紫陽及中國大陸政府代表團的宴會，「中國民聯」成員再度來到宴會大廳外，向中國大陸政府代表團請願，並散發了宣傳品。

　　當然，「中國民聯」的請願活動並沒有得到中共的回應，但卻達到了向中共高層表達「中國民聯」的心願的目的，使中國高層知道了「中國民聯」的存在以及「中國民聯」的政治主張。

　　另一次對「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的重要的宣傳活動是在美國洛杉磯舉行的第二十三屆世界奧運會上。為了迎接中國大陸的參加奧運的代表隊，《中國之春》雜誌在第十四期上發表了題為「歡迎海峽兩岸奧運代表隊」的社論。中國大陸代表團第一批人員是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六日抵達洛杉磯的，第二天，在奧運村舉行了升旗儀式，由於奧運會的安全保衛工作做得十分嚴密，故在儀式中，「中國民聯」的人無法進入。但在升旗儀式結束時，儀式外圍參觀照相的中國大陸記者團開始離開現場，可他們卻沒有料到，剛走了沒多久就一下子碰到了派發《中國之春》雜誌和傳單的「中國民聯奧運特別工作組」成員少軍，少軍主動向前和他們打招呼，而這些記者似有閃避之意，但少軍滿臉是笑，在「盛情難卻」之下，一位似負責人模樣的人接受了一本第十四期《中國之春》。「領導」帶了頭，記者們蜂擁而上，爭著向少軍索取雜誌和傳單，有的甚至說：「多給我幾本，我還有朋友要看。」那位「領導」看見記者爭先恐後搶索《中國之春》，感到很尷尬，便對少軍道：「你們不好好唸書，怎麼來幹這種事？」少軍回答：「我是從大陸來的留學生，我書讀得很好，已經在北美大學畢業，現在是一名核子工程師。」這位「領導」無言以對。這些人拿到《中國之春》後，雖然也有個別的兩個人出來不痛不癢地指責幾句，但大多數記者都站在一旁聽少軍的宣講而笑不作聲，也有的忙著翻閱雜誌。其中有一個代表團的成員私下向一個也站在旁邊、卻沒有暴露他的「中國民聯」身份的人說：「我們在國內都聽說過中國之春，知道是由留學生搞起來的，但不知道具體他們在做什麼，我們很想借這次出國的機會，多瞭解一下中國之春。」在七月十七日「中國民聯」和中國大陸記者團的這次接觸中，少軍一共散發了數十本《中國之春》雜志。七月十八日，「中國民聯奧運特別工作組」和伍凡、張愛等人所領導的洛杉磯支部決定召開一次記者會，他們向洛城各華文報刊登出邀請的同時，亦派柳期陽、少軍二人前往中國大陸奧運記者團下塌的假日大酒店，向中國大陸記者團發邀請信，但經請示上級以後，得到了「不能出席」的指示，故在七月二十日下午「中國民聯」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中國大陸奧運記者團無人出席。會上，「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講述了「中國民聯」在奧運會期間的活動原則，他說，「中國民聯」歡迎海峽兩岸的運動選手共同參加比賽，同時「中國民聯」會積極主動與海峽兩岸運動員、工作人員、新聞工作者進行接觸，使兩岸的同胞更加瞭解我們，並把他們對「中國民聯」的瞭解帶回大陸和台灣，為此，「中國民聯」將積極為海峽兩岸運動員及工作人員的直接接觸創造條件，並為來自兩岸的運動員提供服務。對中國問題，王炳章又指出「中國民聯」的看法：一、「中國民聯」主張和平民主統一中國，中國應在一個民主憲法下獲得統一；二、對於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既不完全否定，又不完全肯定，而是要「肯定鄧小平、批評鄧小平、超越鄧小平」。七月二十日中午，中國大陸奧運會第二批隊員抵達洛杉磯機場，「中國民運奧運特別工作組」派出五名人員到機場迎接，這時，中國大陸的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體育報」等單位的記者也在候機坪等候，「中國民聯」的人就主動把歡迎傳單和《中國之春》雜誌送到他們手中，並與他們三三兩兩地進行交談。就在這個時候，載有中國大陸運動員的中國民航班機徐徐降落了，記者們紛紛集中到被允許攝影的一個門口，中國大陸駐美國大使章文晉等官員則走向飛機出口處迎接運動員，「中國民聯」的兩個成員借這一機會，在記者群中高高舉起了「中國之春歡迎您！」的標語，標語是白布、橫幅、紅字，十分醒目，章文晉猛一轉身，看見了這一標語，先是一愣，然後迅速向身邊的人使了個眼色，那個人就去找保衛人員，指著標語說了半天，保衛人員客氣地走到「中國民聯」的成員面前，說這裡是記者照相的地方，舉標語可以到其他地方去，「中國民聯」的人立即轉移方位，選擇了在運動員出機的正前方舉起標語，這個地方反倒較原來的地方更為醒目。在以後的日子裡，「中國民聯奧運特別工作組」在負責人林樵清、薛偉的領導下，仍堅持不懈地為「中國民聯」作宣傳工作，比如，民聯成員天天開著掛有「中國要民主」、「中國之春歡迎您」等標語的旅行車在洛杉磯的大街小巷穿梭，遇到中國人聚集的地方就停下來演講，每天黃昏都有民聯成員在中國選手住宿的地方等待，一遇到他們便和他們交談，並贈送雜誌和禮物。在餐會或運動場上，隨時都會發現印有民聯訊息的小卡片散播在不同的角落。信息的傳播是成功的，幾乎所有的來自海峽兩岸的運動員或工作人員，都或多或少地和民聯打交道或傾談過，也有很多人如著名的運動選手李寧、朱建華等，都收到過「中國民聯」的宣傳品和「中國民聯」所贈的小禮物——一支刻有「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表筆。除此之外，「中國民聯」還為中國運動員們提供了不少服務，如交通接送，翻譯，照相，傳遞等，其中民聯成員林樵清在奧運前夕一場聖安東尼學院安排的邀請賽中，做過跳高選手朱建華的英文翻譯，使他順利地應付了外國記者的採訪。

　　為了讓中國大陸政府和人民能夠認識和瞭解「中國民聯」，「中國民聯」不放棄任何一個可以和他們接觸的機會，如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國民聯總部」派出王炳章、林樵清、薛偉、劉剛等，參加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由美國亞洲學會舉辦的中國統一問題探討會，在會上，和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李慎之短兵相接，李慎之在會上邀請美國、台灣的學者到北京開會，唯獨對「中國民聯」不置一詞。王炳章起立發言道，李所長邀請的人中，也應包括「中國民聯」，北京政府現在正竭力宣傳「一國兩制」，可是，連《中國之春》都容忍不了，連自己派出的、推動改革的留學生都容忍不了，把中國之春一班留學生打成反革命，還怎麼能讓人相信它的統戰誠意？讓人相信「一國兩制」的保證？他的發言引起數次熱烈的鼓掌。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國大陸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訪問日本，在此期間，「中國民聯日本分部」向中國駐日大使館、中國大陸駐日官方機構和團體組織、各大學的大陸留學生以及日本新聞界，散發了「中國民聯日本分部致彭真委員長的公開信」，並在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借日本某政治團體的宣傳車，車上懸掛著「中國要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在東京鬧市區及中國駐日使館附近進行了宣傳演講。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國政府國家主席李先念對美國進行了為期十天的訪問，隨行人員中有國務院副總理李鵬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兆國。二十二日下午，「中國民聯」就在華盛頓舉行記者招待會，散發了致李先念主席的公開信，然後到李先念下塌的麥迪森旅館前，舉行了請願、遊行活動。二十三日上午，裡根總統在白宮與李先念舉行了會談，「中國民聯」請願遊行的隊伍移到白宮正門。二十三日下午和二十四日上午，「中國民聯」總部派出一個靈活的小分隊，沿著李先念的代表團參觀、訪問的路線，採取見縫插針的方式，一有機會，便上前與代表團成員接觸，把《中國之春》雜誌和宣傳品發給他們。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國大陸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團，在班禪、彭沖的率領下，首次訪問澳洲，「中國民聯澳洲分部」印製了中英文的宣傳特刊，並寫了致彭沖、班禪的公開信，廣泛郵寄，散發到有關單位和機構以及各界人士。一九八六年六月中旬，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訪問英、法、德等歐洲國家，「中國民聯巴黎支部」、「中國民聯西德聯絡站」也向各界散發了致胡耀邦的公開信，信中要求釋放政治犯、恢復民主牆、允許持不同政見的政治團體在中國大陸合法進行各類活動。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由中國大陸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率領的教育代表團一行九人到達舊金山，「中國民聯舊金山支部」的成員向他們派發了「中國之春簡訊」。一九八七年九月九日，中國大陸人大代表團在王任重的率領下，訪問溫哥華，「中國民聯溫哥華聯絡站」積極開展活動，通過各種可能的機會，與人大代表團接觸，並成功地將十四本《中國之春》雜誌送到了每一個代表團成員手中，其中也包括團長王任重、副團長王漢斌和宦鄉。其他還同大陸留學生召開座談會，到各大學演講、參加關於中國問題的研究討論會等等，由於次數頻繁，這裡就不再一一列舉了。總之，「中國民聯」總部以及遍佈世界各地的分部、支部、聯絡站等。都十分注意把握每一個機會，積極、主動地宣傳和擴散「中國民聯」的影響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

把中共迫害持不同政見者的事實告訴全世界

　　「釋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見者」，是「中國民聯章程」規定的「近期奮鬥目標」之一(見《中國之春》十期：「中國民聯章程」)自「中國民聯」成立以來，他們一直把這一工作擺在很重要的地位，利用其海外的有利條件，不斷搜集中共迫害持不同政見者的真實情況，並將它傳播給全世界，呼籲國際間對中共人權問題的關注。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是中國大陸著名的民運鬥士魏京生被捕五週年的日子，《中國之春》雜誌在其第十二期，刊出了紀念專輯，除轉載了魏京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在北京「民主牆」上貼出的著名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外，還發表了本刊評論員的「魏京生的歷史地位」及艾子由的「魏京生何罪之有」等文章，在「魏京生的歷史地位」一文裡，作者指出：「魏京生第一個和鄧小平『四個現代化』針鋒相對，提出了『第五個現代化——民主政治現代化』的口號，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口號……它可以作為中國大陸民主政治進程中一個里程碑而永遠載入史冊。」艾子由寫的「魏京生何罪之有」一文，對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蠻橫無理地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的罪名進行了批駁，他寫道：「進一步尋找(魏京生被捕)的根源，我們便會發現到更為悲哀的事實。那就是鄧小平一派向黨內反對派(凡是派)奪權的過程中利用了當時的民主運動……當他們取得權力時，民主思潮便成了專制政體的最大威脅，因此他們便採取了鎮壓民主運動的手段……這才是魏京生及其他成千上萬的民運戰士被迫害的真正原因。」在同一專輯裡，還報導了「中國民聯歐洲支部」同「魏京生營救委員會」、「保障人權同盟」、「國際保衛文藝協會」、「世界反壓迫組織」在巴黎共同發起、參與的一次營救魏京生和一切在押民運人士及政治犯的活動。三月二十九日晚六時，約有七十餘名示威者聚集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不遠的喬治·五世街，其中多為法國人，有漢學家、作家、大學生，中國大陸著名的民主運動活動家林希翎女士也參加了活動，並講了話。首先，示威者模仿「北京之春」時期的「西單民主牆」形式，用四十個大紙箱砌成了一道高兩米、長八米的「民主牆」，然後又在上面貼滿了大大小小的「大字報」、「小字報」、以及「釋放魏京生」、「釋放一切政治犯」、「要民主、要自由」等標語。就在「民主牆」砌成之際，抗議活動剛開始不久，天空突然烏雲密佈、風雲驟起。起初，「民主牆」在風吹雨打中，東搖西擺，但示威者手挽著手、肩並著肩，保護著「民主牆」，使它始終沒有被風雲摧倒。雨停後，各個組織推派了一名代表，組成代表團，在林希翎的帶領下，前往中國駐法國大使館遞交抗議書，儘管示威者多次強烈要求，使館人員卻充耳不聞，大門緊閉。

　　一九八四年八月七日，「中國民聯」派出代表汪岷、吳儉祥、南明、少軍四人，前往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館，遞交「關於向中國大陸註冊、發行《中國之春》雜誌的申請」和「就要求特赦全部在押民運人士及政治犯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公開信」等文件，大使館先後派出一等秘書孫兆永和一名叫吳鴻僑的官員與「中國民聯」的代表接談。在「公開信」裡，「中國民聯」指出：「今年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五週年紀念日，由中國留學生創建的群眾民主團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熱切希望中國政府傚法波蘭政府，在『十·一』前夕，對所有在押民運人士及政治犯實行大赦。」中國政府雖然接受了「中國民聯」的文件，但對「中國民聯」的要求卻石沉大海，毫無音訊。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國之春》雜誌又在其第十八期，發表王申酉紀念專欄，王申酉是上海市的民運戰士，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被判處死刑。一位憂國憤時的優秀青年就這樣撲倒在正義的血泊中。專欄發表了王申酉在獄中的『親筆供詞』以及林希翎女士寫的題名為「投向專制制度的一把利劍」一文，她指出：「不久前在上海也發現了一件張志新式的大冤案，華東師範大學的一位研究生，名叫王申酉，是一個非常勇敢正直和很有天才的青年知識分子……被逮捕多年，最後被槍斃了。……而這樣千古奇冤的大血案大慘案，中共至今還捂著蓋子，不予公開平反昭雪、公佈真相，孰忍？孰不可忍？我強烈要求中共將王申酉冤案的真相，王申獄中的「親筆供詞」全文公諸於世，並嚴懲殺人兇手。」

　　一九八五年，《中國之春》雜誌在其二十五期上，再次發表社論，以「黃賢能放」，魏京生為何不能放為題，呼籲中共當局釋放魏京生。次年二月，《中國之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中國人民要想真正享有充分的自由和人權，不僅要拆除中共諸般限制的不合理的鳥籠，而且還須要求保護自身權利的權力，要求監督和制止任何侵犯自身權益的權力。人民只握有橄欖枝還不夠，還要握有弓箭，否則猶如籠中之鳥，被侵犯時束手無策。」(見《中國之春》三十二期本刊評論員：「鳥籠人權」)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在美國國會關心中國大陸人權的人士和組織的努力下，在「中國民聯」等團體的促動下，美國國會在眾議院雷邦大廈一樓大廳裡，舉行了歷時二個多小時的「中國大陸人權聽證會」，會議由亞太小組主席索拉茲眾議員支持，人權——國際組織小組主席雅特隆致詞，多位眾議員或官員出席，三位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哈定、丘宏達、黎安友作了發言。「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以及民聯成員吳軍、黃奔、宗繼祥也參加了聽證會，並在會上散發了一份材料，簡要地列舉了十項中國大陸違反基本人權的行徑。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一位北京市公安系統工作的同情民運的人士的冒險協助下，「中國民聯」獲得了中國大陸著名民運鬥士徐文立在獄中寫就的十一萬言「我的申辯」一文，《中國之春》雜誌決定從第三十七期起予以連載，並刊登了本刊編輯部的文章，再次向中共強烈呼籲：立即釋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並修訂刑法，取消「反革命」罪，要求中共執法部門不得違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和修正「社會治安管理懲罰條例。」

　　一九八六年一月七日。中國大陸人大副委員長姬鵬飛訪問香港，「中國民聯香港分社」和香港的社團組織一起，集結在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口，進行請願示威活動，要求釋放香港民運人士劉山青。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國民聯加拿大溫哥華支部」致函加拿大總理馬爾龍尼，請他在本年五月訪問中國大陸期間，關注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馬爾龍尼總理於四月十七日，即訪問中國大陸前夕，正式覆函給「中國民聯加拿大溫哥華支部」，就中國大陸人權問題，表示了他的關切。馬爾龍尼總理說：「在我起程訪問中國之前，很高興聽到中國民聯溫哥華支部對此問題(注：中國大陸人權問題)的觀點……確認人權和基本自由，這是任何文明和仁愛社會的基礎。我們仍然堅信，堅守國際間認可的人權標準，是改善國際瞭解和增強雙邊關系的重要因素。國際社會的成員對此嚴肅問題毫不存疑，基於此，我國政府尊重人權與民權……請相信，加拿大將繼續密切關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權形勢。」(見《中國之春》第三十八期：「海內外民運發展及中國民聯近期活動)。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東亞人權協會」，「中華人權協會」及「中國民聯」，就著名民運戰士徐立文在獄中受到中共殘酷虐待一事，發表了聯合聲明，要求中共恢復徐立文家屬探監、通信的權利，並保證徐立文的身體健康、反對逼、供、信，由於徐文立的獄中手記在《中國之春》的發表，引起了國際社會重視，「國際特赦」的出版物，對其進行了摘譯，刊登，法新社記者在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新聞發佈會上，還專就徐文立案向中共提出詢問。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國際特赦」書記處總書記賴瑞·庫克司就徐文立在獄中遭到殘酷虐待之事，給趙紫陽總理拍發了一封緊急電報，要求無條件釋放徐文立。六月九日，兩度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總部設於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亞洲區代表拉珠奇女士，訪問了「中國民聯」總部，在會見中，王炳章對「國際特赦」一向關注中國人權表示感謝，拉珠奇女士則表示，「中國民聯」是中國大陸人士第一個組織起來為改善中國大陸人權而奮鬥的團體，工作意義重大，她對「中國民聯」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能不斷取得國內的第一手資料表示欣賞，雙方還決定今後加強協作。

　　「中國民聯」在此期間為改善中國大陸人權及釋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問題上，做了大量的工作，雖然他們的努力並未絲毫放鬆中國大陸的人權現狀，但由於在國際上的廣泛宣傳，給中共政權造成了相當的壓力。

向中國大陸的「主戰場」推進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過的「中國民聯章程」裡提出：「本聯盟現階段之工作重點是推展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所以，「中國民聯」一直把中國大陸作為「主戰場」，為從根本上變革中國大陸的現行的專制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中國民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筆者在記敘這一方面的史實時，還面臨著很大的困難，這是由於中國大陸尚處於中共專制的黑暗的鐵幕之中，為了保證大陸民運組織的安全，故無法真實地反映出「中國民聯」向「主戰場」推進的全貌。這裡謹只能以一些已經公開的事例予以闡述。

　　一九八四年三月五日，即「中國民聯」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不久，處於地下活動的中國大陸的民運刊物「野草」，給《中國之春》寫了一封信，並托人將信和「野草」雜誌一九八四年一月號和二月號帶出。信中說：「一月二十一日的信收到了(指《中國之春》給他們的信)，我們已經獲悉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召開的消息，民主運動又向前跨越了一步，我們真感到高興。他們譜下了中國近代史雄壯的一章，『野草』的同志們對中國的前途更加充滿信心。」編輯部接到信後，當即於《中國之春》第十三期，轉載該信與「野草」八四年一、二月號的數篇文章，並發表了題名為學習『野草』精神，經受低潮考驗」的社論。社論說，「野草編輯小組僅是和「中國民聯」保持著正常聯絡的國內很多民運小組中的一個。中國之春運動開展及中國民聯成立以來，我們已在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瀋陽、浙江、四川、江西等地，建立了聯絡站或聯絡地點，條件成熟的，已成立了國內支部。國內同志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突破嚴密的封鎖，經常給我們送來鼓舞人心的消息和有價值的資料。一個國內外配合運作的民運團體架構正在形成。」「我們要學習他們刊物的名稱『野草』的精神，野草，在條件適宜時，能茁壯成長，在嚴冬來臨時，能把能量儲存在根內，保存自己的實力。『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對野草精神的最佳讚賞。」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二日和一九八四年八月一日，《中國之春》編輯部又分別接到中國大陸民刊「無名草」及「野草·迪」的來信。『無名草』的來信說：「儘管當前國內民主運動處於表面低潮期，許許多多無名小草仍在以各種形式堅持戰鬥，《中國之春》給國內民主運動帶來了希望。「無名草」為國內仍在堅持奮鬥的一個不定期刊物，我們全體成員願作『中國民聯』忠實的朋友。」「野草·迪」的來信說：「由陳兄處得悉中國之春的發展近況，中國之春發展為中國民聯，標誌著海內外中國民主運動進一步組織化和政治化，我們感到很高興……謝謝你對我們安全的關心，環境雖然惡劣，「野草」也很難定期出版，但對你所作的論題，我會盡力寫出，我會盡量向你們提供文章的……最後，希望由中國之春所迸發出來的激情，經過時間的過濾，在你們身上沉澱為一種歷史的定力，去面對一切挫折和勝利的變化……」(見《中國之春》第十七期)

　　在轉運著名民運鬥士徐文立的「獄中手記——我的申辯」的過程中，也顯示了活動於中國大陸的地下民運組織或民運人士與「中國民聯」的密切關係和配合的運作。王炳章在「接過徐文立的火炬」一文中寫道：「徐文立獄中手記的原稿，突破固若金湯的北京第一監獄，逃過中國海關過篩般的嚴密搜查，越過重洋，轉到了紐約中國民聯總部。我手捧天藍色塑膠封面，內有徐文立十一萬字親筆記錄的筆記本，真覺得它有千斤重！徐文立的獄中手稿『我的申辯』，脫稿於去年十二月七日，始終找不到合適機會運轉出來。當中國民聯總部從國內的聯繫得知這份珍貴的文獻時，進行了周密的策劃。從運轉計劃開始實施起，我就日夜記掛著執行任務人員的安危。在共產黨歷次政治運動中，打滾出來的我們，深深知道，有關人員——不小心，其結果將是什麼。兩個多月過去了，當我在長途電話中聽到『東西已安全轉出』的報告時，心中的一塊石頭才落了地。經過民運戰士機智而果敢的行動，徐立文向世人公佈其案情真相的願望終於實現了。」(見《中國之春》第三十期)

　　由於「中國民聯」在中國大陸很多地區都建立了秘密聯絡網點，所以，不管在任何困難、危險的條件下，他們都能獲得不少第一手的資料和信息，例如《中國之春》在國內的「柳平」小組提供各種有價值的信息，以及北京民聯三零三小組所提供的中共密件「若干言論對照」以及「關於若干理論問題的一些材料」等，在一九八五年北京大學「九·一八民主運動」中，「中國民聯」就得到了當時的實況以及校園的大字報抄錄件，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五日湖南長沙學生的大遊行以及十二月九日北京和遍及全國的大學潮，特別是後一次學潮中，「中國民聯」不僅得到了北京大學天安門遊行的真實材料(見《中國之春》第五十二期龍秋堯的「北大學生元旦天安門遊行紀實」)，《中國之春》編輯部還寫了全國各大城市的聯線報導(見《中國之春》第四十四期本刊記者周純青的「大陸民運起，狂瀾卷全國。」)該報導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安徽合肥科技大學、武漢大學、安徽大學、北京大學、深圳大學、湖南師范學院、湖南大學、四川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交通大學、復旦大學、雲南大學、雲南民族學院、廣州中山大學的學潮實況。在這些學潮中，「中國民聯」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該文寫到：「在國內傳播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和多元的思想的過程中，由中國民聯出版的《中國之春》雜誌和《中國之春》簡訊，無疑起到了相當的作用。根據中國民聯總部的統計資料，現在，留美的中國大陸學生和訪問學者中，每四、五個人中間平均就有一本中國之春雜誌。中國之春雜誌已成為中國大陸留美學生中流傳最廣、談論最多的中文刊物。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回國後，紛紛向同事、同學和親友介紹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至於『中國之春簡訊』，每月都有上萬份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大陸。在武漢和合肥兩地，都有中國之春雜誌在秘密流傳。武漢大學和安徽大學的文科大學生，曾千方百計地托人從香港帶進《中國之春》和《爭鳴》等雜誌。一位讀過中國之春雜誌的大學生說，他見到的中國之春雜誌，雖已十分破舊，但有心人用紙把封面的破口處糊起來，內容還是保護得好好的。」

　　「中國民聯總部」謹慎、小心但同時又是十分主動和不斷地動員或派遣一批留學生及華僑盟員返回中國大陸，為中國大陸的民運的推展起了一定的作用。這些行動都是秘密的，但對於身份可以公開的某些盟員，《中國之春》雜誌也曾做了選擇性的報導，例如在《中國之春》第四十一期和第四十三期，分別報導了民聯成員黃奔和張俠的回國情況。「中國民聯」在中國大陸的活動，引起了中共當局的極度警惕。，一九八七年五月，「中國民聯」獲得一份福州市公安局的絕密文件，該文件全文如下：「接公安部通知，最近發現中國民聯香港分部派人入境，散發或郵寄題為『支持大陸學生民主運動聲明』的傳單。『聲明』煽動說：『人民不會永遠忍受著專制統治』、「我們中國民聯(香港)堅決支持國內的學生』等。落款為『中國民聯(香港)』。這種同樣內容的傳單共兩種，分八開及十六開版面，均鉛印。請各地注意，一經發現上述傳單，即收繳檢扣，並加強監控情況，及時上報市局。」說明「中國民聯」向中國大陸的民主宣傳攻勢，已經奏效。

　　「中國民聯」成員返國參與和推動民主運動，最具有說明意義的，是楊巍被捕一案。楊巍，系「中國民聯」盟員，一九五五年出生於上海，一九八一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生物系，一九八三年自費公派來美留學，在亞利桑那大學獲得分子生物學碩士學位，一九八六年五月回國，隨即捲入學潮，參加和支持了「一二·一九」上海學生大示威活動，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一日在上海被秘密逮捕，據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分院對楊巍的起訴書稱：「被告人楊巍，在美國留學期間，於一九八五年夏，參加了以『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的四個堅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現行的專制制度』為綱領的反動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並以桑梓、桑羊等筆名。在『中國民聯』主辦的反動刊物《中國之春》上多次發表反動文章。聲稱『要衝擊中共的絕對權威及其四個堅持』，『創造時機』、『進行民主政變』，『煽動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被告人楊巍在上海期間，趁本市少數學生鬧事之際，先後到人民廣場、交大、同濟、醫大等院校搜集情況，投送中國民聯總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告人楊巍到復旦大學，以「中國民聯」、《中國之春》的名義，張貼反動標語，提出反動口號，向鬧事學生『全力支持』、『全力聲援』。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被告人楊巍收到『中國民聯』總部負責人親筆寫的『就民運目標和民運策略致國內大學生的一封聲援信和建議信』。……唆使楊巍將這封『聲援信和建議信』散出去，還要楊「盡快搜集這次大學生運動的詳情，及時轉告我們，並規定了直接聯絡的地址。楊於次日將這封『聲援信和建議信』複寫後，散發給北京的陳某某、廣州的石某某，並要他們『轉抄、翻印、張貼、繼續廣為傳播』……在此期間，被告人楊巍還將『中國民聯』的反動綱領寫成傳單，因被公安機關及時查獲而未散發。」上海市的中共檢察及執法部門的起訴和判決是否公正，這裡暫不議論，但對於事實，楊巍本人卻公認不諱。這充分反映了中國民聯在向中國大陸開展和推動民主運動所做的努力。楊巍並沒有犯罪，他所行使的只是一個公民應享的權利，但卻被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了兩年徒刑。

　　正由於「中國民聯」向「主戰場」的不斷推進，給中共造成了相當程度的恐慌，並且驚動了中共權力的最高層。早在一九八二年，「中國之春」運動剛崛起時，鄧小平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話，他說:我們有個留學生，叫王炳章，在美國辦了個《中國之春》，鼓吹資本主義。後來又在多種場合下批判《中國之春》。特別是在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二日召開的十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有一個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現在群眾中(包括年輕人)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實際上這種自由化就是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魏京生、王炳章以及郭羅基這些人都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由此可見，「中國民聯」的影響在中國大陸已經越來越大、已經到了在中共代表大會上鄧小平不得不為此講話提醒中共警惕的程度。

「自由之花為勇士而開」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及「中國民聯」成立以後，他們還面臨著一個嚴重而複雜的狀況，那就是有不少出國人士及留學生，出於政治原因，在向所在國申請政治庇護的同時，希望「中國民聯」伸出援手。一般來說，「中國民聯」對政治庇護並不鼓勵，他們希望這些出國人士和留學生都能返回中國大陸，把民主、自由的思想帶回去，從而促進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變化。但是，中國大陸的出國人士申請政治庇護是有深刻的政治原因和社會原因的，這就是在中共的專制體制下，存在著嚴重的踐踏人權和迫害持政治異見者的問題。這正如「中國民聯」的附屬組織——「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會長薛偉（王思蜀）所說：「我從我自身的經歷中，深深理解大陸留美學人的苦衷，他們當中大多數的家庭和個人都承受過我們這個時代的災難，其中有一部分人在大陸曾投身民主運動，來到海外也依然與民主運動有所聯繫。……他們需要得到幫助，一切受苦受難的同胞必須團結起來，團結起來才有力量，才能喚起世界輿論對中國大陸人權的注目」。（見中國之春第五十三期傅英傑「自由之花為勇士而開」）

　　在《中國之春》草創時期，由於《中國之春》的號召力，先後發生了劉銑冰投奔自由和陳振雄、舊金山五名交換學生被強行遣返以及崔城玉自殺等事件，沒有多久，還發生了中國駐日本大阪領事館副總領事楊蘇因同情民主運動、對中共製度不滿而在絕望之中自殺。一九八四年四月，中國大陸某考察團副團長張政高，因厭惡中國大陸的專制制度，離團出走，意欲尋求政治庇護，遭中共駐紐約領事館綁架、軟禁、關押，以至逃亡中摔斷腿骨，終於被中共強行遣回，生死不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路經紐約的中國大陸赴圭亞那紡織代表團成員、山東濟南電機工程師張信，在轉機時向美方申請政治庇護，但未獲批准，在無處可歸的情況下，又回到紐約領事館，十二日凌晨，張信被發現死於領事館內，中國駐紐約領事館遂發表聲明，稱其為自殺。

　　上述數案，給「中國民聯」以極大的震動，認為幫助這些出於政治原因、厭惡中共政權的孤立無援的人，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張信之死的當天，「中國民聯」總部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認為張信之死疑點甚多，但不管他的死因如何，亦是中國大陸踐踏人權的專制制度和美國雙重人權標準的犧牲品。「中國民聯」決定積極開展活動，為張信申冤，為中國人的人權奔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國民聯」副主席汪岷在紐約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公佈了中國民聯查獲的一些內部資料，並對張信案發表了看法。隨後，汪岷代表「中國民聯」參加了紐約僑界組成的一個臨時委員會，以查明張信案的真相。十二月二十一日，紐約各界華人在中國領事館前舉行祭奠張信儀式，「中國民聯」常委林樵清發表了講話。十二月十九日，「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致函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所有議員、以及美國國務院有關單位，一方面批評了美國政府雙重標準政策，另一方面也嚴正指出了中共政權及中國駐紐約領事館踐踏人權。十二月二十日，王炳章、黃奔等人，前往國會山莊，見到了眾議院人權及國際組織小組官員凱利·波羅尼斯以及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官員理查德·布什，向他們當面遞交了張信一案的詳細材料及有關信件。凱利·波羅尼斯說，他將為推動國會中大陸人權聽證會做出努力。十二月十九日，王炳章就張信一案與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勞娃·狄翠克通了電話，希望美國政府能改善政治庇護的雙重標準，逐漸批准中國大陸赴美人員關於政治庇護的申請，不應使積案越來越多，但是，勞娃·狄翠克沒有對張信案發表評論，並否認美國對政治庇護案有雙重標準。

　　在申請政治庇護的人們中，「中國民聯」成員薛偉是一個勇者。薛偉為中國大陸留學生，曾因「反革命罪」被中共逮捕、坐牢，一九八零年自費出國留學，求學期間，他一邊打工，一便積極從事海外民主運動工作。鑒於他的活動的公開性，考慮到返回大陸可能受到的政治迫害，遂向美國政府尋求政治庇護。但就他的感受，他認為美國政府當時出於聯合中國大陸對抗蘇聯的總體戰略的需要，對政治庇護者，確實持有雙重標準。他的案子交到移民局兩年，渺無回音，直到八三年底，才正式通知他，他的申請已被國務院否決。但這並未使薛偉氣餒，他堅信美國的民主制度，堅信美國是個可以找到正義的地方，堅信民主社會的法治精神，遂在律師的幫助下，他向地方法院控告美國國務院違反了聯合國難民法，在法庭上，他出示了當時他在中國大陸所在地區對他的「反革命罪」的判決書以及他在海外從事民主運動的證據，經過三次出庭的唇槍舌戰，法院判決薛偉勝訴，美國國務院輸了官司。薛偉一案創下了在美的中國大陸人士通過法律途徑獲得人權保障的先例。薛偉說：「我選擇政治庇護，目的是告訴美國政府和人民，中國大陸存在著嚴重的政治迫害，讓他們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我到美國後發現，美國朝野對中國大陸的情況知之甚少，他們把中國兒童的可愛面貌誤認為共產黨政權了。美國批准我政治庇護，就等於承認中國大陸有政治迫害的狀況。另外，我也想為那些回國後的確會受到迫害的中國人在美尋求政治庇護，走出一條路子。」（見《中國之春》第二十七期傅英傑「自由人權獲勝利，民主法治奏凱歌」）

　　也就是從這一角度考慮，「中國民聯」和「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曾幫助過很多確因政治原因而向所在國政府尋求政治避難的人，向他們提供法律咨詢，翻譯文件，出庭作證等等，這些人中，有的出於種種原因不願意公開身份，但大多數人不僅公開身份，而且後來成為海外民運的積極參與者，總之經他們直接協助或間接幫助的，已達三百餘案例。

　　這一期間，較為引人注目的是兩件政治庇護的案例：

　　第一是十一名偷渡入境的福州青年向美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的事件。這十一名福州青年，由於不堪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以及對他們的迫害，逃離家園，途徑香港、澳門，橫穿太平洋，輾轉流徙，於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七日，在美國邁阿密水域上被移民局發現，遂被押於邁阿密監獄。這十一個人，有十一部辛酸的血淚史，有的因父親曾當過國民黨的官吏而飽受迫害，有的因「分田單干」而被抓遊街，有的因多生了一個孩子而被迫結紮，有的因「農村戶口」而喪失了工作的權利……他們遂向美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十一個福州青年被捕的消息，最早為移民局從邁阿密僑界聘請來的華語翻譯柳燕女士所知，柳燕出於中國人的同情心，決心幫助他們。她在一份中文報紙上看到了「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成立的消息，立刻和該會會長薛偉（王思蜀）取得了聯繫，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薛偉乘飛機抵達邁阿密，在監獄裡見到了這十一個青年，瞭解了案情，並收下了他們共同簽名的「給自由世界人士的呼籲書」。九月底十月初，他們的「呼籲書」相繼在《星島日報》、《國際日報》、《世界日報》、《新聞娛樂週刊》等中文報紙上刊登，立即引起了華人社會極其強烈的反響，很多僑界組織和團體如「中華公所」、「自由福州同鄉會」、「紐約反奴役國家組織」、「中國人權協會」等，有的致電國會，有的刊登大幅廣告，支持十一個福州青年的正義行為。邁阿密移民局法庭於十月二十八日進行第一次審判，薛偉作為證人，在法庭上他盡了最大的努力，一再向法官陳述中國大陸政權的殘酷性，並且他指出，一旦他們被解押出境，將面臨著被中共政權迫害的悲慘命運，要求美國當局能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給予他們政治庇護。但雖然如此，邁阿密移民法庭還是認為十一名福州青年申請政治庇護的證據不足，決定通知中國大使館，將其遣返回國。判決下達後，十一名福州青年都為他們的前途感到茫然，薛偉鼓勵他們，叫他們堅持下去，進行再上訴，「只要勇於在美國的法庭上揭露中共對你們的迫害，讓美國知道中國大陸的人權的真實情況，你們最終還是會勝利的。」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又致函美國國會，呼籲美國當局對中國大陸人權的重視以及對這十一名福州青年申請政治庇護案的關注。函文發出沒多久，「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收到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索拉茲的覆函，索拉茲眾議員表示了對十一名難民命運的嚴重關切，並要該會提供詳細資料。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一名青年被押休斯頓移民局押解出境中心，此時，中國大使館已做出反應，只要十一名青年同意，他們將可通過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拿到護照，送他們回國。面對如此險峻的形勢，有四個人完全絕望了，和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取得了聯繫。另外七人，則堅決拒絕和領事館人員見面，當然也使領事館人員無法達到遣送的目的。他們抱定必死的決心，如果美國政府一定要遣返，就把他們遣返到大海去好了，寧可將身吞沒於巨浪之中，也死不回中國大陸。這時，休斯頓華僑界也向他們表示了聲援，這些僑界組織有：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德州三民主義大同盟、德州中華公所和潮州、福建同鄉會等，他們還接受了休斯頓電視台的採訪以及《世界日報》、《國際日報》、《美南新聞》、《華語快報》、《東方報》等記者的追蹤報導。華盛頓美華協會還為他們聘請了德州著名律師關振鵬先生，並通過關律師重新向美國移民局法庭上訴。「自由之花為勇士而開」，也就在那四名青年被遣返回中國大陸的第二天，移民局同意了給另外七名青年取保釋放，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他們告別了一年零五個月的囚禁生活，走出了監獄，獲得了自由。

　　另一個就是孫峰騎車走向「自由之路」的事件。孫峰原為廣東省深圳市教育局從事成人教育的一名教師，他從小就有一個夢想——當一名環球旅行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就數次向中央有關部門提出過自行車環球旅行的要求，但未被批准，一九八六年，中共頒布了「中國公民出境入境法」，他依據條文，向政府再次提出自費自行車環球旅遊的申請，經過種種努力，他的願望終於得以實現，他是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個騎自行車作環球旅行的旅行家。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孫峰開始了他的征程，自深圳到香港、泰國，接下去是馬來西亞、 新加坡、南也門、沙特阿拉伯、敘利亞、埃及、約旦、希臘、意大利、法國、盧森堡、荷蘭、比利時、西德、奧地利、瑞士、英國、西班牙、加拿大、美國。原計劃行程五萬多公裡，實走了二萬多公里。孫峰在中國大陸時，就已聽說了《中國之春》，到香港他讀到了第一本《中國之春》，之後，他每到一地，必千方百計購買《中國之春》。當他騎車到達約旦的首都安曼時，他從收音機裡聽到了中國大陸學運遭到鎮壓的消息，隨後，中國駐約旦大使館又通知他去聽「中央文件」，原來，中國大陸又開展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被解除了職務，這使他大為震驚，在以後的騎車旅行中，令人不安的消息時有可聞：王若望、方勵之、到劉賓雁被開除黨籍，胡喬木、鄧力群的「反資」言論甚囂塵上、「深圳青年報」、「深圳工人報」被勒令停刊，他帶著對祖國的憂慮的心情，來到了意大利的羅馬，其時，中共政府正好派了一個教育代表團，在那兒向出國留學生「解釋」大陸最近發生的事情，孫峰參加了會議，在會上，他實在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只說了一句話：「你們像這樣對待手無寸鐵的學生，算不算鎮壓！中國，還能再這樣折騰下去嗎？」沒想到，這一句話竟惹來大禍。當他騎車到達法國巴黎的時候，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突然通知他，說「接外交部五月八日緊急電話通知，要你停止旅行，立即回國。」孫峰知道事情不妙，連夜騎車離開法國，在荷蘭的一個小城市住下來，中國駐荷蘭大使館得到消息，又專門派了兩個人，驅車來到這個小城，通知他，說再一次收到外交部急電，命令他即刻返國，否則後果自負。孫峰又騎車到達阿姆斯特丹，也是剛住下，中國大使館的電話就來了。孫峰到達海牙後，去參加一個中文學校的校慶典禮，在會上又遇到駐荷蘭大使館的人，千方百計要誘使他到使館去，孫鋒已有了高度的警惕，躲開了使館人員。這以後，孫峰簡直是在和中國駐各國大使館捉迷藏，無論在西班牙，英國、加拿大、都有中國大使館的人「光顧」。九月十八日，一個大雨傾盆的日子，他蹬著自行車，來到了紐約。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他給中國駐紐約領事館數名官員通了電話，再次希望大使館能給予幫助，弄清他回國的真正原因，並表示，如果是因為他說了一些不好的話，請對他持寬容態度，讓他把路走完，回國後再說，但他得到的答覆卻是：「你的事我們再也不管了，你不聽從組織的決定，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在逼迫無路的情況下，孫鋒找到了「中國民聯」，他說：「我是一步一步被逼上梁山的，也是一步一步認識到中國大陸是如何需要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九月三十日，孫鋒在「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薛偉的陪同下，舉行了記者會，會上宣佈，他將向美國政府請求政治庇護，很快，紐約各報披露孫峰投奔自由的消息，成了一個新聞人物，而孫峰，在「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的協助下，他的申請也很順利地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批准。

中國民聯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

　　「中國民聯」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三十八名代表參加了會議，他們來自世界各地，其中主要是中國大陸留學生，亦有港、台留學生、教授、華僑等。

　　會議由第一屆「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致開幕詞，他的開幕詞與任何傳統式致詞都不一樣，他沒有寒暄，也沒有講這次大會的「什麼歷史意義」等等，他說，大家都是推動民運的，現在假定我是一個旁觀者，我向諸位提出一些挑戰性的問題，如果大會能予圓滿解答，說服我這個旁觀者，我們的大會就成功了。接著，王炳章向代表提出了十二個問題，請求代表們回答，這對於代表們進一步認識形勢和體會民主運作的內容頗有啟示性。

　　接著，大會邀請的貴賓美國總統出口委員會前副主席、美國總統學者委員會委員陳香梅及美國民主黨政策委員會代表班頓在會上發表了演講並致賀詞。陳香梅女士在演講中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她說：「今天各位聚集在美國的首都華盛頓開會，討論中國的法治、自由、人權和民主的問題，可以說是各位的幸運，也可以說是各位的不幸。如果我們自己的國家已經實現了這些理想，那麼我們還會跑到人家的首都來討論這些問題嗎？」「你們這個組織前年開第一次大會，今年開第二次大會，這是不容易的，一個組織，沒有人力、沒有經濟贊助是不行的，今天大家歡聚一堂，討論問題，值得慶幸和讚揚。」班頓先生在演講中對「中國民聯」作了高度的評價，他說：「各位今天正在從事的事業，無論對中國的明天，還是世界的明天，都將有極大的影響。」他還建議代表們「讀一下美國立國的歷史文獻，讀一下聯邦政府保存的有關資料，以便從中瞭解在美國歷史上，開國元勳們為了實現民主，曾進行過怎樣的奮鬥。」

　　此時，中國著名的民運活動家林希翎女士。也來到了華盛頓，在討論到林希翎女士是否可以參加會議並發言的問題時，產生了一段插曲，多數代表強調林希翎非本盟盟員，無資格參加全部議程，其中以巴黎支部代表劉梓桑反對最力。他說：「我們巴黎支部最瞭解林希翎（林的居住國為法國），她不是斧頭——斧頭可以破壞，也可以建設。她是炸彈——只有破壞。」最後，由全體代表舉手表決，以絕大多數票通過如下提案，即：請林希翎女士演講一小時，凡願進一步與之交談者，可在會後去其旅館進行交談，並將二十八日整個晚上給她，她可以和代表們盡情討論。二十八日上午，林希翎到場發表演講，她對「中國民聯」兩年取得的成績作了肯定，但又對一些問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態度近乎於責罵。當晚，部分代表又與林希翎進行了座談。

　　大會分別聽取了日本、歐洲、香港分部的工作報告並研討了中國大陸局勢、制定了民運策略，通過了新的章程、選舉了新的協調機構和監察機構。在這次會議上，重要的文件有：「中國民聯二大秘書處公告（第一號、第二號）」、「中國民聯總部第二號文件」、「中國民聯世界二大對中國大陸局勢的看法」、「中國民聯世界二大對台灣當前局勢的看法」、「中國民聯世界二大對香港當前局勢的看法」、「中國民聯世界二大就要求釋放魏京生等獄中民運人士致北京政府的公開信」、「中國民聯世界二大要求中國之春雜誌在國內發行致北京政府的公開信」、「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總章程」、「中國民聯章程關於組織法的補充條例」、「中國民聯章程關於負責機構、負責人及盟員權責界定的補充條例」、「廢除、修改、補充中國民聯章程的提案法」、這些文件均發表於《中國之春》第三十三期。

　　「中國民聯」二大，比之一大，已大大前進了一步，首先，是使「中國民聯」在組織上制度化了，而且，它通過了新章程和根據新章程產生的負責機構，初步確定了中國民聯分權制衡的組織架構。

　　在章程和組織架構上，「中國民聯」實行了如下分權：

　　監察及司法機構：為監察委員會。監委有聯盟章程的解釋權和裁決任何盟員是否違反章程的權力，有停止除總部常委和監委委員之外任何盟員盟藉的權力。另外，監委對總部常委行使部分罷免權。

　　常設立法機構：為總部委員會和常委會。它批准總部各項規章制度、批准民聯主席對總部行駛機構的人事任免，批准總部的某些重要計劃，制衡監委的工作。

　　行政機構：為總部。由民聯主席委任各位幹事組閣，成立總部辦公會議，簡稱總部。

　　民聯章程規定監委與總部委員不得互兼，故監委的權責完全獨立，這是一權。總部行政機構的決策權獨立於監委，這是一權。總部的人事組成、規章制度及某些決策須經常委會通過，故常設立法機構又成一權。因聯盟正副主席同時兼任常委會正副主席，主席組閣時又可委任常委兼任總部幹事，所以，常設立法機構的一權並非完全獨立的。整個民聯的組織架構是一個「兩權半分立」的架構。

　　另外，「中國民聯」此次大會還確定和重申了另外五項重要的民主原則。一、民聯主席一職不得連任超過兩屆；二、負責人權責有明確界定；三、團體內部有言論自由，監委主辦的內部刊物「盟員通訊」，發表盟內的各種不同意見，不受總部的控制；四、分部、支部在獲得當地三分之二以上盟員通過後，可抵制總部不合當地情況的決議；五、反對派在盟內合法存在。

　　《中國之春》雜誌編輯兼記者李兆陽在「代表們是如何學習民主運作的——中國民聯二大記實」一文中，詳細記敘了當時選舉的情況：「（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十分，大會進入選舉階段。選舉之前，有人臨時動議應選出選舉小組。大會主持人呼籲大家自告奮勇，於是李然、李兆陽、李明、雪城站起來表示願為大家服務，四位同志首先作了分工，李明發票、雪城鳴票、李然和李兆陽監票。……首先，王炳章同志走上講台，表示願意競選第二屆民聯主席，並提名柯力思同志為副主席搭檔。柯力思起立表示，願與王炳章搭檔競選，然後，被提名的候選人有姚月謙、林樵清、張俠、沙林、南明、李兆陽。除了沙林同志表示願意為造成民主氣氛而接受提名願與南明同志搭檔競選外，其餘同志均表示不接受提名。接著，王炳章、柯力思、沙林、南明二對搭檔分別發表政見及接受代表們的質詢。……大會開始無記名投票。選舉揭曉，王炳章以過半數票當選第二屆中國民聯主席，柯力思自動為第二屆副主席。關於競選監委主任，自薦競選的有李然、薛偉，被提名者有徐渲、李兆陽、李國愚，唯李兆陽同志申明放棄競選監委主任外，余均接受提名。然後，監委主任的所有候選人分別發表主張，提出如何做好監委工作。……選舉揭曉，薛偉以過半數當選為第二屆中國民聯監委主任。接著，大會以自薦和提名相結合以及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了郭平、李然、宗繼祥、張志明、徐渲、李兆陽等六位監委。……下午六時三十分，與會代表以舉手表決的方式選出了『中國民聯』總部委員會委員。然後，又由全體與會委員從中以無記名方式選出林樵清、姚月謙、沙林、張俠、李光等五名常委。」

　　在「二大」開會期間，全體代表還赴中國駐美大使館進行了請願活動，李兆陽在同一篇文章中記述道：「代表們冒著嚴寒、高舉標語，在使館門前站立達一個多小時，特別許多戴著面具的請願者，更引起了周圍居民和行人的注意，許多中外記者也紛紛到場拍照和採訪。在請願期間，代表們委託王炳章、柯力思、南明三位代表到使館內與使館官員接觸，並遞交兩封致中國政府的公開信。王、柯、南三位代表進去後，大使館三等秘書秦叔仁前來接應。他們向秦要求見大使或其他官員，秦表示，今天負責人都不在。但代表們早已發現秦在傳達室裡忙著用電話與上司聯繫，並聽到他在電話中答覆上司的指令說：『是，是，我會先禮後兵。』三位代表欲去樓上找大使館負責人，但樓梯處已有人攔道。代表們把公開信遞給秦，秦未能接受。王炳章等代表向秦叔仁及觀望的使館人員講：『我們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但中國只有經濟上的改革而無政治上的改革是永遠不夠的。中國只有實行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改革才有希望。鄧小平下令關押了要求政治改革的魏京生等民運人士，這大大損壞了我們國家的形象。因此，我們誠懇地要求中國政府盡早釋放所有獄中民運人士。我們為無權的中國人講話，包括在場的大使館工作人員。為什麼中國駐外使館人員的待遇這麼低？你們不敢講話，我們站出來為你們講話。我們希望中國政府能提高你們的待遇。我們都是從祖國出來的留學生，為什麼我們祖國的政府不能容納我們呢？政府連我們這些赤誠的留學生都不能接受，何談對台灣國民黨的統戰誠意？最終，代表們把兩封公開信分別放在傳達室、大使接待廳的桌上以及放置國內各種雜誌報刊的書架上。」

　　中國民聯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選票結果如下：

　　主席：王炳章。副主席：柯力思。常委：姚月謙、林樵清、張俠、沙林、李光、王柄章、柯力思。委員：劉桑梓、耿晨、柯力思、明閣、林燕君、馬汀、李國愚、高今航、姚月謙、黃琉、雷雨、張漢良、武煒、譚純、黃凡、朱林啟、南明、王策、高春泥、楊農、張森、郭曉佐、雪城、怡文、魏西西、黃奔、王炳章、李光、沙林、張俠、林樵清。

　　監委主任：薛偉。委員：郭平、張志明、李然、李兆陽、宗繼詳、洪汝拴。

中國之春控告人民日報案

　　「中國民聯」在海外的迅速發展和向中國大陸的宣傳與滲透，所造成的深刻的影響，使得中共既驚慌又惱怒，最初，他們尚能故作一副持重的神態，只在限定的范圍內搞點「內部傳達」之類的小動作，用謊言或者假材料蒙蔽國內的不明真相者，以期達到「消毒」的目的。他們總以為，幾個留學生翻不起大浪，折騰幾天就會自消自滅。但事態的發展卻並不像他們所預料的那樣，在海外，無論是在留學生或華人社區中，中共在「中國民聯」的衝擊下，影響力日漸萎縮，而外交活動也處處受到制肘，在中國大陸內部，瞭解「中國民聯」的活動訊息的民眾也逐漸增多，對於「中國民聯」響應、支持或同情的層面日益深廣，於是，中共開始覺得難以再「穩坐釣魚台」了，所以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借其黨報《人民日報》，第一次點名攻擊批判了《中國之春》。

　　如果《人民日報》是抱著一種明智的理性的態度，《中國之春》當然是非常歡迎的，中共自持握有「真理」，而真理只有在平等的討論中，才能愈辯愈明，「中國民聯」抱著在真理面前修正錯誤的態度隨時準備同中共接觸，但遺憾的是，中共並沒有那種泱泱大黨的風度，《人民日報》採取的是一種極其低劣的、辱罵和誹謗的手段。

　　該文題名為「江南先生印象記」，作者崔陳，以回憶著名作家江南先生為名，借江南先生之口，這樣寫道：

　　「江南……對於以王炳章等人搞起來的『中國之春』，他曾著文嘲諷，說在美國的土地上結不出中國的民主之果，指出他們接受台灣津貼推行所謂的『民主運動』，是對中國現代化的莫大諷刺，說穿了他們是拋棄大陸的妻女另尋新歡的偽君子，是借愛國為名，行敲詐華僑之實以中飽私囊的江湖騙子，是一群名利熏心，搞政治投機的政治娼妓。」

　　這裡出現了如下幾個問題：

　一、雖然江南先生已經去世，但遍尋其著作，並未發現他寫過上述文字。而且恰恰相反，江南先生還是《中國之春》的支持者。一九八四年三月，「中國民聯」二大當選的副主席汪岷，在舊金山拜訪過江南先生，他回憶道：「對於《中國之春》雜志，江南對我提了很多寶貴積極的建議，他知道在美國辦一個中國人的月刊很難，幾乎沒有人成功過。他建議我們搞得更加生動活潑，適合海外華僑的特點，搞活版面，開闢廣告欄，以增加影響和收入。他提出要把《蔣經國傳》的廣告給我們，我答應了」（見《中國之春》第二十四期）。江南先生的遺孀崔蓉芝女士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中國民聯」信函中，也明確地說：「崔陳在『江南印象記』一文中有許多不實之處，至於嘲諷《中國之春》更是無中生有。記得中國之春有一位朋友來金山見過江南，訪問內容也曾刊於雜誌上，江南是一個決不隱瞞他自己看法的人。」

　二、既然是「無中生有」，那麼《人民日報》假借江南之口登這一段文字的意圖何在呢？眾所周知，《人民日報》刊登的文字都是經過精心設計選擇、嚴格審查把關的，這種假借他們之口而對中國之春進行污辱，無疑是中共對中國之春仇視的發洩的蓄意的攻擊，如果中共：(1)拿不出江南先生的撰文依據；(2)拿不出中國之春接受台灣國民黨津貼、敲詐華僑以及從事中國之春民主運動認成為政治娼妓、偽君子和江湖騙子等事實依據，那麼，《人民日報》就是犯了誹謗罪。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國民聯」王炳章、黃奔、宗繼詳、汪倫等四人，向美國哥倫比亞特區高等法院民事庭正式呈遞了訴訟狀，控告中共宣傳部長鄧力群、《人民日報》負責人和作者崔陳、以及人民日報在美國的代理公司「中國書刊社」。

　　在美國的法庭上，控告中國共產黨的黨報，這在美國的法律史上，還是第一次，而中國共產黨的黨報，作為被告，惹上了美國的官司這也是第一次，故官司怎樣打法，非常令人注目。

　　《人民日報》在美國法庭被控告的消息，通過「內參」，報到了中共高層，據說引起了相當的震動，鄧小平得知此情，連聲斥責《人民日報》「愚蠢！愚蠢！」同時中共國安部也報不上《中國之春》接受國民黨津貼的任何證據，在與國際法專家磋商以後，中共高層認為不能與《中國之春》對簿公堂，遂決定動用政府名義，以外交關係惡化相威脅，向美國施加壓力，要求給予《人民日報》以主權豁免。一九八六年五月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就王炳章等控告鄧力群和《人民日報》案，給美國政府發了（八六）部條字第一七三號外交照會。照會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國外交部曾就王炳章等人在美法院控告中國《人民日報》及有關部門負責人，藉以進行反對中國政府的政治活動一事，向美方提出過交涉。然而，時至今日，王炳章等人的上述活動未能得到制止，中國政府對此表示遺憾。中國政府重申，美國政府允許中國公民在美國領土上公然從事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是完全違反公認的國際關係基本法則的。……根據公認的國際法準則，《人民日報》理應在美國法院享有主權豁免。中國方面認為美國法院無權受理此案。」

　　《中國之春》雖然控告了鄧力群及《人民日報》，但《中國之春》所持的立場一直是希望尋求一個通情達理的庭外解決的方式，並不一定非要對簿公堂，他們認為，此案為一司法案件，不是新聞事件，不願將它過分政治化和過分新聞化。他們付諸法律的目的，僅在於討回正義、討回公理，再說《中國之春》也缺乏打官司的經濟力量。所以，訴訟狀呈遞美國法院近一年，《中國之春》並未主動向新聞界披露，只是後來由英文報刊挖出新聞，向外報道，《中國之春》才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公佈此案。中國之春盡了最大努力通過一些途徑向《人民日報》提出的庭外解決的最低條件是：可由「江南先生印象記」的作者崔陳先生寫一信函，說明「在寫該文時未詳細調查資料，因而造成疏忽。」即由崔陳承擔責任，事情就了結了。凡有良知人士，都可以看出，《中國之春》是非常寬容和禮讓的，但是，連這最低的庭外解決條件，被告也未能接受。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原告王炳章等人的律師羅伯特·艾克曼先生與《人民日報》在美國印刷、推銷的公司——「中國書刊社」（被告之一）的律師，第一次在哥倫比亞特區高等法院唇槍舌箭，「中國書刊社」請求主權赦免，但為法官索爾茲曼否決，並稱：「中國書刊社」不能免於起訴。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書刊社」及其代表律師，只有尋求與原告之間的庭外解決。經雙方接觸後，《中國之春》原告考慮，「中國書刊社」並非誹謗罪的主犯，主犯是鄧力群和《人民日報》，因此，他們同意與「中國書刊社」庭外解決。至於解決的條件，雙方因有承諾，故不予披露。

　　但《中國之春》並未撤銷對主要被告鄧力群及《人民日報》的訴訟。可此案自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呈遞，至今仍未有結果。其原因在於，雖然經過《中國之春》方面的律師多種努力，被告鄧力群及《人民日報》一直不接法院傳票，法院在沒有確鑿證據證實被告已接到傳票的條件下，是無法進行正式審判的。而拒絕接受美國法院的傳票，顯然是中共高層制定的對付此案的對策。

　　雖然這場官司仍然拖著，但可以看出，《中國之春》在道義上已經取得了勝利，鄧力群和《人民日報》由於拿不出證據，自知理虧，所以不得不動用外交主權豁免，以逃避美國法律的制裁，在某種意義上講，動用主權豁免等於說：「我犯了罪，但我是外國政府，請不要懲罰我。」

　　《中國之春》利用此案無非是希望讓中共得到一些教訓，幫助他們樹立法治觀念，杜絕誹謗惡習。——作為「黨的喉舌」的《人民日報》，數十年來，一貫是非混淆、黑白顛倒、造謠誹謗、誤盡蒼生，但在一黨專制的體制下，它從未受到過法律的制裁，這一回讓它碰了一顆釘子，至少讓中共明白，他們可以依仗權力在中國大陸橫行霸道，但要把這種手法運用到國外來，就會受到國際間的制裁。

聲勢浩大的簽名運動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七年一月，中國大陸政局風雲突變，由風起雲湧的學潮運動為啟端，繼之而來的，是中共對學生的鎮壓和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等著名的黨內民主派被開除黨籍以及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被迫辭職，在這一連串的政治事件中，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們，與中國大陸內部的民主力量同呼吸、共命運，發揮了他們特殊的作用，而在海外聲援中國大陸民主力量的運動中，「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雜誌又充當了不可忽視的重要的角色。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國大陸學生民主運動從安徽合肥開始後，身居美國的大陸留學生便行動起來，他們非常關注這場運動，紛紛給國內同學寫信表示聲援。當時在賓州大學進修的中國大陸著名學者金觀濤和劉青峰夫婦，在接受《美洲華僑日報》的訪問中，就公開表示了對國內民主運動的同情和支持。到了八六年十二月底，留學生的各種實際聲援活動開始展開，如路易維爾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聖地亞哥加州大學、奧斯汀德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肯塔基大學、愛荷華州立大學、密西根大學、明尼蘇達大學，都相繼自發地出現了聲援國內民運的大字報、小字報、公開信、傳單、串聯會以及座談會。正當大家急需要知道中國大陸的信息的時候，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龔升來到加州進行訪問，他帶來了方勵之先生被壓的消息，也帶來了國內民主運動對海外留學生的期望，同學們滿懷憂憤、氣氛熱烈，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美國南加州留學的七十二位中國大陸留學生，寫了一封題名為「我們對國內大學生示威遊行的看法」的公開信，先投寄到《人民日報》，得不到發表。再寄給《中國之春》，立即就刊登在該雜誌第四十五期上。這是當時發起最早的一封簽名信。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日益嚴峻，為了聲援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以及地位岌岌可危的胡耀邦，簽名運動繼續向前發展，如加州理工學院的白崗同學、奧斯汀德州大學的陳平同學，都分別在公開信的徵集簽名中起了積極的作用。由陳平負責聯絡簽名的公開信定稿於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四日，發表於一月二十三日的「國際日報」，信中這樣寫道：「近一個月來，中國國內事態的發展，引起海外同胞極大的焦慮和外國朋友的嚴重關注。我們心憂如焚，不能不出來大聲疾呼。……我們沉痛地再進一言：有何用，事後再評說那治亂反覆的千秋功罪？為何不，今天就抓住這百年不遇的歷史機會？再不能重演一九五七！再不能重演一九六六！」 中國大陸留學生的愛國熱情，給「中國民聯」以極大的鼓舞，他們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要因勢利導，進一步推動海外民主運動向更廣泛、更深入的方向發展。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中國民聯」發表了「對當前中國大陸政治危機的聲明」，聲明說：「鑒於守舊派的逆流大規模的反撲，在黨內進行整肅，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鎮壓，重演『反右』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悲劇，扼殺中國改革的生機，我們向人民發出呼籲：不要再等待了，不要再沉默了，勇敢地站出來，保衛改革的成果，擊退守舊派的回潮逆流……我們向海內外同胞們呼籲：組織起來，行動起來，為未來民主力量和守舊勢力的總決戰做好準備！」（見《中國之春》總四十五期）一月十四日，在《中國之春》總部，「中國民聯」邀請了美東、美西和美中北各校的留學生代表，舉行了一次集會，參加會議的留學生是於大海、楊小凱、李少民、余叢 （馮勝平）、丁楚（房志遠）、程鐵軍、李三元等，會議從十四日上午開始，一直討論到十五日凌晨，他們決定發起一場全美中國大陸留學生大規模的聯合簽名請願活動，經過反覆討論和十幾次易稿，終於確定了公開信的內容。隨後便進入緊張的征求簽名的工作。因為哥倫比亞大學地處紐約，這裡的中國同學和和華文報紙保持著直接的聯繫，於是，各地留學生紛紛把簽名名單向哥倫比亞大學集中。哥大同學王波明、謝文、史天健等人的電話，從一月十六號開始，日夜不停。他們為了彙集名單，連續工作了整整四天四夜，並以非常認真的態度核實姓名、願意公開者一定要以真名字公開，不願意公開者，就不公開。一月十七日，簽名活動正在進行時，胡耀邦被迫辭職的消息正式傳來，頓時群情鼎沸，如火上澆油。公開信再次易稿，簽名者、特別是公開簽名者人數迅速增加。一月十九日，全美各地共五十一所院校的同學參與了簽名活動，徵集到的簽名已達千人之多，其中四百八十二人願意公開自己的名字。一月二十日，美國各地華文報紙刊載了這封公開信及簽名者名單。公開信說道：「我們這些海外的公、自費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十分關切近來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們難以理解在學生遊行已經平息之後，中央為什麼反而採取一系列嚴厲措施，使胡耀邦總書記突然去職，並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進行嚴厲處置。這種突然變化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深的憂慮……我們以為，近年來事態的發展是與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國策背道而馳的，並使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等權利受到了嚴重侵犯。發展下去會斷送我國的經濟政治改革。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強烈期望黨和政府堅持改革、反對倒退，堅持民主法制、反對以言治罪。出於對祖國的責任感我們認為不能不公開向中央和國務院表達我們的心聲。」

　　在發表這封「公開信」時，還出現了一個插曲，附在公開信之後的，又 有一個「六點聲明」，其中有兩條涉及到「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聲明說：「以上簽名者與《中國之春》及其他一切政治組織絕無任何關係。」「以上簽名者一致反對《中國之春》的立場和一貫的作法。」「中國民聯」負責人看到這「六點聲明」後，感到驚訝，遂向簽名者進行了瞭解，很多簽名者和積極推動者都表示，我們當時簽名時，只見到「公開信」，並未見到這「六點聲明」。「六點聲明」是怎麼出籠的，他們都不瞭解。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六點聲明」盜用了廣大簽名者的名義。對此，《中國之春》亦發表了一個聲明，稱：「(一)《中國之春》同意並支持這封公開信的內容部分，並對推動發表此一公開信的努力表示敬意；(二)《中國之春》在調查後深信，絕大部分簽名者並不知悉信後所附加的六點聲明；(三)至於對個別人擅自在信後附加這六點聲明並公諸於眾的作法，《中國之春》表示理解和容忍。《中國之春》認為；如果有個別人認為打擊中國之春能使他們自己的處境較為安全，從而能對推動中國的民主產生更大的作用——《中國之春》願意承受這種打擊。」（見《中國之春》第四十五期）。

　　在第一輪簽名發表之後，全美各地留學生都知道了這件事，紛紛要求繼續簽名，在此情況下，普林斯頓大學的於大海、加州理工學院的白崗、王尤琦、布朗大學的馬戎、王啟等人，勇敢地站出來，作為公開聯絡人，徵集第二批簽名。這次簽名的共有七十二所院校，六百八十二名同學，其中公開公佈姓名的有兩百一十九人。

　　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大陸留學生要求民主、要求改革、反對倒退的行動給中共以極大的震撼和恐懼，他們也知道他們的作法是逆悖民意的。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又施展它的造謠慣技，在海外版上刊登了一則「致國內學生」的「留學生來函」。信中指出：「當前的頭等大事是堅定團結在黨和政府一邊」。署名是八個留學生。有趣的是，其中一名，竟是「中國民聯」的成員。他給《中國之春》寫文道：「一月十五日，我接到老同學從美國西岸打來的長途電話，他二話不說，劈頭蓋臉地把我臭罵一頓。我笑著問他：『怎麼了？哪兒得罪你啦？』他說：『得罪我了？小事。得罪了十億人民了……大作登在《人民日報》上，這下可好，名字響噹噹嘍』！我說：『甭給我開玩笑了，我什麼時候給人民日報投過稿？』等他搞清是怎麼回事後，這才忙去翻《人民日報》，果真，信上赫然印著他的名字。差點把我氣瘋了！……我立刻打電話，找找幾位要好的同學……結果是，另一個名字上報的同學，和我一樣，全不知情，氣都氣哭了。其他幾人的名字，在當地乾脆找不到，名字全是假的。」由此可見，中共失去民心和強姦民意已到了何等程度！在留學生簽名的高潮時期，當時由李鵬掌管的教育委員會，立刻下令給中共駐外機構，要他們阻止海外留學生的自發籤名活動。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紐約總領事館都派出了大批人員，到各個學校巡迴檢查，調查簽名活動的帶頭學生。留學生不僅不怕他們，反而還主動地、針鋒相對地做領事管人員的「工作」，讓他們站到留學生一邊來。海外留學生發表的千人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消息很快傳到了中國大陸，首先使民間深受鼓舞，特別是年青學生，他們奔走相告，說：這回好了，海外終於動起來了。同時也驚動中共上層，八七年一月下旬，趙紫陽主持了一個全國省長工作會議，他在會上就簽名信發表了看法。他說：國內局勢已經引起了外界強烈的反應，連我們派出去的留學生，都在外面公開說話了。所以，我們要注意，不要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搞得太過火。而身為副總理兼國家教委主任的李鵬，則一再下令中國駐外使館教育組，採取緊急措施，防止事態擴大。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率教育代表團，訪問美國，對留學生進行「說服」、「疏導」和「安撫」工作，在休士頓對留美學生做了一個「形勢報告」，他說：美國留學生，訪問學者給中央的公開信，是年青人不瞭解情況，心血來潮的產物。既然寫了，也就算了，一定不於追究，該回去的放心大膽地按時回去。細細推究，他的話裡有這幾層含意：一、寫公開信是不瞭解情況，因而是錯誤的。二、只要你認識到這一錯誤，中央就不予追究。三、如果你繼續堅持公開信，和中共不保持一致，那中共就有「追究」（迫害）的權利。

　　千人簽名運動的意義是深遠的，它第一次顯示了海外民主運動從廣度和深度發展的力量，表現了廣大留學生對中共專制體制的厭惡和「中國民聯」在他們中間的向心力及影響力，同時也揭開了海外和中國大陸內部的民主運動之間相互聯繫、相互呼應、相互推展的新的篇章。

荊軻般的勇士們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在上海。大約下午二時許，一個個頭不高的戴著眼鏡的年輕學生背著書包騎著單車匆匆離開了家門，臨走時，他對她的母親留下了一句話說：他是去復旦大學圖書管還書的。

　　但誰知，他竟自此一去不返，神秘地「失蹤」了。

　　這位年輕學生，就是「中國民聯」的成員楊巍。

　　他是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的，其「罪名」是在美國加入了中共認為的「反動組織」——「中國民聯」，並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上海學運期間，以「中國民聯」（中國之春）名義張貼了所謂的「反動標語」，向設在美國的「中國民聯」總部提供材料等等，因此，被中共認為犯了「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消息很快傳到「中國民聯」總部，「中國民聯」即召開特別緊急會議，一致認為營救楊巍是「中國民聯」義不容辭的責任，「中國民聯」必須全力以赴、竭盡所能，以阻止中共當局對楊巍的迫害，保護楊巍的人生安全。「中國民聯」認為，他們可做的兩件事是：一、把楊巍案迅速公諸於世，利用輿論力量，揭露中共執法以私、違背人權的罪行，同時遊說美國政府、國會，以造成對中共的國際壓力，使中共不能肆意妄為；二、在適當的時機，直接派人闖關，以企在中共的法庭上揭露楊巍冤案，為楊巍辯護，同中共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一九八七年二月四日，「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到達華盛頓，為營救楊巍展開了遊說活動，他和黃奔、宗繼祥等人一起走訪了一些國會議員辦公室，解釋了楊巍案的全部過程，指出了中國政府如不合理處理楊巍案件，將導致嚴重後果，楊巍是中國大陸留美學生，如果中共可以用「涉入學運」的理由把楊巍治罪，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把其他留學生治罪，特別是這次中國大陸的學運已經引發了在美留學生的千人簽名活動。與「中國民聯」一起遊說的，還有以思佛曼為首的「中美人權協會」，思佛曼博士和一些有關的留學生，分別拜會了國會及國務院官員，就如何營救楊巍交換了意見。——通過這一次的遊說活動，多名國會議員致函給中國政府或中國大使館，向他們詢問楊巍案的案情。中國駐美國大使韓敘也較及時地給議員們做了回復。接著，美國國務院也正式通過外交途徑，就楊巍一案與中共政府展開了交涉。

　　與此同時，美國各大新聞機構、報紙，都紛紛開始報導了楊巍案的情況，借助新聞傳播媒體的推動，楊巍案愈來愈引起美國政界的關注。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兩位參議員赫爾姆斯和狄孔西尼，向參議院提出了一個議案，要求美國國務院力促中共釋放楊巍，並給中國大陸留學生延長居留權。議案提出來了，但要通過議案，必須有民意的支持，赫爾姆斯參議員辦公室與「中國民聯」聯絡，希望讓民聯發動留學生開展寫信運動，支持該項議案。「中國民聯」立即作了佈置，六月一日，民聯總部安排了加入民聯的部分留學生，以「一群關心留學生利益的大陸留學生」的名義，草擬了一封致各地留學生的信，通過聯絡管道，寄往散居在美國各地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的手裡。六月上旬，赫爾姆斯參議員收到了大批中國大陸留學生的信函。這次留學生的寫信運動，有力地推動了該項議案在美國國會的辯論。

　　九月十七日，美國參議院就楊巍案和留學生延長居留案舉行了一次「中國大陸人權聽證會」，「中國民聯」成員、楊巍的妻子車少莉，專程從德州趕到華盛頓，參加了會議。在聽證會上，赫爾姆斯參議員立法助理翠柏萊特，把一塊用中文寫的「釋放楊巍」的大牌子，豎到會議的前方，另一塊牌子上，則用英文寫著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的名字。「國際特赦」組織在會上發言，認為楊巍屬於良心囚犯，這一證詞，對國會通過楊巍案是非常有利的。

　　十月三日，即國會將表決楊巍案的前夕，「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又來到國會山莊，為楊巍案的通過，進行最後的遊說活動。十月六日至十月七日，「中國民聯」通過盟內的留學生，發起向參議員打電話陳情的活動，這兩天，有關參議員辦公室的電話響個不停，秘書們只要一拿起電話，便聽到這樣的聲音：「我們支持楊巍等留學生問題的修正案，希望議員投贊成票……」。十月八日，赫爾姆斯和狄孔西尼的關於「要求美國國務院力促中共釋放楊巍」並給中國大陸留學生延長居留權的提案終以八十五票對五票的壓倒多數，順利通過，並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由裡根總統簽署，這是一項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題案——美國自建國以來，國會是第一次用通過議案的方式保護中國大陸留學生。可以說，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問題，已經進入了美國國會的立法程序。這對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命運，以及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都將帶來一連串的影響。

　　為了更有效地展開營救楊巍的活動，《中國之春》雜誌開闢了「留美學生楊巍被捕案及其反響」的專欄，隨時報到楊巍案的發展以及世界各地對楊巍案的關注和營救楊巍的情況。

　　揚巍的被捕，受到震動最大的是中國大陸的留學生，自傳播媒體報導了楊巍案以後，在美的很多大學的大陸留學生都議論紛紛，比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愛荷華州立大學、密執安大學、休斯敦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都舉行了討論會，他們不僅為楊巍擔憂，也為自己的前途擔憂，特別是在美國說了一些中共不喜歡聽的話、做了一些中共不喜歡做的事的學生，更覺得「心裡沒底」，唯恐回國後遭到不測，有的留學生原來已經打算回國了，但一聽到楊巍被捕的消息，又留了下來。更有一些人心灰意冷，乾脆向所在國政府申請了政治庇護。絕大多數留學生都認為，楊巍是為了中國的民主和自由，他不僅無罪，而且還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愛國青年。同時，大家也認為，不管楊巍觸犯了何種法律，都應該進行公開審判，應該允許家人探望和中外記者採訪。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楊巍案開庭審判的日子，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以答新華社記者問的方式，首次就「中國民聯」和其主辦刊物《中國之春》的問題，陳述了中共官方的觀點。該文刊載在《人民日報》十二月二十日的海外版上，該負責人稱：「『中國民聯』是敵視和破壞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意圖推翻人民政府的反動組織。《中國之春》是『中國民聯』進行推翻人民政府的反動宣傳的工具。」該負責人又說：「我們不允許『中國民聯』在中國境內活動，不允許《中國之春》在中國境內發行。對『中國民聯』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秘密組織，一律予以取締，在中國境內傳播的《中國之春》一律予以收繳。……在國外參加「中國民聯」後，又回國進行滲透破壞活動，觸犯刑律的，必須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很多大陸留學生並沒有畏縮強大的政治壓力，繼續為營救楊巍奔走。十二月中旬，有近百名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簽名的「就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楊巍一案致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公開信」，在美國各華文報紙及《中國之春》上發表，他們向中共提出了四點要求：「一、對上海市司法部門違法延期審判，做出說明；二、允許楊巍同學及其親屬自由選擇律師；三、對楊巍同學的審判要公開進行，並給予他充分辯護的權利；四、允許海外留學生代表出席旁聽及作證，並保證他們來去自由。」「中國民聯」也在《中國之春》上發表了「給上海市人民檢察分院轉分院院長的公開信」，該信說：「一、根據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我國公民享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根據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我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二、基於上述憲法所賦予的公民權利，『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並無違法可言。三、而今，未經審判定型，就認定『中國民聯』為『反動組織』，是缺乏客觀證據的主觀指認，與法律程序是格格不入的。四、楊巍參加了『中國民聯』，並在《中國之春》上發表文章，是以主觀指認作為起訴、定罪的理由之一，具有「有罪推定」的傾向，與「無罪推定」的公認法則不符。五、楊巍在《中國之春》發表的均是理性而有見地的富於建設性的文章，檢方沒有就文章全文立論，而是斷章取義，這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六、楊巍將他在上海目睹的學運情況寄送海外，投寄海外報章，加以報導，根據憲法，他是完全享有這份權利的。七、楊巍在學運期間張貼標語、大字報、散發傳單，這些行為均為憲法所保障的公民享有言論、出版的自由。八、根據上述列舉的各項事實，證明楊巍並沒有觸犯法律，應該立即宣佈無罪釋放。

　　正當大陸留學生發表公開信、要求公開、合法、合理審判楊巍，並計劃組團赴上海旁聽審判以及楊巍妻子車少莉也委託律師要求前往法庭旁聽之際，中共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於十二月二十一日突然開庭審判，致使上述計劃全部落空。中共在審判楊巍時，是很不光明正大的，在審訊之前，法庭只將審判的日期通知楊巍的律師，而根本不告知楊巍的親屬，更沒有告知關心審判的楊巍的同學、同事和朋友。使許多本要到場的旁聽人都沒有到場，而來參加旁聽的一百多人，卻都是經過事先選定並安排好的人員。這是沒有公開的「公開審判」，沒有公開就沒有公正，誰能相信這種審叛是公正的呢？

　　楊巍被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當時，「中國民聯」並不知道楊巍案審判的準確日期，但他們估計會在十二月中旬到十二月底之間，「中國民聯」總部決定派一名代表前往中國大陸出席楊巍的審判。但是，派誰去好呢？顯然，派具有中國大陸身份的人是不妥當的，這有很大的危險性。最好是派有台灣或者其他國家身份的盟員，使中共難以下手。這正如《中國之春》在第五十七期社論中所說的：「民聯擁有多種身份的盟員，這是民聯持有的政治財富。不同的身份，可以發揮不同的作用。」他們研究來研究去，選中了錢達。

　　錢達，是一個三十四歲的台灣旅美青年，具有台灣公民身份，畢業於台灣中原大學，獲美國德州阿靈頓大學碩士學位，現在加州一電力公司任工程師。他是「中國民聯舊金山分部」的成員。思想敏捷，行為干煉，具有強烈的正義感。十二月十八日，「中國民聯」副主席柯力思打電話給錢達，徵詢他的意見，當時，錢達有很多私事拖累，妻子有孕在身，何況還有一個一歲半的幼子，雖說他有一定的「安全系數」，但面對的是一個暴戾無常、變化多端的對手，此行仍前途難卜、禍福難料。但出於對中國的熱忱和對楊巍的擔憂，他幾乎沒有考慮，就毅然接受了「中國民聯」交給他的任務。當天中午他就買了到上海的機票，立即啟程。民聯的另外兩個成員林心聲和楊雲為他送行，他們的心情都很沉重，在告別的時候，林心聲和楊雲說：錢達兄弟！你要勇敢、堅定、沉著，你要多多珍重！風蕭蕭兮易水寒，願你早去早回還。

　　十二月十九日晚十時，錢達到達上海。第二天是星期日，他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專程去探望楊巍的父母，向二位老人轉達了海外同胞的問候。這時，他才知道中共將在星期一開庭審判楊巍。情況緊急，錢達又趕回旅社急電紐約民聯總部，請求火速聲援。同時，他又電告華盛頓總部駐北京記者，請他第二天趕到上海，以便召開有外國記者參加的記者會。十二月二十一日清晨七時，錢達老早就等候在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門口，八十半，法院工作人員才陸陸續續來上班。錢達向法院門外的行人以及前來的旁聽者散發「中國民聯致上海人民檢查院要求無罪釋放楊巍的公開信」，稍後，錢達走進法院大門，向接待人員表明自己是中國民聯代表，出示了民聯總部的委託書，要求作為旁聽者進入審判廳。法院人員一時不知所措，將他帶進一間房間。這時，錢達看見廳內還有十多個空位，他要求進去，卻被法警生硬地拒絕，錢達在法院的走廊上，對圍觀的旁聽人大聲說道：「同胞們，我是中國民聯的代表。現在法庭要審判的是一個政治犯楊巍，他放棄了國外留學和將來在國內的前途的機會，回國來作出了勇敢的犧牲。他為的是什麼？為的是一份對中國很深很深的愛。……」但還不容錢達把話說完，他就被強行拉走。不久，他被送到樓上的另一小房間，由法院工作人員問話，並作了筆錄，下午一時，又來了五、六個人，駕車把他帶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兩個公安幹部對他輪流問話，夜十時，他們接到了上級指令：「立即押解錢達出境」。隨後，兩輛汽車載著十多名公安警察，把錢達送回旅社，收拾行李、辦理手續，二十分鐘後，又把錢達送到機場，當晚沒有班機，公安人員輪流值班監視了他一夜，於二十二日上午，送上到香港的班機，錢達才轉機回到了舊金山。

　　錢達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後直到抵達香港前，都無法和「中國民聯」取得聯繫，民聯總部的諸位領導人在電話前苦守了一夜，心情非常焦急不安。這時「中國民聯」的另一成員劉梓桑挺身而出，自搞奮勇赴滬援救錢達。劉梓桑是被迫移居法國的越南華僑難民，具有法國公民身份，現在巴黎大學讀書。劉梓桑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到達上海，此時錢達已被押解出境。劉梓桑代表民聯總部、探望了楊巍的父母，當他得知錢達已安全返回，一顆心才放了下來。他在完成了其他某些任務後，也離開上海，返回美國。

　　楊巍被判刑後，「中國民聯」的營救活動仍未停止，一九八八年六月，被國際特赦組織命名為「楊巍月」，同月，「援救楊巍行動委員會」在紐約成立，總召集人為楊巍的妻子車少莉。這個委員會裡除了大陸留學生組織和民聯之外，僑界的各團體也加入其中，如中華人權協會、大陸新移民聯誼會、重光會、政治避難者協會、越寮華僑組織以及華盛頓的榮光會、工學會、台灣同鄉會、中美協會、三民主義大同盟、學聯等。六月五日，「援救楊巍行動委員會」召開記者招待會，主持人為中華人權協會代表倪育賢。六月二十四日，在「援救楊巍月行動委員會」的召集下，近二百人前往華盛頓國會山莊示威，參加示威的民聯成員有：「中國民聯」主席胡平、監委主任薛偉、總幹事丁楚、前主席王炳章、車少莉、楊懷安、任松林、吳方城、趙京、朱春福、郭城，劉欣虎等人。他們高舉「楊巍無罪、釋放楊巍」的標語牌，呼喊著口號。為中國民主長跑的英雄郭城首先發言，爾後，一名剛從中國大陸出來的名叫劉欣虎的中年人手拿著一件千瘡百孔的囚衣，這件衣服補丁蓋補丁，已蓋住了原來的顏色，重達幾斤，還有一條毛巾，破得連抹布都不如。劉欣虎說，這就是他父親在中共監獄的遺物。他父親原是國民黨政府一位看管國庫的官員，後被共產黨以反革命罪投入監獄，最後在獄中不堪折磨，自縊身亡。劉欣虎小心翼翼地收藏了這些遺物，以及難友的血書和文字證據，輾轉來到美國，他立志要向全世界控訴中共踐踏人權的事實。劉欣虎的「活的證據」使人們大為激奮，把示威推向了高潮。緊接著，美國國會參議員赫爾姆斯和基爾曼發表了演講，赫爾姆斯說：「楊巍今天不能在我們中間，但他是不會被忘記的，在這個國際特赦組織命名的楊巍月中，千百萬人也在同時呼籲釋放他。楊巍被捕了，但他的精神卻鼓勵著全中國人民。」

　　在華盛頓國會山莊示威的同時，洛杉磯民聯支部、舊金山民聯支部、休斯頓民聯支部也分別舉行了小型示威和向中共領事館遞交抗議書的活動。

一條好漢——為民主長跑的郭城

　　一九八七年一月，在中國大陸學運高潮迭起之際，「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分校進行了一場演講，當時在場的有一名穿的髒兮兮的打工服的年輕人，他中等身材，濃眉大眼，給人一種粗獷堅毅的感覺，他凝神傾聽著王炳章的講話，幾乎入迷了，說到精彩的時候，他會忍不住發出叫好聲。

　　第二天，他找到了王炳章以及在總部工作的鄭為民，向他們說：「聽了你的演講，我徹夜未眠。我有一個想法，我願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跑遍全美國，跑遍每一個有華人居住的地方，去宣傳民主，喚起海內外華人爭取民主自由的信心和意志。你們支持我嗎？

　　這人就是中國大陸留學生郭城。

　　當時，王炳章等人都震驚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郭城說：「你們放心，這件事我已想了許久，我會說到做到的。我認為民主就是中華民族的光明前途，所以，我要用我身上流著的炎黃子孫的熱血和中華民族爭民主的堅定意志去跑。我就不服這口氣，我要向全世界證明，中國人有骨氣。所以，路上我萬一遇到了不測，就是爬，我也要爬到目標。如果中國民主運動不能得到勝利，有一天我會宣佈絕食跑，一直跑到死！」

　　這堅毅剛強的目光，這鏗鏘有力的聲音，使王炳章和總部的人，都深為感動。

　　「中國民聯」總部立即展開了對郭城為中國民主長跑的籌備工作。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九日，郭城在紐約華阜，召開了記者招待會，正式宣佈郭城民主馬拉松長跑的決定。在會上，他呼籲海外僑界支持大陸民主運動，並通過長跑，來喚起海外華人的民族心和責任感。二月二十二日，郭城發表了「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及支持「大陸民運聯合會」（中國民聯的副屬組織）所公佈的「告世界同胞書第一號、第二號」。公開信說：「為請求停止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一大批知識分子的整肅並恢復他們的聲望和職位，釋放楊巍、林傑以及被抓的學生和工人們，我開始舉行個人的『民主馬拉松環美長跑運動』，以表示為中華民族求民主求自由求人權的決心和意志，向全世界表示別的民族能做到的事，中國人也將會做到。」二月二十八日，紐約僑學界針對郭城長跑舉行了座談會，有感於郭城的熱忱和大義，與會者慷慨捐款，並提出「一人一美元」建立民主基金的倡議，主動開始募捐。三月四日，在紐約中華公所，由僑界聞人楊愛倫女士主持，召開了「為中國大陸民主長跑」的誓師大會，僑界領袖、中華公所主席梅伯群表示支持，並祝郭城勝利完成長跑計劃。

　　三月五日，是一個陽光明媚、晴空萬里的日子，十時整，郭城在自由女神前點燃了象徵大陸民主自由的火炬，開始了長跑。

　　郭城的長跑路線由美國東部紐約起，繞美國南部，沿途將經過華盛頓、亞特蘭大、達拉斯、休士頓、洛杉磯，終點為西部的舊金山，行程三千里，跨越了美國四十四個州，二十七個大城市，接觸了兩千餘人，到達時間是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二日，一共跑了六個月零八天。

　　「三千里路雲和月」，這艱苦卓絕的長程，不是像當年岳飛的對外征戰，而是代表一個民族的對內的省思。他就像千年前的一位留學者玄奘一樣，玄奘是為了中國開拓了宗教思想的領域，而郭城，則是為了推動中國的民主思潮。正如一位華人學者所評價的「郭城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忍人之所不能忍的折磨，一心一意要喚起中國的民主。郭城肩負著這時代的民主的經典，他深信，他每忍痛跨前一步，中國的民主也就多了一份希望。」（見《中國之春》第五十三期高資敏「郭城的跑道」）

　　長跑組基本上由三人組成，一人開車尾隨郭城，保證安全及飲食、休息等，一人在前方城市發動僑學界召開會議，進行民主宣傳、募捐。

　　郭城的長跑不僅在全美華人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也驚動了美國社會。短短幾天內，「中國民聯」就受到了近幾百封熱情洋溢的信，他們讚揚郭城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是民主運動的英雄，擁有五家餐館的民聯成員黃奔，不僅捐贈了一千元長跑經費，而且還捐助了汽車、錄像機等。僑界領袖、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驅車十里迎接郭城，設宴招待長跑組，鼓勵郭城。羅傑斯特大學的鄭文傑（民聯成員）、林宗儒、周漢昌等人，也連夜趕製了印有「為民主長跑」的背心和標語，並組織了包括美國教授在內的十餘人的助跑隊伍，其中鄭文傑和陳欣兩人還一直陪郭城跑了兩天。三月七日，長跑組的汽車出了故障，一時也 不可能修好，才從大陸出來不到半年的留學生李信，把自己的車提供給長跑組使用，並志願當司機。當郭城到達華盛頓時，受到了美京中華會館主席李俊奇的熱烈歡迎和接待。為了更有效地支持郭城，各地華人還成立了「郭城加油俱樂部」，負責人為鄭文傑，他表示：「『郭城加油俱樂部』要為郭城長跑進行服務，向郭城提供國會眾議員的名單及通訊地址，製作印有RUN ACROSS AMERICAN 和FOR DEMOCRACY IN CHINA 的短袖運動衫，為長跑籌款。」郭城到達休斯敦時，受到了許華章等僑界人士的熱忱接待，並舉行了座談會，此次在會上的募捐創下了最高記錄，共計二千三百四十元。在達拉斯，郭城在谷祖華、牟承華等僑界人士的安排下，舉行座談，周孝儒醫生還為郭城免費義診，檢查腿傷、背部拉傷，臨走，捐送給郭城一雙一百美元的高質量球鞋，以祝他長跑順利。郭城到奧克拉荷馬市時，這個華僑人數不多的小城，竟有一百多人來迎接他，當洛杉磯的華人得知郭城將要到達的消息時，中華會館舉行了盛大的儀式，兩輛摩托車前面開道，高舉「為民主、自由長跑」的標語，並有十數位華人團體的人士和郭城伴跑，場面十分熱鬧感人。郭城還接受了「中華之聲」電台的訪問，當郭城說到他父親在中國大陸被共產黨迫害的苦難家史時，一位女性打電話到「空中交談」，但還沒講幾句話就泣不成聲，因為郭城的事使她也想到了自己的親身遭遇。郭城經歷了千辛萬苦，終於到達了此次民主長跑的終點——舊金山。這一天，舊金山象過節一樣熱鬧，這個華僑聚居的城市，舉辦了「金門大橋迎郭城」的活動。下午一點左右，郭城到達金門大橋，他仍穿著那件陪伴他跑了三千多里的紅色運動衫，只是經過六個月的風吹日曬，已經褪色了，不再有原來的鮮紅。數百位華僑組成的伴跑團，陪著他跑了三千多里的路程，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最令人感動的，是一位六十三歲的老太太，也參加了伴跑的行列。郭城來到歡迎會場後，車少莉正進行「從楊巍案看中國大陸的法治」的演講，之後，中美人權協會負責人、高資敏先生（書面發言）、郭城、加州柏克萊大學政治系教授兼國際事務研究所主任DR JAMES GREGOR 以及王炳章都做了講話。王炳章說：現在，中國文化與民族命脈已面臨極其嚴重的危機，那就是中華民族已喪失了民族魂。我們不崇拜英雄，可是我們要發揚英雄的精神，只有在海內外中國人心中，普遍地喚醒民族魂，才能挽救整個中華文化免於危亡。

　　郭城長跑除了激勵了華僑的民主熱情外，也使美國人民和美國政界更進一步認識了中國大陸社會的政治實質，故對郭城也給予了熱情的讚揚和支持。在郭城題名為「用雙眼譜寫的夢裡」，記敘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四月十三日，他在長跑的途中，遇到了一個胖胖的美國女人和一個姑娘，他們問他：「你是為中國民主而跑？我看見了你背包上的字。」郭城回答：「我要到達的目的地是舊金山。」她們驚訝地睜園眼睛，說：「哦，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太困難、道路太長了。你要小心點，聽說南方有很多精神不正常的人。」郭城苦笑了一下，平靜地道：「我也是瘋子，為我的中國而瘋！」在四月十四日的日記本中，他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當他在一家餐館的吃飯時，三個老人斜坐在他的對面，他們聽說郭城是為中國的民主長跑，又是興奮又是驚訝，紛紛過來和他握手。他們走後，女招待員過來對郭城說：「你的餐費不必出錢了，那幾個老人已經給你付了。」四月十六日，初春的陰雨夾雜冷風整天刮個不停，郭城身背行李、帳篷、手提少林棍在艱難地行走著，七個小時的跋涉，使他精疲力盡，雙腿似有千斤重。過往的行人都用驚奇的眼光看著他，有幾個好心的美國人趨車停在他的面前，自願載他一程。但都被郭城婉言謝絕了。當郭城向他們談到他長跑的目的時，這些美國人莫不嘖口稱讚，並希望中國大陸早日從共產黨的專制中解放出來，走向自由和民主。郭城沿途也得到了許多美國政界人物的接見，如抵達路易斯安那州時，路州一位眾議員聽到郭城的故事深受感動，親自陪伴他參觀了州府大樓，並將郭城介紹給眾議員大會。在奧斯汀，他拜會了參議員ARMBRISTER KEN，接受了當地電台的採訪，在達拉斯，郭城在市府受到了副市長JOHN EVANS的表揚，並給他頒發了榮譽市民證和榮譽獎章，當地最大的英文報紙《達拉斯晨報》就此做了大篇幅的報導。在奧克拉荷馬州，最大的報紙THE DAILY AROMOREITE 刊登了郭城在該市七十七號公路行進的巨幅照片。洛杉磯蒙特利市市長也親自接見了他，還向他頒發了榮譽獎狀和市鑰匙。

　　當然，郭城的為中國民主的長跑的活動也激起了中共的仇恨和恐慌。三月二十三日，剛從馬裡蘭跑進華盛頓的郭城，顧不得勞累，與前來接應的薛偉、鄭為民、李信一起，在當地中華會館主席李俊奇的陪同下，前往中國的大使館送「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大使館的人員拒絕收信，並破口大罵，還威脅要叫警察，最後，郭城只好把信貼在大門上憤怒地離去。七月六日，郭城又前往休士頓總領事館，遞交一封致使館工作人員的信件，也同樣受到使館人員極不友善的對待。教育領事羅福全起初還和他交談，但在郭城的正義言辭面前，他幾度理屈詞窮，最後，只有頻頻趕他出去。郭城臨走時把信放在桌上，但被羅福全扔出領館門外。九月四日，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就郭城民主長跑發表書面聲明，總領事館發言人王少華稱，郭城長跑是一場反華鬧劇，所以，一、對郭城前往總領事館請願，總領事館決定不予接待；二、外傳中共可能會沒收郭城護照一事，是沒有根據的，總領館不會那樣做；三、郭城長跑，一直有幕後人士操縱。郭城九月九日寫了「就中共駐舊金山總領事的聲明致總領事的公開信」，他說：「一、為中國大陸民主長跑絕非『反華』；二、民主長跑並不是『鬧劇』，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方式表現自己的追求和夢想。你們應該學會尊重別人，哪怕是你們的政敵；三、民主長跑是我個人發起的一種請願式抗議的方式，並未受到『別有用心』的人的『指使』，但我從開始直到現在，一直公開表示接受各黨派的支持和幫助，我是以一個中國人對中國人的角度來支持接受贊助的。」（見《中國之春》第五十五期）可以想見的，舊金山總領事館同樣以粗暴的態度拒收郭城的公開信。

　　郭城長跑是艱辛的。郭城並沒有接受長跑訓練，更不是什麼運動員，在長跑開始不久即未到華盛頓的時候，腿部肌肉及韌帶就拉傷了，但他以驚人的毅力，忍著傷痛，居然還跑了四百公里到達了華盛頓。這時，他的腿傷嚴重到走一步路都痛得眥牙咧嘴的程度，使他不得不在華盛頓休養了數日，在此期間，長跑組也感到困難比原來預想的要多得多，因腿傷使長跑速度減慢，時間拖長，吃飯食宿所化的費用要增加，還有汽車也壞了，無力買新車，面對這些問題，不能再維持下去。但郭城並沒有氣餒，他說：「別擔心，你們不陪我可以，還是那句話，就是爬，我也要爬到舊金山。」他養了一下腿傷，就單槍匹馬又上路了。郭城長跑是手握一根防身或防狗用的少林棍，自己背著近五十磅重的行李，當長跑組的人戀戀不捨送了他一程又一程，在離別時，終於忍不住流下淚來，可這個剛強的漢子，卻開朗地笑著，邁開大步，頭也不回地一直朝前走了。他在四月十一日的日記裡寫道：「今天我必須一個人走了，為了中國大陸的民主，即使有再大的困難，也要完成它。」在後來的日記裡，他多次記敘了途中的艱難險阻，他說：「路是漫長的路，天是酷熱的天，人是孤獨的人，但夢想卻是美好的，」風雨中跋涉，異常艱辛，但對一個具有信念的人，它卻顯得是那麼富有詩意，他寫道：「美國的東部真是得天獨厚。春天的雨水那麼豐厚，到處都綠油油的，真讓人嫉妒……我側耳傾聽林中樹上的鳥叫聲，像空中傳來的音樂，是小提琴的高音弦的顫音？長笛悅耳清新的鳴聲？黑管那委婉低沉的迴旋？……」

　　對這樣一個俠骨柔腸的好漢，天下還有什麼事能難得倒他呢？

　　郭城，終於到達了他長跑的目的地。正如王炳章在「郭城精神——中國的民族魂」一文裡所指出的：「郭城是一個普通的留學生，但，他是英雄。因為，郭城的壯舉，代表了一種精神——我們中華民族所需要的民族魂。」

　　郭城是當之無愧的。

　　郭城是條拗漢子，他在完成了這次長跑以後，又和王洪、張以林，鄧偉強、王子鍵組織了一個「六·四」環球自行車隊，於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六.四」烈士百日祭開始從紐約出發，北上波士頓，然後南下華盛頓——亞特蘭大——伯明翰——達拉斯——休斯頓——奧斯汀，於十二月十二日到達洛杉磯，行程二千七百多英里。這一次的自行車長途跋涉，由於已冬天，氣候條件十分惡劣，氣溫常在華氏三、四十度，風向轉為西北風，逆風行車使車速降低一半以上，再加上山脈的阻隔，增加了不少困難，但他們卻以頑強的毅力和熱情，走完了全程。郭城因為上回長跑受了傷，就退下來一直負責給自行車隊伍搞後勤工作。車隊隊員沿路向華僑宣傳民主，講解「六·四」中共的屠城暴行，喚醒民眾的救國意識，和上次郭城長跑一樣，他們也受到了華僑及美國人的熱情歡迎和支持。

《北京之春》編者按：陳力、蘆葦的「中國民聯簡史」的序和第一、二章發表在《中國之春》一九九三年二至五月號上。根據作者的意願，本刊自本期起連載以後各章。

「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

　　從「一大」始，「中國民聯」又經歷了四年的發展里程。這是一段艱難而又曲折的路，它是在中共強大的政治壓力和組織內部對民主理念不同的認識以及路線的確定、法制的健全、道德素質與政治洞察力的差距所引起的不斷紛爭下成長的，但它終究還是在發展著、壯大著。四年前，如果說它僅只是一顆蘊含著生機的種子，那麼，現在，就已經是一株破土而出的幼苗了。

　　四年來，特別是經過中國大陸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的民主運動之後，又有一大批留學生及其他出國人員加入了民聯。其中以公開身份進行活動的重要的成員有：胡平、丁楚、余叢、於大海、李兆陽、江文、黃流、吳方城、徐邦泰、呼延民、伍凡、倪育賢、王策、吳牟人、陳軍、楊巍、郭城、楊漫克、錢達、鄭為民、車少莉、齊光、呂凡、陳雷、楊農、張俠、高格文、李達、莫逢傑、陳紓塵、李台彥、早尚、賴石、張卓之、林心聲、柯力思、謝正一、楊先智、董真海、何明、唐婕、鄭文傑、朱春福、王維真、張志明、余直、孟慶華等人。

　　但內鬥的陰影在這個組織內部仍然連續不斷，繼李林、梁恆、宦國蒼、馬丁、張偉、汪岷之後，又發生了葉小健、吳儉祥、劉萬禎、少軍、蘭劍、馮斌與王炳章的矛盾與糾葛。最後，這些居領導要職的人帶著憤怒和牢騷拂袖而去，相繼脫離了民聯的核心。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八八年一月三日，中國民聯「三大」在美國舊金山灣區召開，出席會議代表共六十三人，分別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日本、北美、拉丁美洲、澳洲、歐洲，其中正式代表五十三人，列席代表十人。

　　民聯「三大」是在一種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召開的，即：中共在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三大」召開前十天，通過對楊巍案的審判，已正式將「中國民聯」定性為「敵視和破壞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意圖推翻人民政府」的「反動組織」，再根據中國民聯章程第三章第十四條「主席一職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將採取無記名投票方式，改選主席。所以，這次會議開得是否成功，新舊班子交替是否順利，對「中國民聯」的生存與發展有著至關重大的意義。

　　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第二屆民聯副主席柯力思宣佈民聯「三大」正式召開。第二屆民聯主席王炳章致開幕詞。王炳章說：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為了一個共同的夢，就是有那麼一天，我們也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能像今天一樣，自由地想，自由地說，自由地爭論，自由地選舉。王炳章就他在民聯主席任內的經驗，提出了他個人幾點看法，即：一、理解民主、相信民主；二、實踐民主、體驗民主，學會如何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來管理眾人之事；三、以多元的方式來推展民主，搞民運一定要持「有容乃大」的態度，樹立和其他政治團體共存競爭的觀念；四、不以打倒共產黨為目標。對待共產黨的態度，並不是要推翻它，而是要求中國的各政治團體都能和共產黨平等共存、有公平競爭的權利和機會；五、提倡「第一次寬恕」，結束「鬥爭—復仇—鬥爭」的惡性循環，以寬容哲學來對抗共產黨的鬥爭哲學。

　　其後，由民聯舊金山支部代表郭平以東道主身份致歡迎詞。接著，選舉出大會秘書處，秘書長為姚月謙，副秘書長為沙林，另有保衛、後勤、新聞、文書、財務多人。

　　會議轉至對「二大」以來民聯工作的經驗總結上。首先由王炳章談兩年來民運的成績、教訓及面臨的主要困難，他說，中國大陸最近兩年民運的重要事件是：一、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著名的知識分子公開對民主思想進行傳播並遭到了中共開除出黨的打擊。二、八六年末的學運，年輕的一代公開提出了自由、民主、人權的口號，楊巍和一些在大陸的民聯成員在這場運動中做了一定的宣傳工作。三、方勵之教授的夫人李淑嫻通過自由選舉當選人民代表，這一事件含意是深遠的，即只要我們善於使用公民的權利，我們就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四、胡平的《論言論自由》得以重新公開發表，這是中國民運的經典著作。五、一九八七年初西藏出現要求人權的暴動。六、楊巍事件經過民聯的奔走、遊說，促使美國介入中國人權問題，美國國會甚至通過了保障留學生的議案。七、中國大陸留學生對胡耀邦辭職反映強烈，並掀起了近兩千人的簽名運動。八、留學生郭城長跑，展現了中國留學生追求民主的嶄新面貌，並得到了民聯的支持和照應。九、《中國之春》控告《人民日報》，有力地打擊了中共保守派的氣焰。十、《中國之春》英文版的發行，對中國民運國際性的傳播有著深遠的影響。十一、「中國民聯」已被國際上公認，成為中國的反對派組織。最近，民聯被中共公開地、正式地打成「反動組織」，是民聯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的標誌。

　　這之後，日本分部代表姚月謙、香港分部代表柯力思，舊金山分部代表錢達、西德分部代表李台彥、歐洲分部代表劉辛 、西雅圖支部代表魏西西、澳洲分部代表陳紓塵、華盛頓支部代表宗繼祥、新澤西聯絡站代表鄭文傑、洛杉磯支部代表朱春福、內布拉斯加支部代表楊農、芝加哥支部代表怡文，相繼匯報了各自的工作情況。民聯監委主任薛偉也作了兩年來監委工作的經驗總結。剛從中國大陸來美不久的留學生呼延民介紹了上海學運的情況，正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胡平作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學運的意義的專題報告。

　　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大會由秘書長姚月謙主持，首先討論了組黨問題。代表們基本取得共識，認為成立反對黨，在中國形成第三種政治勢力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人民交給我們的神聖使命。但就當前中國大陸的現狀，組黨時機尚不成熟。對組黨應採取「快籌備、緩建黨、高理論、低姿態」的方針。

　　會議又就中國民運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討論。胡平發言說，中國民聯目前的形象如何，是值得認真研究的。很好？不好？或者是某些地方需要扭轉、改善？他把道德、形象以及公信力和增強「透明度」的問題提到代表大會上來。胡平的發言是第一次，引起了與會者的極大的興趣，進而產生歧見和辯論。下午二時，會議轉入車少莉報告楊巍的被捕過程和錢達、劉梓桑代表中國民聯為營救楊巍而勇闖大陸的經過。三時，代表磋商，擬定各種提案。四時，大會秘書處彙集提案共二十一件，並依照提案類別，交付表決，最後通過的主要提案有：在民聯的總章程上增加一條：任何提案、提議，如任何代表認為有重大影響，可要求大會對其重要性表決，經二分之一以上代表通過後，該提案即為重大提案。凡重大提案及重大提議，必須經三分之二代表舉手通過生效。

　　一月二日的議程是選舉民聯主席、副主席、常委、總部委員和監委主任、監委。

　　除主動參加競選的兩組候選人李國愚(主席人選)和宗繼祥(副主席人選)、胡平(主席人選)和柯力思(副主席人選)外，又由代表推薦姚月謙(主席人選)、林樵清(副主席人選)參加競選，姚、林考慮之後，同意參加競選。三組競選人來到主席台，發表競選政見演說並接受代表質詢。

　　選舉結果，胡平、柯力思以多數票當選為民聯主席、副主席。其後，又選舉出委員、常委、監委主任、監委多名，名單如下：常委胡平、柯力思、呼延民、余叢、林樵清、王炳章、姚月謙、沙林、張俠，委員姚月謙、高今航、趙桑、王維真、陳紓塵、早尚、李台彥、劉梓桑、李國愚、余直、丁楚、宗繼祥、楊農、賴石、張卓之、王炳章、林樵清、沙林、張俠、呼延民、張志明、高格文、王策、郭城、余叢、林偉、車少莉、南明、林心聲、莫逢傑、胡平、柯力思、謝正一，監委主任委員薛偉，委員孟振華、黃奔、錢達、楊先智、童菁、何明。

　　一月三日，大會通過了四個表決案，即：一、「創造溝通對話的機會，爭取參與改革的權利——我們對中國大陸改革形勢的看法以及對民運路線的建議」；二、「全面更新國會，抑制兩極發展，政治衝擊大陸——我們對台灣朝野的呼籲」；三、「積極參政，建設民主香港——我們對香港人民的呼籲」；四、「積極創造條件、籌建民主政黨」。

　　十一時三十分，民聯新任主席胡平致閉幕詞。隨後，大會秘書長姚月謙宣佈中國民聯「三大」閉幕。

　　對於胡平，這裡作一下簡介。正如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八一年第二期所描繪的：「……(胡平)細巧的臉骨架與眼鏡給人最初並且是經久的特徵。一旦站到你面前，則更是一名典型的中國書生。輪廓分明的面部少有激烈的表情，任何場合的談話，即使是系統地論述自己的政見，或應對駁論，他總是流露出從容的、漫不經心和溫文爾雅的態度，和用像是信口開河地隨意評這評那的口吻。……若讀過他的政論文章、聽過他的一席談話，許多人都得承認這個外貌文弱的四川讀書人骨子裡藏著強韌的勁道……他敏銳地用嚴密的邏輯思維，深刻、周祥地探討社會、政治問題。大家都佩服他在答辯會上敏捷的反應，他善於捕捉提問者的中心論點，甚至能首先理清問題中的模糊含混之處。」。他一九四七年生於北京，七歲隨母到了四川。生父系國民黨起義軍官，肅反時被鎮壓。七七年，全國恢復高考，胡平未被允參加報名。七八年獲准報考研究生，以該專業總分全國第一的優秀成績被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錄取。一九七八年至八零年間，胡平積極參與民主牆運動，在民刊《沃土》上發表了長文「論言論自由」。其後，又投身北京大學自由競選活動，被選為區人民代表。這使中共當局極為惱怒。八一年畢業後，有兩年之久未被分配工作。八三年八月被分配到北京出版社任編輯，八五年七月轉至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這期間，參與了多種半民間叢書的編寫工作，並受邀到過北京、武漢、重慶等二十多個城市演講。八七年元月赴美留學，在哈佛攻讀博士學位，被中國大陸留學生選為中國大陸留美學生政治學及國際關係學學會會長，並在此間加入民聯。他對民運理論研究殊有貢獻，著作甚豐，其主要代表作有：《我國經濟改革的哲學探討》、《哲學手札》、《給我一個支點》、《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中國民運反思》等。

中共宣佈開除胡平公職並吊銷護照

　　胡平擔任了「中國民聯」主席之後，中共極為震怒。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經過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的於大海轉達，胡平應中共駐紐約總領事館之邀，前往該處會談，陪同胡平去的有丁楚、林樵清、郭城，但進入領館後，領館人員迅即將胡平與其餘三人分開，將胡平單獨領入右側一間會客室。在會客室與胡平談話的是領事館負責教育的一等秘書袁義國與領事趙可斌。袁義國打開錄音機，向胡平傳達了其原屬單位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的口信，口信要求胡平須在一周之內在報紙上公開聲明退出「中國民聯」並辭去「中國民聯」主席一職，否則北京市社會科學院要將他開除，並將情況上報有關部門，吊銷胡平的護照。在未作此公開聲明之前，不准胡平回國。胡平理所當然地當面拒絕了中共的無理要求。三月十七日下午，「中國民聯」在紐約唐人街舉行記者招待會，在會上，胡平向記者公佈了在總領事館會談的情況並對中共當局的錯誤做法進行了批評。胡平認為：一、中共當局的這一做法完全是錯誤的，是明顯地濫用權力，是對公民權利的直接侵犯；二、這一做法是目前正在進行的緊縮留學生政策的一部分，也是自去年以來反自由化運動的一部分；三、中共常說留學生不要在海外說民主，要回去談民主，但這次對胡平的處理充分表明，不是留學生不願回國，而是當局不准我們回國，不是留學生願意留居外國，而是當局迫使我們流亡海外；四、北京市社科院根本不曾接觸過「中國民聯」，它的決定完全是基於中共有關領導的壓力所致，整個決定實出於地地道道的「長官意識」；五、胡平的基本政治主張，長期以來是一以貫之的，目前我們所要求的只不過是在中國大陸實行最低度的民主，即言論、出版、新聞自由等，拒絕這些最起碼的民主要求是沒有任何道理的，對之壓制更是完全錯誤的；六、「中國民聯」並不是簡單地提出反對四個堅持，而是提出從憲法中取消四個堅持的條文，其主要理由是憲法不是黨章，不能把要求共產黨員的東西用來強行要求全體公民。這一主張是完全合乎憲政精神的。退一步說，既使這個主張的內容是錯的，但既然公民有權提議修憲，這個主張因而也絕不會構成「反動」罪名；七、上海市公安局對「中國民聯」是「反動組織」的宣判是完全不合法的，因為作出這項判決全然未經任何法律程序——沒有任何方面就「中國民聯是反動組織」提出過起訴，沒有傳訊被告即「中國民聯」方面出庭，沒有辯護律師，沒有專門就此事舉行過任何審判，因此，即便以大陸現行法律來看，此一判決也是無效的。

　　三月十八日，在紐約出版的《世界日報》對此一事件作了詳細報導。三月二十二日，《中報》、《華僑日報》則發表了一則中新社北京十九日的電訊稿，說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已正式宣佈開除胡平公職，取消其公費留學生資格，此一消息又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上正式刊出。三月二十四日，美國《紐約時報》以醒目的版面發表了記者包德甫的長篇文章，就胡平被原單位開除和吊銷護照一事進行分析，談到中共留學生政策的變化。同日的《洛杉磯時報》和《華盛頓郵報》也以「中國對持不同政見的留學生採取行動」為題，報道了此消息。《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用電話採訪了胡平並將其採訪發表。在此期間，美國《時代》週刊、合眾國際社、美國之音廣播電台以及香港、台灣的很多新聞媒介也都刊登了針對此事件的消息和評論。

　　三月二十六日，《華僑日報》和《中報》刊登了總領事館發言人何龍答記者問，何龍說，胡平既然已被開除公職，故其所持公派護照作廢，但胡平仍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既然仍認為胡平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又要將其所持的公派護照作廢，那麼，將用什麼文件證明他的公民身份呢？對此，胡平及一些記者向總領事館作了詢問。領館人員回答，胡平的公派護照已被吊銷，但胡平可申請改為其他護照。胡平又問：改換其他護照，依據的又是什麼規定？所經的又是什麼程序？假如中國領館將他的公派護照改為其他護照，那麼，其他與胡平情況類似者，是不是也可以更換護照呢？對這些問題，領館人員回答，胡平是特例，其他人不可以照辦，繼而又在胡平和記者的窮追猛打下表示由於不瞭解政策，不予答覆。

　　事實上，從胡平吊銷護照這一事件上，充分暴露了中共的「人治」特色，即：肆意侵犯公民權利，法不健全，有法不依或因人製法。

　　胡平被吊銷護照前後，還發生了陳雷退出中國共產黨事件。陳雷是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物理系學生，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二年在合肥中國科技大學讀書，畢業後進入上海復旦大學研究生班，一九八四年來美。在他公開聲明退黨之後，即加入了中國民聯。

　　陳雷在「退黨的公開信」(見《中國之春》第六十期)中，明確指出：「幾件事使我慢慢改變了對黨的看法和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信仰」，這包括：一、對八七學運遭到鎮壓，他有十一個想不通；二、對楊巍，他提出十個質詢；三、對留學生政策、個人隱私權、宗教信仰等問題他都提出了同共產黨相異的觀點。

　　陳雷在中共對待《中國之春》(中國民聯)的問題上特別寫道：「我不知為何政府對此要如此敏感。他們那些人無非是想做一個中國的反對黨，許多思想是北京西單牆的延續，至少是關心中國的人，而且不是一個暴力組織，為何政府不可以容納它呢？設想一下，假如中國有反對黨的存在，那反右、文革這類錯誤就不可能會發生。反對黨、反對派的存在對一個國家起的是安定作用而不是破壞作用，這個事實在許多國家都已得到證實。」

　　就「中國民聯」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即被中共打為「反動組織」，所有的「中國民聯」成員的公民權利均被剝奪(當然包括他自己)，胡平提出了「權力先於是非」的論斷。他在一篇題名為「權利先於是非」的文章(見《中國之春》五十九期)裡說：「民主政治的一個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權利先於是非。所謂權利先於是非，意思是說，每個公民都有權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和平方式表達和提倡自己的政治觀點，不論這些觀點本身正確與否。你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你可以用同樣的方式提出你的觀點以及反對別人的觀點，但是任何人，包括執政黨、政府、都沒有權利去壓制別人，不但是你不能去壓制別人，當你見到有其他人、尤其是執政者，試圖利用強力去壓制別人時，每一個公民都必須站出來反對，都必須堅持維護別人的自由權利。只有在每一個公民權利得到切實保障的前提之下，相互之間的批評討論才能得以正常展開。政治主張的是非是一回事，自由權利的神聖不可侵犯是另一回事。我們必須首先考慮權利的保障問題，其次才考慮觀點的是非問題。這就叫作權利先於是非。」他還說：「當與相反的原則是『是非先於權利』，你的主張合我的意，我允許你說你做；你的主張不合我的意，我就禁止你說你做。按照這種原則行事，我們將沒有公民而只有順民，沒有獨立思考而只有唯唯諾諾，沒有對最高權力的監督而只有當權者的無法無天，人民的政府將不是人民的公僕而變成人民的太上皇。」作者又指出，對一個人權力的侵犯，就是對一切人權利的威脅，所以，當權者必須學會保護「異端」的自由權利，而所謂「公民」，就是一個具有堅定的權利觀念的人。

　　胡平的具有深刻見地的思想，是刺向中共專制制度的銳利的匕首。

民聯與《中國之春》的財務危機

　　胡平擔任主席上任伊始，就遇到了一個頭痛的問題：「中國民聯」與《中國之春》發生了嚴重的財務危急。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七日，民聯主席胡平、財務幹事丁楚、前任主席王炳章、前任財務幹事林樵清，在紐約舉行記者會，就民聯財務告急一事，做了詳細說明，並回答了記者提出的各種問題。

　　王炳章說，《中國之春》雜誌創刊五年，「中國民聯」成立四年以來，我們在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化、爭取改善中國大陸人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共對「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深惡痛絕，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後快。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中共當局在全國運用電視、電台和報紙，對中春和民聯進行詆毀。中共當局還發下文件，在全國各地大小單位傳達。文件宣稱《中國之春》為反動刊物，中國民聯為反動組織，並通令老百性不得與民聯接觸，不得閱讀《中國之春》，凡接到中國民聯印刷品一律上交。與此同時，中共還成立專門機構，在國內清查民聯人員。中共當局對民聯的圍剿，說明民聯的運動已對中國大陸產生了相當的影響，但並沒有阻扼大陸人民和留學生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最近，又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民聯。

　　但正當民聯和大陸民主運動力量逐漸壯大之際，民聯及中春的經費卻出現了困難，如不再及時解決，將危及《中國之春》的出刊及民聯的組織的運作。

　　王炳章指出，過去，民聯的經費來源有：(一)盟員費；(二)中春雜誌出售費；(三)有企業的民聯成員的奉獻；(四)各界捐款。但是，至八七年十月以後，民聯所獲得的較大宗捐款顯著減少。箇中原因，我們推測，可能是在風雲變幻的國際政治環境下，某些捐款者顧及自己的利益不願再繼續捐款。捐款是自願的，我們感謝過去各界的捐款和對《中國之春》及「中國民聯」的幫助。

　　王炳章還談到解決民聯財務問題民聯總部所採取的應急措施，即：(一)緊急壓縮開支，包括裁減工作人員和招收義工；(二)開設中國之春基金會，公開招股，計劃是將《中國之春》的預算分為六百股，每股每月三十美元，呼籲廣大讀者能夠認購和承包中國之春基金會的股份，支援大陸民主運動。中國之春基金會是美國政府批准的可獲減稅待遇的非牟利機構，認股可以減稅。

　　胡平的發言談到，幾個月來，我們一直處於經濟拮据的狀態中，雖然《中國之春》一再公開呼籲，經濟困難始終未獲緩解。為保證《中國之春》雜誌中文版繼續出版，三月四日總部決定大批裁減工作人員，並將英文版暫時停刊。在未籌得足夠款項之前，總部和《中國之春》日常事務性工作主要以來義工維持。為長久打算，解決我們經費問題，經民聯常委會批准，成立經濟開發委員會和籌款委員會，並任命宗繼詳為經濟開發委員會主任，林樵清為籌款委員會主任。

　　民聯財務幹事丁楚也談到了總部的決定，他說，今後民聯的募捐政策要開放，不論國民黨的錢還是共產黨的錢，我們都拿，只要不帶附加條件。民聯與國民黨的關系今後應該正常化，不要再刻意避諱，連共產黨都向國民黨統戰，願意與國民黨來往，與國民黨談判，民聯為什麼不可？

　　民聯的財務危急消息傳開後，盟員都很著急，不少支部和小組召開了緊急會議，很多盟員竭盡所能，向總部寄來捐款。如溫哥華華僑譚純，一人就寄了兩千美元，郭城個人承包中春六十股，到處推銷中春。但小額捐款仍無法從根本上解除危急。

　　這期間，民聯總部也試圖用新的方法解決財務問題，如自辦企業、開發商品等，但均效果不彰。

　　由於經費問題，民聯運作幾乎陷於癱瘓。而《中國之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勉於維持，沒有出現斷期現象。

　　為了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力，胡平一上台便對財務工作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他的作法是公開銀行帳號，對之不再保密，使任何捐錢的人都可以主動將款存在帳號上。這樣做就革除了過去帳目「黑箱作業」的狀況，既做到為捐款人保密，又做到帳目透明可查。同時他也擬定了辦法將經費開支情況向盟內定期作出交代。

　　回顧這段艱難的日子，丁楚感慨良深，他在一篇文章裡回憶道：「經濟危機發生在一九八八年的春天，那時候第三屆總部剛剛開始。我當時是總部幹事兼《中國之春》經理，一上任就接了一個空荷包和一大堆帳單。我記得我主持的第一次辦公室會議就是宣佈財務危機的消息。發不出工資，編輯部的所有工作人員都被迫遣散了，只剩下我和薛偉打了三個月的義工。為了保證雜誌不停刊，我們把雜誌的頁數從九十六頁減為八十頁，彩色封面換成了單色封面，總部的所有成員都出動了，四處找錢，《中國之春》的封裡登滿了鮮紅的緊急呼籲：SOS。最令我感動的是，我每天都收到一大把小額支票，大部分是盟員和留學生寄來的，幾乎每一封信都寫著：「《中國之春》不能倒。」(見《中國之春》第一一六期)

　　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到五月份，捐款才漸恢復正常，「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終於重新振作起來。

肯塔基大學事件以及民聯肯塔基支部

　　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在美中地區的肯塔基大學，出現了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情。原來由中共控制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竟一分為二，變成了兩個組織。他們的中文名稱是一樣的，但英文名字卻不同。一個是「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ACSS)，一個是「CHINESE STUDENT AND SCHOLAR ASSOCIATION」(CSSA)。他們在這一天都舉辦了「國慶和中秋聯歡會」，時間一個是在下午五時，一個是在上午十時。表面上看內容也一樣，都為慶祝中國大陸國慶和傳統的中秋佳節而舉辦，但仔細一觀察，卻發現兩個組織的實質和氣氛截然不同。

　　上午十時召開的「聯歡會」是由CSSA主辦，在農學院的一個禮堂舉行，聯歡會也同時是CSSA 的成立會，會議顯得又隆重又闊氣，不僅食物豐富，還有電影「紅高粱」供大家觀看。最惹眼的是，中共大使館的二等秘書夏穎奇還攜夫人親臨大會，會上的一切開銷都由中共使館出錢。但奇怪的是，聯歡會卻充滿了緊張的氣氛，有不少同學，顯然是出於種種壓力、非完全自願來參加聯歡的，故會議時時冷落，很少聽到歡聲笑語。另一個下午五時由ACCS舉辦的「聯歡會」，是在兩間小教室舉行的，它沒有CSSA闊氣，但同學們卻自帶拿手好菜，自己動手做月餅，邀請了許多美國朋友，氣氛極其融洽，大家歡聚一堂，共同慶祝中國人的節日。

　　為什麼會形成這種局面呢？

　　事情還得從五月份說起。以前肯塔基大學和全美其他大學一樣，只有一個「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它的英文名稱為「FRIENDSHIP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FACSS)，但是，大部分同學不滿上屆聯誼會的負責人，因為他們經常打學生的「小報告」，充當中共大使館控制學生的工具。五月二十一日，在改選的大會上，以多數選票選出了學生民主運動的積極分子任松林和中國民聯的公開成員吳方城為「聯誼會」正副會長。中共使館知道後大為震驚，宣佈不能接受這次選舉結果，並派遣兩名官員夏穎奇和俞肇基親臨肯大，妄圖扼殺民選結果，並於六月一日親自主持並導演了一次重選，選出了中共首肯的學生為正副會長。一個「聯誼會」就這樣出現了兩個不同的選舉來源的機構。肯塔基大學校方原來已經承認了五月二十一日民選的任松林和吳方城為合法正副會長，後來迫於中共的壓力，重新宣佈對兩次的選舉都不承認。任松林、吳方城一直據理力爭，美國的輿論界也給了他們很大的支持，英文的「LEXINGTON HERALD LEADER」、中文的「世界日報」、《中國之春》、「少年中國晨報」、「國際日報」以及香港的《爭鳴》、《九十年代》等都發表新聞和文章，認為五月二十一日的選舉是合法的，表示支持中國學生反控制、爭民主的鬥爭。學校當局為了化解矛盾，又提出要求兩方會長改名分別「註冊」，任松林、吳方城表示不希望中國同學因此分裂，要求舉辦聽證會，辯明是非，緩解矛盾，進行溝通。但中共使館怎麼願意和「中國民聯」坐在一條板凳上？他們的合理要求遭到中共使館和官辦聯誼會的堅決拒絕。在這種原「聯誼會」已經名存實亡的情況下，八月底逢新學期開學，又來了許多大陸的新同學。任松林、吳方城領導的「聯誼會」積極幫助新同學安排住宿、交通接送等等，得到了大部分新同學的讚賞。九月中旬，眼看中秋佳節和國慶已到，為了使肯大的中國同學能聚首慶祝節日，任松林、吳方城以「聯誼會」的原英文名稱FACSS 名義出通知，在十月一日下午五時舉辦「國慶、中秋迎新晚會」。中共使館得知後，立即採取「對著干」的行動，發出通知，宣佈成立另外一個「聯誼會」，以對抗、抵消任松林、吳方城在下午五時的「聯歡會」。一時之間，許多新生都摸不著底細，心中充滿了疑問。

　　十月一日上午，CSSA 舉辦的聯歡會及成立大會正式召開，該會會長給每一個同學發了一張申請表，並宣佈了該會的領導成員，要求每一個大陸同學申請參加，但參加者必須經過他們批准，入會後方可以享受優惠。同學們早知肯大發生過選舉風波，今天又出來一個新的「聯誼會」，並且大使館的夏穎奇親自坐鎮，感到疑問更多。此時，化學系的吳芳芳以及其他一些同學在會上提出問題，說既然你這個「聯誼會」要求大家參加，那麼就希望解答一下你會的背景和經費來源。CSSA的會長拒絕回答這些問題，並無理地要求吳芳芳出去，頓時引起了許多同學的憤憤不平，其中還發生了動手打人的粗暴行為。大使館官員夏穎奇還辱罵提問的同學，當場記下提問同學的姓名、國內工作單位和簽證類別、護照號碼。這是明顯的欲對提問同學進行政治迫害，馬上引起了大家的公憤，兩廂對壘，局面幾乎不可收拾。在很多同學指責下，CSSA 的會長只有溜之大吉。同學們圍著夏穎奇，指責越來越尖銳，他們說，為什麼中共使館要用國家的錢去支持少數人組成共產黨式的聯誼會來審判、控制學生？為什麼要同學們接受非民主選舉的聯誼會？為什麼少數人就有權批准同學們是否是「聯誼會」的會員？問得夏穎奇理屈詞窮，無以對答。

　　由於中共使館及其官辦的聯誼會對民主的肆意踐踏，肯大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更倒向真正具有民主基礎的以任松林、吳方城為正、副會長的ACSS聯誼會了。

　　在肯塔基大學「聯誼會」選舉的問題上，中共使館為什麼不惜赤膊上陣進行干預呢？我們且看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夏穎奇第四次來到肯塔基大學在一次會上和學生的對話記錄。

　　學生甲：請問你為什麼支持一個不是大家選舉產生的、沒有代表性的組織？
　　夏穎奇：那我總得給個人……否則你說讓我給誰？
　　學生乙：給大家選出來的人，任松林、吳方城！
　　夏穎奇：(沉下臉來)有意見到《中國之春》那兒提去，我不聽。
　　學生丙：你對同學不一視同仁，支持一些人、打擊一些人，你既然來徵求意見，我就給你提條意見吧。
　　夏穎奇：我不接受。
　　學生丙：好，你不接受，那麼請你帶給你的上級領導。
　　夏穎奇：我不帶。
　　學生丙：為什麼不帶呢？
　　夏穎奇：因為你是《中國之春》的人。
　　學生乙：《中國之春》又怎麼了？國民黨過去殺了那麼多的共產黨，你們都還去和他們握手，言歡、搞統戰，「中春」一個共產黨也沒殺過，只是要民主，你們就不容，公理何在？！ ……

　　很明顯，中共使館在肯塔基大學的明目張膽和氣急敗壞的活動，其根本原因是畏懼《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在大陸學生中的感召力，企圖通過打擊、恐嚇和壓制的辦法阻礙《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在大陸留學生中的影響和發展。

　　八八年十月十三日，肯塔基州的英文報紙LEXINGTON HERALD LEADER的記者傑米·魯克寫了一篇文章，他稱肯塔基大學「聯誼會事件」是一次「平靜的反叛」，說明「中國的留學生要求更多的自由」。他的話是一語中的的。繼肯塔基大學「聯誼會」事件不久，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學在九月十九日也衝破了中共使館的重重阻撓，選舉出具有真正民意的負責人，這些負責人雖然沒有一個是「中春」的公開成員，但其性質仍和肯塔基大學一樣，首先是出於同學們對官辦聯誼會的不滿——該會的前任會長秉承中共使館的旨意辦事，監視同學的行動，打小報告，壓制同學對民主的要求。

　　肯塔基大學的ACSS「聯誼會」是海外大陸留學生成立的第一個具有民主意義的不受中共控制的學生自己的組織，它預示著一個必然的方向，即以選舉人的意志為標志的獨立的方向。後來，民主浪潮的高漲，導致了「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簡稱「學自聯」)的成立。肯塔基大學的ACSS「聯誼會」可以說是學自聯的先聲及預示。

　　與此相關聯的，是肯塔基大學民聯支部的活動。肯塔基民聯支部一直是「中國民聯」活動開展較好的一個支部，它的發展為「中國民聯」的組織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肯塔基民聯支部的前身是肯塔基民聯聯絡站，成立於一九八六年。一開始只有兩個人，但經過他們的不懈努力，現在已經有了一支初具規模的隊伍。它的人數已超過當地中國大陸留學生、學者的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以上。

　　他們的經驗是：

　　一、公開化是發展組織的關鍵。由於中共專制政權把民聯打成「反動組織」，許多中國大陸流學生、學者雖然心向民聯、卻不敢接近民聯，這是民聯組織發展局面難以打開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肯塔基民聯支部負責人吳方城在談到這方面的感受時說：「一九八六年秋，民聯前主席在校演講，我決定公開站出來主持會議。我首先向到會的觀眾簡短地做了自我介紹，理直氣壯地說明了我的民聯成員的身份與職務。與我的擔心正相反，在『站出來』以後，原來的朋友非但沒有減少，反而隨著國內外民主運動的高漲，不少新戰友、新朋友來到了我的身邊。與我相熟的友人，在短短幾個月中增加了許多倍，接著，他們之中一個又一個的人加入了『中國民聯』」。他認為：「事實證明，只要敢於公開地站出來，亮明自己的旗幟，民聯是不愁得不到越來越多的人的支持和擁護的。當然，對於一個盟員來說，公開還是不公開，首先要取決於本人的意願和客觀條件是否許可。但作為一個組織，特別是一個民主組織，其是否有足夠的透明度，則事關重大，它關係到能否得到人們更多的支持，關係到能否更快的成長壯大。公開化是發展組織的關鍵。可以想見，一個永遠處於地下而又不與人接觸的組織是不可能有太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的。」

　　二、做留學生和學者的朋友，以自己的人格說話。吳方城認為，要想使人們成為民聯的朋友，進而加入民聯，民聯的成員就應首先成為大家的朋友，用自己的人格去說話。抽像的中國民聯是不存在的，它的形象具體地體現在我們每一個盟員，特別是各級負責人的身上。

　　他還指出，一方面，中國民聯從事的事業是崇高的，是得到中國人民普遍認同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能不看到，民聯的形象，特別是部分民聯領導人的形象還不夠好，他們的所作所為不能讓人們佩服，從他們身上所看到的民聯不足以有凝聚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告訴我們，民聯僅僅有一個高尚的宗旨還遠遠不夠，它還需要有眾多的道德水準高、民主素質好的盟員去為之奮鬥。

　　民運組織和民運人士的道德水準及民主素質問題，可以說是由吳方城通過「肯塔基支部經驗」最先提出的。從「中國民聯」過去和以後的發展歷史及其他民運組織和民運人士的狀況來看，它確實是一個值得人們重視、深思和反省的問題。吳方城後來還以道德問題為題目，繼續闡明他的思想，寫了不少文章，如「海外民運的道德底線」等，對民運組織的隊伍建設及民運人士的素質的提高，都起了振聾發饋的作用。

　　三、伸出雙手：搞民主不分先後。肯塔基支部再一條重要的經驗是，搞民主不分先後，「中國民聯」的大門是向任何一個認同盟章的中國人敞開的。「中國民聯」不是一個排他性的秘密團體，也不是共產黨式的所謂的「先鋒隊」，而是一個群眾性的民主組織，它要把凡認同民主原則，並願中國最終實現民主制度的人團結到這一旗幟之下，因此，它必須以最真誠的態度歡迎所有符合以上規定的人加入。在民主隊伍內部，不要搞論資排輩，不要搞名人專利，也不要動不動就指責別人的「個人動機」。

　　民聯總部高度重視「肯塔基支部經驗」，曾數次召開會議，請肯塔基支部負責人加以介紹，將之推廣、發揚、豐富，以期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民聯內部的組織建設、提高盟員們的民主素質和政治修養。

首批大陸留學生訪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在台海兩岸，發生了一件令人興奮鼓舞的大事，中國大陸和台灣相互隔絕了四十年，終於掀開了民間交流的新篇章，這就是首批大陸留學生組團到台灣參觀訪問。這批大陸留學生的人選名單為：錢穎一(哈佛大學經濟系博士候選人)、裴敏欣(哈佛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吳牟人(紐約市立大學語言分析哲學系博士候選人)、徐邦泰(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系研究生)、許成鋼(哈佛大學經濟系博士候選人)。

　　中國大陸留學生訪台的要求，最早是由哈佛大學就讀的錢穎一在接受《聯合報》訪問時提出，不久後，國民黨海工會主任鄭心元即表示，中華民國政府正在考慮邀請留學生赴台參觀。八八年六月，由推動此行最為出力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的主任委員馬樹禮出面，邀集趙少康、李勝峰等六位立委、教授訪美，與美國各地大陸留學生座談，進一步直接地促成了他們訪台的意願。

　　訪台時間從十二月二十日開始，至十二月二十九日結束，為期十天，由台灣民間團體「團結自強協會」安排行程，其中包括團體及個人參觀訪問項目。訪台的經費，初定由大陸留學生自行負擔。但後來，由於有相當多的基金會及民間團體主動表示支持，他們亦接受了這些經濟上的贊助。

　　對於大陸留學生訪台一事，美國政府樂觀其成，表示在返美的簽證問題上，不會有所為難。

　　首批大陸留學生組團赴台參觀訪問一事，同時也得到了中國大陸政府的認可。中國大陸駐紐約領事館主管留學生事務的參贊何龍表示，贊成大陸留學生去台灣訪問，留學生訪台與海峽兩岸的政策都不牴觸，兩岸民間交往是好事，對彼此都有益。這些留學生訪台回大陸後，他們不會因為這件事而受到任何影響。

　　在大陸，中新社和《人民日報》也相繼登了簡短的消息，中新社還公佈了五位留學生的名單。

　　在美國的各大華文報紙，如《世界日報》、《中報》、《華僑日報》等，都對首批大陸留學生赴台一事作了肯定和贊同的評價。

　　訪台大陸留學生之一徐邦泰，後來擔任了民聯聯偉會主任。他一九七七年考入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在校讀書期間，籌組了學生組織「四五新聞學會」，並被選為會長，他在復旦大學的《大學生》雜誌上，發表了「社會主義報刊民主與新聞法」及「制定新聞法並非空想」等文章，鼓吹新聞自由。一九七九年，徐邦泰利用《大學生》雜誌，向學生發出了五百份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三分之二的復旦大學的學生不信仰共產主義，過半數以上的人認為特權是中國大陸最大的社會問題。這項行動，也是在大陸進行的具有真實內涵的首次民意測驗，故引起官方的震怒，使其調查結果未能發表。八零年初，從未搞過直接選舉的共產黨，決定在區、縣試行民主選舉。復旦新聞系的同學，認為這是推動政治民主化的難能可貴的好時機，於是推選徐邦泰競選上海寶山縣人民代表。其實，徐邦泰已是一名共產黨員，在中國大陸的社會條件下，共產黨員是要服從共產黨的安排的。此次他以民選身份參加競選，自然會引起黨組織的不快。一九八零年五月，他當上了上海市寶山縣人民代表，這也是中國大陸第一個民選代表。其後，中共官方又否定了八零年民選活動，認為參選的都是一些「不乖」的人，徐邦泰自此惹上了麻煩。校方黨委成立了專案小組，審查他的「問題」。他被定為自由化份子，並開除黨籍。大學畢業後，他四處奔波求職，但一看到檔案，便沒人敢要。最後是由一家手錶廠「收留」了他。徐邦泰在無法施展抱負的情況下，開始申請到美國唸書。一九八五年，他終於得到了批准，在太平洋彼岸開始了新的生活。

　　另一位具有民聯身份的訪台大陸留學生吳牟人，和徐邦泰曲折多難的經歷相比，要顯得順利得多了。雖然他在中國大陸多次政治運動中，都較少波及，但他對共產黨的感觸，卻甚於許多受過傷害的人。少年的吳牟人就極關心政治，當親友長輩談論政治問題時，他總是靜坐一旁，仔細傾聽。對光怪駁離的社會現象，他都要問個「為什麼」，加以深刻地思考和分析。他有寫日記的習慣，日記裡記下了他很多嚴肅的思考和對社會不合理現象的憤怒。在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就考入了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研究所，是最年輕的研究生。其後來美國，並毅然加入了中國民聯。他認為，中國大陸的問題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大陸進行的轟轟烈烈的改革，始終控制在共產黨體制框架內，故對中國大陸起不了什麼大作用。他說：「有些人不願意提政治改革，藉口是怕引起社會的不安，其實專制政權的存在才是大陸最不安定的因素！」

　　這五位大陸留學生於十二月二十日抵達台灣中正機場，他們的訪問，給兩岸隔絕的台灣社會帶來無比的興奮和激盪。《中國時報》在十二月二十日的社論中說：「兩岸分隔是歷史的悲劇。就老一代而言，無論省籍，不分彼此，對於過去兩岸的骨肉分離、思鄉情苦，莫不感到極大的悲哀……然而，就兩岸新一代而言，彼此間多了一份陌生之感，少了一份相思之情，加以兩岸政、經、社會體制不同，新一代對政治的認知，對社會的體驗，對經濟的觀察，也都有所不同。是以今天大陸新一代的留學生打前鋒，首先來台訪問參觀，從兩岸新一代交流的觀點來看，其意義格外重大。」

　　他們剛一踏出機門，就感受到台灣人民火一樣的熱情，許許多多的記者包圍著他們，鎂光燈閃爍不停。當晚，「團結自強協會」設晚宴招待他們，出席招待會的有該會理事長陳寶川、紅十字會會長徐亨、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杭立武、台北市議員郁慕明，氣氛十分融洽，賓主盡歡。

　　自二十一日起，五位留學生就開始了他們緊張的參觀、訪問和實地考查的活動，他們首先參觀了台大、政大等大專院校。台灣報紙這樣描述了參觀的盛況：「五位大陸留學生乘座的專車一到台大行政大樓，負責接待的台大研究生協會立即依計劃，『兩個幹部護一人』，與大群攝影機和記者展開了『保衛戰』。專門抵達學生活動中心後，整棟二層樓擠滿了要看『大陸人』的台大學生。」二十三日，他們訪問了秀朗小學，受到了小學生的熱烈歡迎，當天的新聞又這樣寫到：「……參觀教室時，裴敏欣一時興起，上台作了五分鐘的『代理老師』，教導學生簡體字與繁體字的差別，小朋友興趣盎然。而錢穎一在課堂上也問小朋友：『一匹馬掉進十一尺的坑裡，它每次可跳高二尺，幾次可跳出坑外？』小朋友齊聲答道：『永遠也跳不出來！』在場人士大笑，徐邦泰也豎起了大拇指說：『台灣的小學生不是蓋的！』」另外一則新聞更加有趣，十二月二十日，五位留學生前往清大參觀，「他們來到台灣大學女學生宿舍門前，不明白為何要掛『男賓止步』的牌子？錢穎一不解地說：『大陸是不掛男賓止步的，而且男生還可以隨時光臨，並未設防。』在好奇心地驅使下，他要求參觀女生宿舍……當然，沒有事先通報。在交誼廳看電視的女生，見五個大男生，還有六十多名記者闖進，此驚不小，慌忙警怯地問：『你們是誰？』問明來意，女生們的熱情自然流露，歡迎不速之客。輕扣門扉後，他們還欣賞了『閨房』，對宿舍中的繽紛五彩的晾衣場，分外感興趣，並掏出相機留影。」

　　五位大陸留學生此次訪台急於想要看到和瞭解的是台灣自「解禁」以後是怎樣實行民主的，它能否達到目標？遇到了怎樣的困難和阻力？會給大陸社會的前途帶來什麼樣的借鑒？吳牟人說：「我們五人都是獨立的知識分子，我們深切地盼望能看到真正的台灣，說出我們的良知和真正想說的話。」帶著這個目的，他們參觀訪問了大專院校、研究所、農村、工廠、博物館、新聞學術機構、以至立法院、政界高層人士和民進黨人士。雖然時間短促，但可以說工、農、商、學、政，無所不包。

　　對於台灣的新聞自由，五位留學生都有深刻的感受。徐邦泰說：「台灣的新聞界，非常有活力，這和大陸截然不同。大陸的新聞在共產黨的控制之下，不能越雷池半步。而台灣卻不受任何束縛。台灣的記者真厲害，尤其是女記者。」吳牟人說：「來台訪問這幾天，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灣新聞界的競爭與活力。在民主社會，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被視為理所當然、相輔相成的兩個環節，而在大陸的專制體制下，槍桿子與筆桿子卻成了維護政權的兩大工具。」

　　他們在訪問了台灣的各大專院校後，通過瞭解學生團體的發展現況，也充分感到了校園的民主氣息。徐邦泰說：「台大給我的印象是社會活動相當活躍，我還收到了好多學生自辦的報紙和刊物，也看到了許多『大字報』，在參加座談會時，大家意見不一致，甚至在客人面前爭辯起來，這更令我印象深刻。」

　　他們在農村訪問時，對台灣土地改革的模式作了較深入的調查，進而和大陸的土地改革作了比較。他們說，大陸土地改革是耕者「種」其田，台灣則是耕者「有」其田，一字之差，結果截然不同。裴敏欣、錢穎一對台灣進行土地改革能夠和平而不流血，深表驚訝。他們問：改革之初是否有地主的阻力？如何解決的？土地改革館教務的組長謝智容向他們作了詳細介紹。他說：「早期台灣搞政治的人都是些有錢的大地主，他們均以身作則地配合政府的政策。同時，台灣吸取了日本補償地主發放現金的辦法，改採七成實物債券，搭配三四成大公司股票的方式，使地主所獲補償不受通貨膨脹影響，無形中化解了不小阻力。」五位留學生均感歎道：「這麼好的制度，為什麼以前不在大陸實施？」在回顧大陸的土地改革時，徐邦泰認為：大陸的土地改革相當失敗。若說國民黨當年因土地問題丟了大陸，卻也因土地改革而創造了台灣奇跡。共產黨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號召取得了政權，去也因土地改革的失敗，而產生了很多問題。

　　對台灣四十年來所創造的經濟奇跡，五位留學生也都深為佩服。台灣經濟為什麼會這麼繁榮？他們一致得出的結論是：台灣自由的市場經濟是創造奇跡的主要原因。

　　此外，五位留學生還加深了對台灣民主政治的理解。二十三日，他們至立法院參觀，出乎意料的，他們的到來竟遭到了一些立委的「流彈襲擊」，民進黨某立委指罵五位留學生來台是被執政黨「當成猴戲耍」，進而引起執政黨立委的不滿，紛紛上台發言，批駁民進黨某立委的觀點。對此，吳牟人表示：「我沒有被執政黨當猴戲耍的感覺。」其他幾位留學生也說民主權利人人享有，我們來到台灣，也可以有說話的基本人權，別人如果不同意，盡可以加以批評，但不應加以指責。」

　　當天，他們還與立法院代院長劉闊才會面，並對若干問題交換了意見。徐邦泰說：「看來擔任民主社會的議長似乎很不輕鬆。」引起了劉院長的一陣苦笑。徐邦泰說：「在大陸，『人民代表』是公認的最輕鬆的工作，是一個不用動腦筋的舉手機器。在民主社會，才感到議員、議長是最難作也最難當的。」

　　吳牟人、徐邦泰還拜會了民進黨主席黃信介，雙方就台海兩岸的政治問題交換了意見。

　　總之，在十天的對台訪問中，五位大陸留學生都深切地感到，台灣儘管在目前，還存在著種種缺陷和不足，但在這片土地上，民主的種子已播下，並開始茁壯成長了。他們期望的是，台灣的經驗能夠在大陸登岸，進而影響大陸，成為大陸政治體制向民主演進有力的催化劑。

　　另外，這五位大陸留學生還參加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座談會，在會上，他們就海峽兩岸問題、民主問題、獨統問題、大陸的經濟改革問題都暢述了自己的觀念。他們表示，大陸和台灣的統一應該在什麼條件下進行呢？首先政治上應該民主，經濟上應該採取市場制度。而這兩條，台灣都是具備的，不具備的是大陸。所以，希望台灣在政治經濟上能產生示範作用。

　　時間過得真快！短短十天的訪問，轉眼就過去了，在惜惜離別之際，吳牟人在他的日記裡寫下了這麼一首詩：

　　聚……
　　只不過是生命歷程中，
　　命定的結合，

　　散……
　　只不過是生命歷程裡，
　　緣盡後無可奈何的分手。

　　只要人們相信，
　　聚不是開始，散也不是結束，
　　那麼真正值得在記憶裡銘刻的
　　該是聚也依依，散也依依。

　　十二月二十九日，五位大陸留學生乘機返美。

　　五位大陸留學生的赴台訪問，自此打開了大陸和台灣在民間團體互訪的大門。這之後，又先後有不少組團的或個別的大陸留學生前往台灣訪問。

　　對於赴台訪問的大陸留學生，一位台灣作家有過一個非常恰當的比喻，她稱他們是「安靜的火種」。是的，通過訪問和實際的考查，使大陸留學生進一步認清了兩種社會制度的孰優孰劣，中國大陸的病根在哪裡？作為一個深具憂患意識的中國人，我們應該怎麼辦？火種在思想深處安靜地燃燒，總有一天，它會迸發出來，把智慧的光芒帶回他們的故鄉——中國大陸。

罷王風波

　　但是，就在中國大陸和海外的民運事業正如火種一般迅速燃燒、蔓延之際，「中國民聯」又經歷了一次大曲折——嚴重的內部紛爭終於導致了一場「罷王(炳章)風波」，使民聯陷於危機之中。

　　「罷王風波」發生在八九年一月召開的「三方聯席會議」(即總部、聯委、監委)，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矛盾的種子，早在很久之前就種下了。究其原因，大約有三條：

　　一、長久以來，不少盟員存在著對王炳章領導作風的意見，認為他在政治運作上缺乏民主化、透明化和公開化，特別是對他在擔任主席期間的財務制度的「黑箱作業」深為不滿。

　　二、在人事糾紛上，出現了「倒薛」和「倒王」兩方互動的鬥爭。在民聯的核心中，就「資格」而言，大概只有薛偉可以和王炳章相匹了，王炳章的盟員證是一號，薛偉是二號。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薛偉成了王炳章意欲清除的對象(連薛偉本人也不清楚)，胡平接任主席以後，王炳章多次向胡平和丁楚提出，要專門討論薛偉「國民黨特務」的嫌疑問題，要求對薛偉進行組織處理。但他的意見未得到胡平和丁楚的響應。之後，林樵清又找薛偉密談，希望薛偉不要參加「四大」，被薛偉拒絕。最後，由副主席柯力思出面，寫了一份要求處理薛偉的材料，內含很多臆造的人身攻擊的指控。薛偉終於被激怒了，他把證明自己無辜的材料向全盟散發，並在公開場合下對王炳章、柯力思進行了反擊，以至使他們之間的衝突變成了「三方聯席會議」的直接的導火線。

　　三、另一個原因是王炳章開了一家保險公司和專辦政治庇護的DW&C公司，引起了盟內的不滿。DW&C政治庇護公司，收費未請律師；而保險公司打著民運的旗號，發動盟員買保險，卻又未按原定比例把錢交給民聯。有人認為有詐財的嫌疑，要求對這兩個公司進行調查和清算，其中最積極的推動者是常委余叢，而錢達、黃奔、莫逢傑、吳方城以及主持財務的林心聲、丁楚也表示支持。

　　當然，在他們中間，也有人持另外一種觀點，一些人要左右開弓，既反對王炳章大搞神秘化的「專制主義」，也反對胡平不重視組織工作的「取消主義」，持此觀點的以常委呼延民為代表。

　　這樣，一個反對王炳章的力量就組合形成了。最矛盾的是主席胡平，他本來不想挑開矛盾，但是，盟內的紛爭又那麼激烈，總需要一個正當的途徑來加以解決。最後，他還是下了決心同意開會。他給會議確定的宗旨是：提供一個正當的途徑解決紛爭，交換意見，化解誤會，會議錄音整理，發至全盟，讓盟員自去辨別是非曲直，對人和事不作結論，不作組織處理。同時，他覺得把常委、監委從各地召到一起來不容易，因此建議除解決盟內的矛盾外，另加兩個議程：一是總結過去一年的工作，二是討論民主運動的形勢，規劃未來一年的戰略策略。

　　會期原定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因王炳章有家事，延期至八九年一月七日召開，地點在紐約《中國之春》編輯部。

　　會議其實對人員並沒有設限，「會議通知」夾在民聯的內部刊物《民運記事》裡，發至每個聯絡站，唯一的要求就是由於經費緊張，凡願意來參加會議者，自己掏錢。在參會人員問題上，也曾發生過一些風波，一是副主席柯力思沒有到會，這事被後來一些人宣傳為「陰謀」，其實並非如此。當時柯力思在法國，他在開會前三天給丁楚打電話請假說：因為聖誕節郵件多，他十一天才收到信，現在訂機票又遇到機場工人罷工，已經來不及了。另一件事是主席胡平曾力勸楊懷安和楊漫克不要參加會議。因為他們二人都曾被王炳章「整肅」過，胡平勸他們不要來，其實用心良苦，是希望會議盡量少一點反王的「火力」，不要使事態擴大、矛盾升級。但胡平卻為此付出了代價。會議的第一天，既一月七日晚上，與會者聚集在丁楚家裡，主要是批評胡平，問他為什麼在此時調走了柯力思？為何拿的工資比王炳章高？為什麼……？剛好在此時，楊漫克來到了丁楚家，問題又集中在一個焦點上：為什麼不准楊漫克參加會議？為何要剝奪他的權利？幾門大炮，轟得胡平有苦難言。楊漫克顯然不希望再為他的事爭論下去，他主動提出，為了不給胡平添麻煩，第二天將不來開會。

　　第二天，會議正式開始。到會者三十餘人，還有不少紐約的盟員前來旁聽。會議確實充滿了火藥味，其中還出現過兩次騷動：一是吳方城、錢達提出修改議程，將原來「向總部質詢」的第三項議程提前為第二項，放在「討論形勢，規劃戰略」之前。胡平表示反對，遂引起爭論，最後付諸表決，同意了吳、錢的提案。另一次是在會議進行中，楊漫克突然出現在會場，余叢、吳方城堅持認為他有參加會議的權利，而胡平則希望他遵守昨天的諾言。丁楚提議表決，而楊則在表決前自動退出會場。除此之外，整個會議基本無人違規，唯一超過十分鐘發言的，是王炳章對批評的答辯(經主席批准)。而對王炳章的批評，總的來說，不外乎三個方面：一是政治運作中的問題；二是財務問題；三是打著民運的旗號所辦的兩個公司的問題。會議正要結束之際，忽然傳來為迎接楊巍出獄而派赴大陸的三位盟員湯光中、黃奔、黃漢被中共拘留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憤，吳方城、余叢、唐婕等立即報名，要求回國闖關，非向中共爭到探望楊巍的權利不可。晚八時，總部又收到黃奔(此時已被中共釋放)從香港打來的電話，說，中共拘捕他們的理由是他們帶了《中國之春》的「反動刊物」和王炳章的「反動信件」入境。這回胡平生氣了，因為胡平曾再三交代，除了迎接楊巍出獄外，不可再做任何讓中共抓到「把柄」的事，而現在出現的節外生枝，顯然都是王炳章背著他所作的。在胡平的質問下，王炳章只好承認了。這無疑是火上交油，把「倒王」又推向了一個高潮。

　　當天晚上，與會者都散去了，只留有胡平和楊巍的妻子車少莉，在編輯部給楊巍打電話。楊巍沒有按時出獄(後經證實，他出獄的時間被中共推遲了數小時)，他的母親回了電話，她說：「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報導，你們派來的人被捕是因為他們帶有《中國之春》雜誌和王炳章的親筆信。求求你們為楊巍著想，不要再帶什麼慰問信了。」胡平心情十分沉重，這次行動，他考慮過所有可能發生的後果，他認為，無論中共採取什麼行動，民聯都可以在道義上得到分。但現在，他卻沒有料到，由於王炳章背著他的動作，不僅使民聯道義上失分，也使楊巍和他的親屬又一次陷入險境之中。

　　胡平和車少莉打完電話又來到丁楚家，不少與會者正聚在那兒，一聽到情況，頓時象炸了鍋。他們打電話給監委主任薛偉。十分鐘後，薛偉趕到，他一進門就憤怒地大吼：「這件事監委要追查、要處分，拿著盟員的生命當兒戲，不能嚴肅處理怎麼行？」人們一致要求把王炳章叫來質問。二十分鐘後，王炳章到了。一發發「炮彈」猛烈地向王炳章轟來，但王炳章不承認拘捕湯光中等是由於攜帶《中國之春》和他的信的結果，這更引起了大家的憤怒，於是程鐵軍、吳方城等起草了一個彈劾建議，當場就有十五個人在上面簽了字。此後，胡平和余叢又和王炳章談了很長時間，希望王炳章能有諸葛亮失街亭自貶三級的作風，主動辭職，這種大度的作風，一是有助於平息盟員的不滿，二是提倡一種敢於負責、敢於認錯的精神。王炳章若有所思，答應回去考慮一下，明天給大家一個答覆。

　　第二天十二點鐘，王炳章來到編輯部，大家早聚在那兒等他了，在會上，他說：「我早上起來，就向上帝祈禱了，上帝給我一個啟示，我現在受到一批小人的陷害。我有如在這裡受小人的審判，還不如回國去受中共的審判。」說罷轉身就走。王炳章的發言，一時把大家都弄懵了，許多人憤怒非常，胡平、姚月謙、楊農、郭城等人紛紛在彈劾書上簽了名。林樵清、唐婕等卻又十分同情王炳章，唐婕甚至嚎啕大哭起來。

　　這時，胡平和林樵清一起去勸王炳章辭職，王說考慮一下，遂把自己關在一間辦公室內。過了一會，他出來了，向大家宣讀了他的三點建議：一、他不再履行常委職責；二、他不再參加民聯任何活動；三、他不參加「四大」，讓王炳章的名字在社會上自動消失。丁楚、呼延民等覺得這個方案可以接受。但吳方城、余叢、郭城、林心聲卻不贊成，認為既不是辭職，又不履行職責，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要為今後翻案埋下伏線？王炳章解釋說，他是不願為此事引起更大的震動，他願為盟內的團結作出犧牲。這話引起了胡平的反感，他問王炳章：你一口一口顧全大局，似乎你為民主作出多大犧牲似的。承認錯誤就是委屈你了嗎？大家對你的處分不僅只是為了楊巍的事，彈劾書寫了，還有「一系列錯誤」，包括DW&C公司和保險公司。你借這個台階，引咎辭職，不是很主動嗎？他提議，首先勸王辭職，若王不願意，就將接受彈劾，通過罷免程序。如果罷免通不過，說明民聯缺乏起碼的是非觀念，那麼，他將退盟。胡平說完，王炳章未答一言，即離場而去。

　　鑒於當時民聯一些常委、監委都未到會，遂決定把罷王案的投票延至在二十日以內，即一月二十九日截止。

　　在這二十天內，「罷王」和「擁王」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每一個有權利投票的常委、監委，都成了爭奪的對象。

　　按照中國民聯章程，罷免一名常委需經常委會和監委會過半數票贊成方能通過。一月十四日前，監委會的多數「罷王」票已經形成，七名監委中，薛偉、萬寶、楊先智、童菁已投了贊成票，而常委也有四票贊成，即：胡平、余叢、姚月謙、呼延民。

　　常委中沙林休假，聯繫不上，柯力思和林樵清投了反對罷免票，剩下最關鍵的一票，就是張俠了。一月十五日夜，張俠向監委主任薛偉來電，通知他：她贊成罷免，由於人不在紐約，票隨後寄來。這樣，實際「罷王案」業已形成。

　　可是一天後，張俠又忽然改變初衷，提了另一個建議：即成立一個中性調查組，然後再舉行罷免王的投票。

　　她的建議被否決。因為大家覺得，在選舉過程中，票是神聖的，票一旦投入票箱，就不能再更動。至於張俠的建議，仍有合理的因素，但只能在完成「罷王」程序以後才能進行。

　　一月十九日，張俠打電話給胡平，宣佈退盟，並稱不要再將她的票計算在常委的票數內。這樣，常委的總票數就成了偶數，這也是造成後來更大風波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時，許多人又轉回頭來採取了對王炳章的「勸退」的辦法，但遭到王炳章的堅拒。「擁王」和「罷王」之間的緩和的路已被完全堵死。

　　與此同時，紐約的各家華文報紙也展開了一場筆戰。最早的文章是張俠寫的，她建議成立一個中性的調查組，先調查王炳章的問題，再行罷免程序，該文登於一月十六日的《時報週刊》，參加赴上海迎接楊巍出獄被拘留後又釋放返回紐約的湯光中，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唐婕以《中國之春》記者(並為受《中國之春》委派)參加了會議，她將民聯的內部鬥爭公佈於世，湯光中在會上還透露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他說他在上海時，楊巍的親人曾親口對他說過，中共對待民聯的策略是「擁胡倒王」，使舉座嘩然。但數天後，楊巍的妻子車少莉發表聲明，說她已向楊巍的親人核實，沒有人說過「擁胡倒王」的話。

　　自湯光中記者會後，「擁王」和「罷王」兩派把筆戰拉到社會的新聞媒體上，主要戰場是紐約的《美東時報》，也有一些文章發表在《時報週刊》、香港的《爭鳴》和台灣的一些報紙、雜誌上。而且愈演愈烈，甚至挾有人身攻擊，一些文章和廣告直接指控某人是「中共特務」等。面對這種情況，胡平向全盟呼籲，希望雙方停止攻擊，即便寫文章，也要簽署真名，以示負責。但沒有得到「擁王」派的響應。一月二十九日以後，「罷王」派單方面停火，以避免事態的繼續擴大。

　　一月二十七日，雙方再次展開協調行動，常委呼延民和王炳章進行會商，一月二十八日中午，達成協議，即由王炳章作自我檢討並自請停職。方案由呼延民起草，胡平表示接受。可是事後王又不按協議辦，拒不交出檢討。一月二十九日，時限已到，民聯常委會、監委會發佈罷免王炳章公告。監委會以五票贊成，一票反對，一票棄權通過，常委以四票贊成，三票反對，一票棄權，也宣佈通過。

　　民聯監委、常委會公告公佈以後，引起了盟內極大的反彈，常委沙林在過了投票截止日期之後，來到紐約，稱他反對罷免，並與林樵清、楊農、唐婕等人在《世界日報》、《美東時報》刊登廣告，聲明罷免無效，他們的理由是：根據罷免法，常委只有四票，未過半數。於是，雙方又展開了一場有關章程和程序的爭論。

　　按照民聯的章程規定，監委會具有對章程的法定的解釋權。一月三十日，民聯監委會發出通知，宣佈罷免王炳章符合章程。理由是：根據民聯總章程二十二條規定，在雙方票數相等的表決中，主席的一票具有裁決權。總章程是母法，而罷免法是子法，在遇到特殊情況，沒有明確規定時，子法應服從母法。

　　兩種不同的觀點，造成了民聯的分裂，內布拉斯加、芝加哥、香港、澳洲等支部發表聲明，宣佈罷王無效，而肯塔基、洛杉磯、華盛頓、日本等支部又宣佈支持罷王的決議。

　　二月四日，由「罷王」引起的風波又對民聯造成了進一步的震盪。這天是星期六，民聯紐約支部原定在編輯部召開新春茶話會，並討論三月二十九日魏京生被捕十週年應採取的行動。紐約支部當時沒有主任委員，由常委呼延民代管。當天到會的盟員共有二十五人，會議一開始，就偏離了事先預訂的議題，而轉到對王炳章罷免的爭論上來，其時，呼延民要忙著去打工，把會議交給副主任委員梁雲主持，但他人剛走，林樵清就提議支部改選。在一場匆忙的選舉中，李達當選為主任委員，鄭為民、唐婕當選為副主任委員、接著，鄭為民宣讀了事先寫好的「紐約支部關於罷免王炳章無效的聲明」，得到了通過。春節前夕，「擁王」派又進一步採取行動，利用林樵清是總部租房契約簽訂人的方便，佔領了總部住房——包括當時在總部住房的全部重要機密檔案。二月八日，由於王炳章對罷免不服，遂向監委會上訴。他的這一舉動，得到了總部的好評，認為他的上訴，表明了他還是願意回到規章和程序上來解決紛爭的，監委會立即成立了一個由錢達、黃奔、林心聲、陳力組成的小組，重新複查王炳章的問題以及罷王的程序是否合法。與此同時，紐約僑界一些友好人士，如徐松林、李東渤、劉添財等，也自願熱心參與協調，以圖化解民運內部的矛盾。

　　二月十八、十九、二十日，調查組分別見到雙方的主要成員，擬出了調查提綱，並提出雙方各讓一步，就其自己的錯誤作自我批評，向全盟認錯。對此，王炳章立即表示同意，為了彌補傷痕，胡平還提議成立「民主戰略研究小組」，胡平任組長，王炳章、丁楚任副組長。此時，中國大陸發生了三十三人簽名的公開信，要求釋放魏京生，一個新的民運高潮已經到來。在這一派令人鼓舞的形勢下，很多盟員都希望這場紛爭能盡快平息，郭城、李達等二十四名觀點相異的盟友聯名呼籲，停止內戰，以戰鬥的姿態投入中國大陸民運高潮中去，得到了一致的響應。形勢似乎正在好轉。但殊不知情形並非如此，早在二月十七日，即調查組分別與雙方主要成員溝通協調之前，甫由巴黎來到紐約的副主席柯力思，便以「財務監督」的名義，私自提走了《中國之春》的大部分存款七萬五千美元，二月二十一日，又提走了剩餘的三千七百美元，並關閉了帳戶。而《中國之春》的經理及總部的財務幹事林心聲，是在二十二日去銀行存款，才得到此消息的。一時之間，輿論大嘩。已經逐漸好轉的形勢再度惡化下去。二十四日，柯力思發表聲明，提出提款的三條理由：一、總部濫用錢打內戰；二、某人有卷款潛逃的嫌疑；三、總部運作已經癱瘓，將用這一筆錢召開「四大」。柯力思將提出來的錢，存入私人帳號，同時宣佈：「紐約支部」的李達、唐興、許一鳴為管理這筆錢的監督小組成員。一時間，總部和《中國之春》雜誌又陷入了經濟危機之中，許多支部紛紛出動，緊急募捐，僅洛杉磯支部就捐出了二千五百美元，支援總部和雜誌。在此艱難的條件下，總部和編輯部的人員又只有靠打義工維持，他們克服各種困難，使《中國之春》第七十一期照常出刊。

　　緊接著，王炳章又通知電話公司，切斷了《中國之春》編輯部的電話——因為電話曾是以他的名義安裝的，使民聯總部和各分、支部的聯絡中斷，總部運作近於癱瘓。

　　又經過了十多天反反覆覆的談判，仍無所進展，胡平終於忍無可忍地作出了罷免柯力思副主席職務的決定，又以常委和監委的多數票，罷免了他的常委的職務，另補丁楚、車少莉為民聯常委，最後，監委又以多數票通過了開除王炳章、柯力思盟籍的決定，同時並對柯力思轉移公款一案向法院起訴。

　　三月九日，王炳章、柯力思以及「財務監督小組」的李達、唐興、許一鳴分別收到了傳票。法院在此之前已下達禁止令，禁止王炳章等以「中國民聯」的名義活動，後來經過判決，要求柯力思在限定的時間內將錢全部退還，並提前半年召開「四大」。

　　而在三月六日，「擁王」派就已開始以總部名義下達召開「四大」的文件，並稱已獲得二十一名委員的認同。三月三十一日，王炳章、柯力思等召開會議，四月一日，命名此次為「中國民聯緊急大會」，四月二日，改稱為「中國民主黨成立大會」，並宣佈「中國民主黨」正式成立。

　　其間，在人事糾葛上又出現了一些變化，如民聯常委呼延民，稱因鑒於「民聯緊急大會」的代表性，參加了該會議，數日後，他向胡平提出辭呈，自動辭去其民聯常委職務，得到了總部的同意。

　　「中國民主黨」成立後，大部份黨員都有雙重身份，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召開的民聯「四大」，以六十九票對十一票的表決，通過了張卓之、余叢等人的議案，即將民主黨與民聯從組織上分開，具有組織的雙重身份者，需在三個月內選擇，或者為「民主黨」黨員退出「民聯」，或者保持「民聯」盟員身份而退出「民主黨」。

　　事隔兩年，即在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召開的「民聯五大」上，大會又通過了一個與「四大」相反的中止盟黨(民聯和民主黨)分家案，該提案認為：「四大」作出的盟黨分家案，是一個特殊歷史情況下為結束內部紛爭的產物，「罷王」曾對民聯帶來過沉重的創傷。現在，時間已癒合了這一創傷，歡迎所有因「罷王風波」和「四大」後離開民聯的盟員都回到盟內，本著「聯合、團結、和解」的精神，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共同奮鬥。議案通過之後，全場響起了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一個壓在民聯頭上兩年多的包袱，終於得到了化解。

　　這之後，有不少人又重新歸隊，唯覺遺憾的是，如王炳章、柯力思、林樵清、沙林、張俠等原民聯的骨幹成員，卻由於「罷王風波」所引起的創痛，一直未再回到盟內來。

陳軍：優雅的民主戰士

　　一九八九年二月，北京發生了一件轟動世界的簽名事件。——這就是由北島、邵燕祥、牛漢、老木、吳祖光、李陀、冰心、宗璞、張潔、吳祖湘、湯一介、樂黛雲、張岱年、黃子平、陳平原、嚴文井、劉東、馮亦代、蕭干、蘇曉康、金觀濤、劉青峰、李澤厚、龐樸、朱偉、王焱、包遵信、田壯壯、王克、高皋、蘇紹智、王若水、陳軍等三十三人共同署名的致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的「公開信」。

　　「公開信」全文是：「我們得悉方勵之先生於八九年一月六日致鄧小平的公開信後，深表關切。我們認為，在建國四十週年和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之際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將會創造一個有利於改革的和諧氣氛，同時也符合當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權的普遍潮流。」「公開信」的日期是：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

　　三十三人，絕大多數是著名的作家、藝術家、科學家。這種以寫「公開信」徵求簽名並向共產黨大膽表示異見的方式，出現在聲隆名重的重量級的知識分子群中，對中國大陸來說，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它標誌著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覺醒，也顯示了他們開始嘗試用一種聯合和諫言的形式向中共的專制政權進行抗爭。

　　這一事件的組織者和發起者之一，就是一名當時和中國民聯關係極為密切並在後來加入了中國民聯的人——他的名字叫陳軍。

　　陳軍，人們都稱他是一個「年青的老民運人士」。他生於一九五八年，上海人。由於家庭出身於「歷史反革命」，從幼年起，就飽受磨難，逆境使他過早地成熟了，二十歲那年，即一九七八年，他就結識了當時活躍在上海的一群民運人士——如傅申奇、張汝雋、宦國蒼等，他家裡成為民運人士集會的地點，並負責編輯和刻印了一個地下民運刊物——《民主之聲》。同時寫出了十七萬字的大部頭哲學著作「論真理」。一九七九年，他考入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在校期間，成為學生社團「迥聲社」的招集人。有一次，他聯合六所大學的學生舉行了一次「中國的改革現狀與展望」的討論會，上海市委嗅出味道不對，意欲阻止，但機智的陳軍臨時改變會場，使討論會得以順利召開。事後，上海市委為此專發了文件，指出了陳軍的活動，並告誡各大專院校，要警惕在學生中正在形成的持不同政見者。上海市委並將此事報知教育部，教育部又報給中宣部，中宣部點名指出：陳軍這個人能量大得很，要特別注意他的活動。一九八三年，陳軍和美國公民結婚，移民至美。當他看到「中國民聯」主辦的《中國之春》雜誌後，遂與「中國民聯」負責人王炳章聯絡。八三年，他作了三個月的《中國之春》特別記者，以「陳洪林」的筆名，採訪了美國著名華裔學者陳香梅、許倬雲等人，寫了一些文章。與此同時，和「中國民聯」結下了良好的友誼。

　　一九八七年，由於陳軍的女朋友Janny Hotdaway在中國大陸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陳軍遂決定和她一起返國。他先到達上海，開了一家「可可樹酒巴」，一個星期後，又在北京開了一家「捷捷酒巴」。陳軍原回國的願望並不在政治，因為他此時的興趣已大部分轉移到哲學、文學和作生意上，所以他非常小心謹慎，盡量避免揭露中共和政府。但他不想碰「政治」，「政治」卻偏偏來找他。由於他是有「前科」的人，他一到達上海，便受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注意，甚至盯梢。一九八八年二月，一個曾經是陳軍的「朋友」的人，從陳軍那裡拿走了王炳章給他的三封信，隨後，他又告發公安局說陳軍在黑市以美金交換人民幣，一直意欲找陳軍麻煩卻苦於沒有借口的上海市公安局，頓時喜出望外，他們遂以此理由拘留了陳軍，當然他們真正感興趣的並不是交易外幣的行為，而是陳軍的政治活動。在審訊的過程中，陳軍發現，上海市公安局對他的問題瞭如指掌。陳軍在一次接受訪問時說道：「大陸安全部門對我在美國的情況，比我自己還熟悉。舉兩個例子，我在美國時曾採訪過許倬雲教授。他們問到此事而我卻忘了許教授的名字，他們就開玩笑地說：『怎麼你連許倬雲都忘了。』還有一次我去訪問陳香梅，由於時間已久，不太記得當時的情景，但他們卻可以說出，我與何人同往，而且還攝影留念。」陳軍的被拘留過程，是時抓時放，反覆幾次，後來他不耐煩了，曾經質問過他們，要求對事情有一個明確的交代，但公安局卻一直拖著。陳軍問：我到底有什麼做得不對的地方？公安局的回答也很巧妙：如果你把你所有做得不對的地方都告訴我們，我就會說出你什麼地方不對。一九八八年底，他終於獲得了「取保候審」。由於中共對他的拘留，使他明白了，過去不想再介入「政治」的想法是不現實的，他遂決定再次踏上民主的征途。一九八九年初，他到了北京，經營「捷捷酒巴」去了。

　　「捷捷酒巴」生意作得很成功，這家酒巴，既可以作酒巴，又可以開畫廊，不少現代派的美術作品在這裡展覽、出售。陳軍還自己對酒巴的裝潢進行設計，使其店面在中國大陸一派單調灰暗的背景中，顯示了突出的個性和情調。正因為這樣，酒巴很快成了藝術家、作家、外籍商人、記者、各國駐華官員的沙龍。也許正由於「捷捷酒巴」的特殊性，陳軍也就成了北京中共安全部門注意的目標。

　　也就是在經營酒巴的過程中，他認識很多著名知識分子或著名民運人士，如：方勵之、吳祖光、老木、任畹町、北島、王丹等。一九八九年春節，方勵之約他參加統戰部召開的聯歡會，會上，方勵之作了一個發言，談到了知識分子的責任和人權問題。陳軍一時性起，打破了原訂的發言程序，插進去做了一個五分鐘的即興講話，他講：我們知識分子，自五四以來，到底作了什麼？我呼籲，我們的政府應該釋放一切政治犯，取消反革命罪，取締任何秘密警察，中國的人權要符合世界的人權標準。他沒有想到，在一個官方舉辦的會場上，他的大膽的發言，竟招來滿堂不絕的掌聲，而拍掌的都是一些社會名流和對社會貢獻卓越的知識分子。這使他深受鼓舞，並且增強了信心。

　　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將面臨著兩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紀念節日，一個是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週年。針對這兩個紀念日，陳軍產生了一些想法，他覺得，要利用這個機會，同時對方勵之一月六日致鄧小平的公開信予以聲援，趁熱打鐵，發起一個全民性的簽名運動，簽名針對的問題是：一、釋放一切政治犯；二、取消反革命罪；三、中國大陸應遵守國際人權法則。他把這個想法和詩人老木作了溝通，老木又找到了詩人北島，遂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計劃。三天之內，他們三人分別徵集到上述三十三人的簽名。二月十六日，陳軍等人借「捷捷酒巴」召開了記者會，來參加會議的有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紐約時報》等世界各地的記者，陳軍在會上宣讀了「公開信」，和魏京生共同創辦《探索》雜誌的路林，向記者介紹了魏京生過去和現在的情況，同時還做了四個呼籲：一、要把特赦政治犯一事變成大會的提案；二、成立魏京生問題調查委員會；三、建立一個有關聯繫簽名的信息中心；四、要求在下屆人大會上把「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世界各國記者反應迅速，第二天，世界很多國家的報紙就大幅報導了三十三人簽名致中共中央和人大的「公開信」的事。

　　三十三人簽名的事很快得到了「中國民聯」的響應和支持。民聯主席胡平在「把簽名推向高潮」一文中說：大陸三十三名知識分子聯署的「公開信」傳到海外，「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在不到十天的時間裡，廣大留學生、海外華人，還有台灣、香港等地的知識分子和關心國事的人們，紛紛起而響應，一個聲勢浩大的簽名活動正在蓬勃興起。」胡平說：「爭取民主運動勝利的秘訣只有一個：那就是喚起盡可能多的人們的廣泛投入。這次簽名是從大陸內部首先發起的。這再次證明，在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鬥爭中，大陸內部人民的作用是第一位重要的。」他希望身在海外的中國人，盡力地為這次簽名多做一些事情：一、除了自己積極簽名外，努力動員更多的親朋好友，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無論是大陸人或是港、台人，形成連鎖反應，多多益善。二、對大陸內部投入此一活動的人們給予密切的注視和關心，用海外輿論的強大力量，努力保障大陸民主人士的人身安全。三、突破大陸的新聞封鎖，可以用書信、電話、電傳、旅遊等方式，把三十三人簽名信和國內外聯繫通訊地址盡可能多的告訴大陸的親友、同事。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三十三人的簽名信啟動了海外華人的簽名運動，如方勵之、余英時、許倬雲、李歐梵、倪育賢等六十五人(內有多名民聯成員)首批發起的「敦促大陸民主改革宣言」的簽名，台灣由陶百川、胡佛、王作榮、楊國樞、李亦園、韋政通等三十位知名學者發起的「呼籲中國大陸進行民主改革的聲明」的簽名等，把海外中國人關心大陸政治狀況的熱情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在簽名浪潮的衝擊下，中共感到既震怒又尷尬、棘手。八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新華社報導了中共司法部有關負責人的談話，\字(27).避提及有關簽名者的名單，而將其過僅歸罪於陳軍一人。這位負責人指出：「陳軍等人企圖通過簽名的方式，制造輿論，形成壓力，以此來影響審判獨立的做法是違反中國法制原則的，因而也是錯誤的。」他又說：「這封信主要的組織人陳軍曾經是設在美國的反動組織中國民聯主辦的《中國之春》的撰稿人，他聲稱要通過台灣等『最大最有影響的傳播媒體』支持方勵之等人，對中國形成『壓力集團』。」中共對「中國民聯」切齒之恨由此可見。

　　同時，中共還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縮小「公開信」的影響。首先，他們在新聞上進行封鎖，使大陸人一無所知。再次，對簽名人分別施加壓力，甚至採取電話干擾、特務盯梢、日夜監控等手段，以求讓簽名胎死腹中。

　　在這種極危險和艱困的條件下，陳軍等人仍以鎮定和智慧繼續工作。他們成立了「八九特赦」辦公室。陳軍、老木針對司法部負責人的發言發表了聲明，陳軍說：「該領導人對公開信的評估，沒有給讀者提供一個事實基礎，故反會有造成輿論混亂的可能，使公眾無法作出客觀的判斷。公開信從內容到簽署人的意願都基於人道立場，並對政府寄予希望，且要求大赦是直接向最高權力機構——人大常委會提出的，我個人以為只有人大常委會才能給予權威回答。」陳軍坦承了他為《中國之春》撰稿一事，並說：「該領導人亦只披露，沒作任何批評，我認為是一個進步。」他最後呼籲：「今天是以合作代替衝突、以和平代替暴力的時代，大家都應該克制，政府更應該克制自己，以便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有一次機會，用文明的、漸進的民主協商的方式實現自己的理想。」

　　「八九特赦」辦公室成立後，陳軍以及他手下的工作人員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辦公室並安裝了熱線電話，這在北京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們每天把大陸內的動態傳送到美國，然後又將海外的電傳分送到三十幾個簽名者以及關心此事進展的人士手中。並開設兩個公開簽名處，由專人負責簽名工作。據二月二十二日由記者發至紐約的報導，簽名者已達五十多人，其中包括「李一哲」中的一員——民運人士李正天，以及薄雲、任畹町等。並逐步穩健地向全國的各大院校發展。與此同時，陳軍還以「八九特赦」辦公室的名義專訪了身困囹圄的民運鬥士徐文立的家屬。徐文立的妻子康彤和女兒徐謹說：「我們感謝你們這些素不相識的人，這樣關心徐文立的情況，希望您們能夠轉告人大，基於人道注主義精神，能盡快地對徐文立實行大赦。」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八日，陳軍以個人名義向全國人大各位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寫了一份「關於一九八九特赦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特赦魏京生等人，這不僅是我們數千名簽名者的願望和建議，也是符合我們國家改革十年的歷史進程和根本利益的。」陳軍的報告雖然是遞上去了，但卻石沉大海、渺無回音。

　　但形勢卻變得越來越嚴峻了。北京安全部門加強了對「八九特赦辦公室」以及陳軍等人的監控，甚至盯梢他們的公安人員也在他們對面設立了辦公室，時長日久，相互都已經認識了。有一次，舉行記者招待會，竟招來三輛警車二十四小時的監視。

　　三月底，形勢突變，上海公安局突然通知陳軍返回上海，四月二日，陳軍在乘火車的途中，被上海公安人員扣壓，第二天，強行將他驅趕出境，四月六日，陳軍由香港轉達紐約。

　　陳軍是一位民主漸進論者，他有一句頗令人欣賞的話：「搞民主一定要優雅一點。」他說：「中國人搞民主往往都是一些很激進的人，他們適合於『干革命』，卻不適合於搞民主。搞民主的人不能『滿腔仇恨』。你要在政治上消滅對手，你就不可能獲得民主。」所以他做事的原則一直都是平和、穩漸、有理、有節。

　　但如此「優雅」民主人士，仍然不能見容於中共，最終還是逃不脫亡命天涯的命運。

民聯在「八九民運」中的活動(上)

　　三十三人簽名的「公開信」事件剛結束不久，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洶湧澎湃的「八九民運」便在中國大陸拉開了大幕。

　　「中國民聯」和海外的其他一些兄弟民運組織，在「八九民運」的整個過程中，都與中國大陸的民主力量亦步亦趨、默契配合，充分顯示了他們的合作。他們利用其天然、有利和方便的條件，一方面，把中國大陸的信息及時傳向世界，成為海外聲援活動的重要聯繫者和組織者，另一方面，又將海外聲援的信息迅速傳到大陸，有力地鼓舞了大陸內部民主力量的士氣，推動了民主運動的發展。正是由於「中國民聯」和海外其他兄弟民運組織以及國際的新聞媒體的共同努力，才使「八九民運」出現了和中國大陸歷次民主運動不同的特點，「八九民運」不再是孤立和封閉的，它已經從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中共的封鎖，讓它的每一個進程，都成為國際關注的中心。

　　以下將對四月十五日至七月一日海外聲援活動作一個大概的敘述，由於抗議示威事件頻繁，難免有遺漏之處。這裡還要特別指出的是，下面這些活動絕大多數都有「中國民聯」的成員積極參與，他們在海外聲勢浩大的聲援中起到串聯、推動和組織的骨幹作用。

　　四月十五日：即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被罷黜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心臟病猝發逝世的當天，有多位「中國民聯」成員參加的留美學生團體「中國旅美政治學國際關係學會」就向中國大陸發去唁電，以沉痛的心情悼念胡耀邦的去世。

　　四月十六日：「中國民聯」發出唁電，悼念胡耀邦逝世，並籌組了代表團赴北京參加悼念活動，但遭中共駐紐約領事館拒絕。

　　四月十八日：於大海、劉曉波、胡平、陳軍、吳牟人、李少民等十名旅美學者、詩人、作家(內中有多名民聯成員)就中國大陸局勢發表「改革建言」，向中共提出五點建議：一、認真、全面檢討改革十年來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決策失誤；二、彭真、王震、胡喬木、薄一波、鄧力群等人應為迫害知識分子負責，敦請他們引咎辭職，同時也促請趙紫陽、李鵬、鄧小平、陳雲公開承認自己領導中的失誤；三、披露迫使胡耀邦下台的原因及過程，增加黨的透明度；四、修改憲法，取消四個堅持；五、支持和保護學生運動，嚴格防止製造借口對學生實行鎮壓。

　　四月十九日：一、安娜堡密西根大學六十四名學生致電「人大常委會」，呼籲政府尊重憲法並賦予北京學生遊行的權利。二、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留學生發起全美中國大陸留學生簽名活動，支持北京大學生爭民主、爭自由的運動。三、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集會，通過四點聲明，強烈要求中國大陸政府承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並為胡耀邦及一切受害者平反，堅決支持大陸學生運動，反對暴力鎮壓，呼籲新聞自由。

　　四月二十日：「中國民聯」就中國大陸局勢發表聲明，表示堅決支持大陸學生運動，反對中共暴力鎮壓學生，呼籲民主、自由和解除報禁、黨禁。民聯主席胡平、常委丁楚、監委主任薛偉等人親至中共駐紐約領事館遞交聲明，但遭拒。

　　四月二十一日：一、在舊金山，十餘名中國大陸留學生、民聯及中國民主黨成員，在中共駐舊金山領事館前示威，聲援大陸的民主運動，並要求組團回國，同樣遭到領事館的拒絕。二、密西根大學五十八名留學生及訪問學者向「人大」發去電函，對胡耀邦逝世表示哀悼，並呼籲中國大陸政府尊重人權。三、加拿大滑鐵盧大學二百多名留學生、學者及家屬向胡耀邦夫人發唁電，並表示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

　　四月二十二日：一、紐約「中華公所」、「中國民聯」、「中國民主黨」、「促進中國民主政黨聯絡組」以及紐約各界人士舉行聚會，與會者全力支持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並強烈譴責中共的倒行逆施。二、中國大陸旅美學者、詩人、作家於大海、劉曉波、胡平、曹長青、陳軍等十人簽名發表「致中國大學生公開信」，對北京的學生運動提出了七點建議，即：(一)鞏固在這次活動中已經建立起來的組織聯繫，力求以一個堅強的整體進行有效的活動。(二)提出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務必使之得到相應的回復。特別應把徹底否定八七年反自由化運動作為突破口。(三)建立自己的通訊或出版物，加強與各種新聞媒介的密切聯繫。(四)加強和工人、農民、市民、知識分子的聯繫，爭取他們的支持與參與。(五)保持與政府方面的對話。(六)努力落實校園內的自由。(七)隨時準備採取用貼大字報到遊行、罷課等方式，保障每一個參與者的人身安全和其他權利。這封信經特殊渠道傳回北京，並被學生在校園內貼出。三、「中國民聯」猶他分部分別在猶他大學和猶他州立大學召開座談會，暢析中國大陸政治局勢，並聲援北京大學生。四、耶魯大學四十名留學生連署簽名，致信北京大學生，支持北京學生運動，並要求政府保障學生權利，實行對話，給胡耀邦公正的評價。

　　四月二十三日：休斯頓大學二十餘名留學生前往中共駐休斯頓領事館示威，並呼吁美國總統布什和美國人民關注中國大陸的人權。

　　四月二十四日：愛荷華州立大學中國大陸留學生集會聲援學生爭民主、自由的運動，會議通過聲明。

　　四月二十五日：加州理工學院八十餘名留學生校園集會，發表四項聲明，譴責中共專制獨裁，呼籲民主自由。

　　四月二十六日：波士頓、達拉斯、亞特蘭大，均有留學生集會，並發表聲明。

　　四月二十八日：一、在「中國民聯」及「中國民主學生聯合會北美分會」的籌組下，紐約地區六十餘名留學生，前往中共駐紐約總領事館示威。民聯成員胡平、薛偉、郭城、楊懷安、高格文、楊漫克、張保羅分別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集會中有學生憤怒地撕毀了四月二十六日載有《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海外版，並通過四點聲明：(一)堅決支持學運，反對鎮壓學生運動；(二)要求承認北京大學生辦獨立刊物的合法性；(三)要求承認北京大學生獨立自由的組織；(四)要求恢復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的職務，撤銷工作組。但中共領事館大門緊閉，拒見學生代表。示威者的聲明後由在場的美國警察代交。二、二十餘名來自馬裡蘭大學及維吉尼亞理工學院的留學生在華盛頓中共大使館前示威抗議，並遞交了一份聯合聲明。所不同的是，這一次中共大使館卻很理性地對待了示威人士，派專人接受了聲明文件。三、在芝加哥。近三百名大陸留學生到芝加哥總領事館前示威，他們舉著「人權無罪」、「支持學運」、「中國唯一的出路是政治體制的民主改革」等標語，在芝加哥的大道上遊行，沿路還散發傳單。留學生代表任松林、李三元(均屬民聯成員)獲准進入中共領事館，他們將「中國學生團結聯盟北美分會」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及各校學生的聲明，一起交給領事館的人，雙方並會談了一個小時。四、在洛杉磯。來自加州理工學院、洛杉磯加大、克萊蒙特學院的二十多名留學生，前往中共駐洛杉磯領事館請願，遞交了一份加州理工學院留學生的聲明，以及一份UCLA中國學生聯誼會致國內學生的公開信。示威留學生還要求和該領事館總領事會談，但遭到拒絕，他們便在領事館門前拿出標語，呼喊口號，場面至為激憤。

　　四月二十九日：在舊金山灣區召開了「八九年中國問題研討會」，著名持異見的知識分子劉賓雁、王若水、吳祖光、劉再復、北島等出席了會議，當他們得知上海市委撤換了《世界經濟導報》欽本立的總編輯職務後，遂聯袂發表抗議信，指責中共及上海市委。該信內容是：「獲悉上海市委決定將《世界經濟導報》欽本立總編輯停職並向該報派出了工作組，不勝驚訝。《世界經濟導報》是一份嚴肅的、充滿改革熱情的報紙，一直走在改革的前列，對我國的現代化進程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國內外享有盛譽，你們擅自採取這一措施是違反憲法的。我們表示抗議。」

　　五月四日：海外把對「八九民運」的聲援推到了一個新的高潮。一、紐約。四百多位中國留學生和僑胞，在聯合國哈馬紹廣場匯聚，遂沿著曼哈頓東岸，四十二街，一直走到中共領事館。他們一路高舉標語，呼喊口號。在領事館門前，示威者情緒更為高昂，不斷向領館內伸出頭來觀望的人呼籲，希望他們下來加入示威行列。在領館人員拒絕與示威代表會談之後，示威代表高聲朗讀抗議信。此次示威遊行，吸引了許多美國人的注意，有不少美國人也主動參與。許多新聞媒體、電視台、電台都派記者作了全過程的採訪。這次示威由「五四民主大遊行」籌備組籌劃，「中國民聯」也積極參與。二、費城。一百多名留學生在「賓州大學中國大陸學生學者聯誼會」的召集下，舉行了聲援大陸學生爭取自由民主的示威活動。該聯誼會負責人首先宣讀了賓大、天普、Drexel三校於四月二十六日發表的四點聯合聲明，支持北京遊行學生所提出的要求，同時呼籲中共當局解除報禁，給予人民基本的民主權利。他表示，中國是全體人民的中國，而非一小撮人可主宰的中國。七十年前的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而有了驚天動地的「五四運動」，但七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以此為號召，實在是中國人的悲哀。但看到大陸學生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仍奮鬥不息，可見中國仍然還有希望，還有前途。三、波士頓。一百多位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留學生，分別在校園人潮最多的地方示威，他們手舉自製的中英文標語牌，吸引了很多美國學生的注意，同時也有不少美國學生支持和參加了他們的行動。其後，又有六、七十位留學生走出校園，集合在基蘭廣場靜坐。四、洛杉磯。十多位大陸人士及留學生持標牌，高呼著「民主」、「自由」、「人權」以及「鄧小平下台」的口號，前往中共駐洛杉磯領事館抗議。南加州大學留學生王宏凱當場宣佈退出共產黨。中共領事館封鎖大門，不接見示威代表，也不接受抗議信。五、舊金山。金山灣區包括柏克萊加大、斯坦福大學、戴維斯加大等七個學校的學生聯誼會，於四月三十日成立了「北加州留美學人學運支援小組」，五四當天，五十多名同學聚集在柏克萊加大廣場，聲援北京大學生，還邀請了四月初被中共強迫離境的陳軍作了報告。當他們高舉爭取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標語牌遊行示威的時侯，吸引了不少美國人，全美數家電視台亦到現場採訪。六、休斯頓。德州休斯頓、達拉斯、奧斯汀等城市的留學生，分別以示威、集會、座談等不同形式，對大陸學運予以聲援。休斯頓的萊斯大學、貝勒醫學院、休斯頓大學數十位留學生，偕同僑界人士，持兩幅千餘人簽名支持學運的布幅，前往中共領事館示威，在其過程中，周志嘉也向中共領事館遞交了退黨聲明。他說：「我覺得國內要求民主的運動是對的，我不願意再做一名共產黨員。」七、亞特蘭大。喬治亞大學一百多名留學生，在校園內展開示威遊行活動。這項活動由留學生所組成的「中國同學會」發起，他們並與該市市長見了面，市長對中國學生的精神表示了欽佩和讚賞。八、芝加哥。在「中國學生自治聯合會」的主持下，芝加哥伊利諾大學的中國大陸同學舉辦了座談會，該會以「紀念五四推進民主」為主題，討論了學生運動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的作用。

　　五月八日：根據普渡大學留學生的電腦統計，宣佈業已開展兩周的留學生支助北京高校學生爭取民主、自由的捐款活動，已募到金額為三萬美金，捐款學校三十多所，其中部分捐款已匯寄或托人帶到北京。

　　五月十八日：一、紐約的民運組織和一些留學生分別拜會了華人社區領袖，希望結合僑胞的力量，以募捐的實際行動支援正在如火如荼迅速開展的大陸民主運動。華人僑界團體積極響應，並成立「支持中國大陸民眾爭取自由民主運動委員會」，迅速在華埠街道展開募捐。美東華文記者協會決定設立特別帳戶，接受捐款或代為保存各團體捐款，並由公正人監督，以保證將每一分錢都用在中國大陸的民主事業上。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兩名留學生攜帶捐款五千美元並留學生的聲援信以及對學運的意見及建議返回北京，交給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一百多位留學生前往機場送行。

　　五月十九日：美國各地的留學生紛紛向指定的地點匯聚，以便參加聲勢浩大的游行。

　　五月二十日：全美華人大遊行，集中的地點是華盛頓、紐約、洛杉磯、舊金山、休斯頓，示威者估計逾萬人。在紐約，近千名大陸留學生及僑胞，以華埠為起點，組成隊伍向四十二街中共駐紐約領事館走去。這一天，設在華埠的捐款箱得到華人的慷慨解囊，募到美金近萬元。

　　五月二十一日：全球華人展開同步大遊行。一、香港。香港展開了自建埠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參加市民接近一百萬。這次遊行原由民促會發動，但由於民眾自發前來，遠遠超過了他們事前的估計，民促會負責人恐遊行隊伍成為「無頭之師」，遂向警方求助。遊行大軍先頭部隊下午五時到達跑馬地馬場時，龍尾還在中環遮打道等候出發。沿途，民眾呼喊著「打倒李鵬」、「李鵬下台」、「反對鎮壓」、「軍隊撤走」、「愛國無罪」、「民主萬歲」等口號，高舉著「支持熱血學生，控訴冷血政府」、「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侯到了，中國極需要改革了」等標語，場面如山崩海嘯、極為壯觀。二、紐約。緊接著二十日的遊行示威，二十一日又配合全球華人的行動，紐約的留學生和僑胞再次舉行遊行示威，人數達到一千人，示威民眾彙集在總領事館門口，不斷地高喊「鄧小平下台」、「李鵬下台」、「楊尚昆下台」、「中國要民主、自由」,遇到此類事件從來緊閉大門的總領事館，面對著這黑壓壓的憤怒人群，終於改變了態度。三名示威人員代表，在警方的陪同下，進入了領事館。在晤談中，中共領事館方面的人表示，中共領事館人員瞭解學生們的心情，但部分要求太過激烈，他們只願意將代表所送的呼籲書轉送上級。三、日本。日本關東地區以大陸留學生為主的五千多名華人民眾，在東京本木三阿公園舉行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抗議遊行。關西地區，亦有三百名留學生湧向中共大阪領事館，遞交抗議書。在東京市，四千多名留學生及華人遊行前往中共駐日本大使館，抗議北京實施戒嚴。大阪、名古屋等地也有留學生示威事件。四、加拿大。溫哥華羅勃森廣場聚集了五、六百大陸留學生，他們舉著標語呼喊口號、發表演講，要求中共當局停止對學生民眾的暴力鎮壓，並建立民主、自由制度。五、法國。近百名大陸留學生在中共大使館附近的特賀加德賀舉行示威。六、比利時。比利時的華僑和留學生百餘人，前往中共駐歐洲共同體大使館請願，要求解除戒嚴，尊重民意，推進政治、經濟改革。中共大使同意將請願書轉交決策部門。七、德國。百餘名留學生及華僑在波昂中共大使館前示威。八、瑞典。約七十名大陸留學生向中共大使館遞交請願書。九、丹麥。三十名大陸學生在遞交中共大使館的請願書中譴責中共，並要求取消戒嚴。十、英國五千名中國大陸留學生在倫敦示威，他們揮舞「自由萬歲」、「打倒獨裁」、「打倒老人政治」和「軍隊撤離北京」旗幟，向中共大使館遞交了請願書。𠠬澳洲。一百五十名留學生至中共大使館示威，抗議中共宣佈北京戒嚴，兩名學生代表並與使館人員作了簡短會談，表達了他們對戒嚴令的不滿。𥫩二十一日夜，斯坦福大學全體大陸留學生在十九日正式宣佈對鄧小平、李鵬政權採取「不承認」與「不合作」的「二不」立場後，並於當日作了下列補充「緊急聲明」，即：一、呼籲全美大陸留學生都不承認鄧小平—李鵬當局，不與其合作。二、呼籲在中國大陸的工人、各政府機關全面總罷工、軍隊和地方政府不承認鄧小平—李鵬當局。三、籲請美國布什政府及國會盡快明朗表明支持大陸民主運動，如果鄧—李當局一意孤行，血腥鎮壓，應對鄧—李當局實行經濟制裁。斯坦福大學全體大陸留學生的「二不」宣言受到了全美留學生的熱烈響應，聯署簽名支持的有柏克萊加大、哈佛大學、紐約市立大學、波士頓大學等五十餘所大學的留學生。

　　五月二十四日：海外七十六所大學留學生聯署了一封給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的公開信，信中要求：「中華民族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希望你們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堅決抵制獨裁者鎮壓人民的命令。」「中國民聯」立即將此信發到美國之音和台灣，通過電台反覆向大陸廣播。

　　五月二十五日：「中國民聯」呼籲全體海外華人，把海外聲援民運的信息傳回大陸。民聯指出：「目前，中國大陸的形勢十分嚴峻，決定勝負的鬥爭，已經不是以天計算，而是在按小時計算。他們提議採取以下行動：一、寫百萬信；二、打百萬電話；三、運用一切可用的傳遞訊息的工具，包括FAX、電腦等等，把各種最新的信息傳遞進大陸；四、中國民聯成立「中國大陸民主運動訊息傳遞中心」，二十四小時全天候工作。

　　五月二十六日：北京形勢日趨緊張，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發出呼救，號召全國、全世界華人大示威，包圍天安門廣場民主陣地。中國民聯首先收到北京發來的呼救傳真，立即徹夜發向全美各城市，全世界各國民聯支部、分部以及香港、台灣。

　　五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全球華人再一次走向街頭，抗議中共政權，聲援天安門勇士。計：香港五十萬人。台灣八千人。舊金山五千人。紐約三千五百人。芝加哥三千人。華盛頓二千人。洛杉磯一千五百人。休斯頓五百人。澳洲、日本、法國、德國、英國、比利時、瑞典、丹麥均有示威活動。

　　六月三日至四日：三日晚，北京傳來屠城消息，全美華人群情鼎沸，是夜，即有數千華人，自發地湧向紐約總領館門前，舉行燭光集會，憤怒的呼喊聲和悲愴的哭聲震天動地，通霄達旦。

　　六月六日：中國民聯發起了數十名留學生在聯合國門前絕食，由民聯監委主任薛偉坐陣，要求聯合國對中共暴行予以制裁。八日，紐約州長、市長來探望絕食學生，並會見了「中國民聯」代表。

　　六月九日：兩萬名紐約市民(包括美國人)在聯合國哈馬紹廣場舉行追悼會，當日大雨傾盆，紐約市長發表演說，他說：上帝也為之落淚。並由市長決定，將中共總領館門前的廣場命名為「天安門廣場」，並將一座複製的民主女神像豎立在那裡。

　　六月五日至十日：「中國民聯」相繼發表了三個呼籲和聲明。(一)「中國民聯緊急呼籲」說：「中國民聯向全國、全世界發出呼籲：一、一切有良心的中國人，團結起來……全力投入抗擊鄧、楊、李超級法西斯政權的大決戰。二、全世界各國政府、各國人民、聯合國和國際組織，堅決譴責鄧、楊、李政權的滔天罪行，對這個極端殘忍、極端凶暴的政權實施一切可能的制裁，同時在道義上、物質上對浴血奮戰的中國人民給予援助。三、台灣朝野，應以最大的努力支援大陸人民的鬥爭。四、推翻這個罪惡的專制制度，建立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新制度，已經是當務之急，海內外一切愛國人士，包括中共黨內的愛國人士應該立即商議籌組一個民主的聯合政府。(二)號召七月一日集體宣佈退出中國共產黨。該文指出：「北京城的大屠殺，撕碎了全世界每一個善良人的心！……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八週年紀念日。我們呼籲廣大共產黨員，在這一天同時集體宣佈退黨。」(三)中國民聯擴大招收盟員。該文說：「從今日起，我們準備公開在海外招收盟員，敢於和我們站在一起的中國人，請加入中國民聯。」三個呼籲和聲明發出後，得到了熱烈的反響。

　　七月一日：在美的三百零四名共產黨員宣佈退黨。他們在「告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書」中說：「今天是中國共產黨的建黨週年日，但六月四日的大屠殺和隨之而來的殘酷的政治迫害已經迫使這個日子失去了任何光彩，因此，我們決定在今天聲明集體退黨，以表示我們對中國專制政權的義憤。」同時，他們還呼籲：「在中國當前歷史大倒退的嚴峻現實面前，全中國共產黨黨員以祖國的前途和命運為重，勇敢地站到正義一邊，為促成一個制度民主化、政治多元化的中國而盡自己最大的努力。」退黨風潮餘波未息，一直發展到八九年十月一日，又有二百一十六人在美國宣布退黨。

民聯在「八九民運」中的活動(下)

　　在轟轟烈烈的「八九民運」活動中，中國民聯在中國大陸到底扮演了一個什麼角色？起到了一個什麼樣的作用？也就是說，如何對「八九民運」和中國民聯的關係作客觀、準確的評價？對此一問題，由於當前中國大陸的現況，要想進行周詳和恰如其分的闡述，尚有很大的難度。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作為一種政治上的異見組織，它的存在，已使民主思想較為廣泛地在中國大陸民間得到了傳播。「八九民運」的蓬勃興起，和中國民聯長期以來進行的民主思想的啟蒙工作是分不開的。當然除此以外，中國民聯在中國大陸也設立了許多分部、支部，在一定範圍內，他們均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組織上的運作，但因為政治條件的限制，其影響力亦有局限。所以說，在「八九民運」中，中國民聯在思想形態上的作用，應遠勝於組織形態上的作用。即便這樣，中共也從未對中國民聯的活動掉以輕心。鄧小平曾在數次談話裡講到「中國民聯」的問題，在「八九民運」中，楊尚昆、喬石、李錫銘、陳希同也一再點中國民聯的名，「六四」之後，中共出了一本叫《無硝煙的戰場》的書，更直接稱中國民聯為「八九民運」的「黑手」，在其對「八九民運」骨幹分子的通緝、追捕中，他們對那些曾和中國民聯的組織或個人有過這種或那種聯繫的人，如王軍濤、陳子明、劉曉波等，懲罰也最嚴厲。

　　關於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在對中國大陸民眾的民運啟蒙所起的作用，可以用許多後來流亡到海外的民運人士的回憶加以證明。曾和劉曉波、周舵、侯德建一起參加天安門廣場絕食的被稱為「四君子」之一的高新，在一篇題為「我與《中國之春》」的文章中寫道：他第一次知道美國有個《中國之春》和主辦她的組織中國民聯，是在一九八三年，「記得當時好像是傳達了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在提及海外『反革命動向』時神秘地透露已經有在美國的大陸反革命分子『拼湊』了一個反動組織叫『中國民聯』，『炮製』了一份反動刊物叫《中國之春》。」作者說：「這份中共中央文件是註明『傳達至縣團級』……由此可見，民聯和《中國之春》雖然在美國創業艱難，但從誕生那天起，在中共那裡就已經身價百倍了。」他又寫道：他看到的第一本《中國之春》是在「八九民運」以後，劉曉波從美國回來帶給他的，同時拿到手的還有一本胡平在海外出版的著作，裡面居然還夾著一片胡平在哈佛大學的身份卡。「『六四』鎮壓後，我被關在監獄裡，我日夜擔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已經被我藏在朋友家的這本《中國之春是否被起獲。出獄後，朋友將這本《中國之春》連同胡平的書『完璧歸趙』，胡平的身份卡居然也在裡面。」

　　另一位參加了「八九民運」的民運人士吳仁華，也生動地講述了在中國大陸期間，他和《中國之春》的故事。他說：「我最早對民聯的認識，始於閱讀《中國之春》，這與許多朋友的經歷是相同的。《中國之春》是民運的一面旗幟，從某種意義上講，其影響遠甚於民聯本身。大概是八七年底八八年初，我從一位體制外知識界朋友處得到幾本《中國之春》，由於在朋友們的圈子裡傳閱很久，磨損相當厲害。這些傳閱《中國之春》的知識分子後來在『八九民運』中都是重要的參與者。」作者還說：「『六四』事件後，我歷經千辛萬苦抵達海外某地，首先設法找到一套完整的、包括創刊號在內的《中國之春》，如饑似渴地閱讀，補習民主課程，從中了解海外民運歷史。其後，我又聯繫上當地民聯負責人。《中國之春》是我抵達海外所讀的第一份民運刊物，而中國民聯則是我在海外所接觸的第一個民運組織。」

　　而「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則更是說：參加「八九民運」的很多學生都知道《中國之春》，一說到《中國之春》，他們就會振奮和激動。

　　劉曉波是一位和中國民聯有過聯繫的具有獨立精神的知識分子。「八九民運」初期，當他人尚在美國時，就和胡平、於大海、陳軍等民聯成員聯名寫過「改革建言」、「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等，他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書中回憶道：在由美國返回大陸的當天，「我的妻子陶力，一方面激動地向我講述這些天的風風雨雨，另一方面又勸我千萬別介入，看看就行了。她的理由是，學生鬧鬧無所謂，而我一介入就會被官方指責為幕後策劃者，對學生運動也沒有好處。她還說，有人透露，由於我在從美國發回的『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上簽了名，並且與胡平的名字寫在一起，我已經被官方注意，定性為海外反動勢力的國內代理人，隨時有被抓走的危險。」果然，他投入到「八九民運」的洪流中以後，便成了中共官方新聞媒體所指責的頭號「黑手」。

　　我們可以毫不過分地說，在中國大陸，民眾的心中，一本《中國之春》，就是他們飢餓中的精神食糧，是他們混沌中的思想火把，是他們麻木中的奮起的號角，當然，一本《中國之春》，也是中共的洪水猛獸，只要稍有不慎，被中共發現，便會引來無窮無盡的迫害。

　　中國民聯還是最早在世界範圍內的國際政壇上揭露和譴責中共政權的組織之一。早在其成立之初，中國民聯就非常注重外事活動，如和波蘭團結工會的聯繫，和世界人權組織的聯繫，向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國會和政府的遊說等等。「八九民運」期間，中國民聯的外事活動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不失時機地及時地向國際上投送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信息，以使國際間能較為準確地瞭解到中國大陸真正的「國情」，認清了中共政權的本質，增強了對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支持和同情。

　　一九八八年，中國民聯的外圍組織中國民主團結國際委員會成立，該組織英文簡稱是 China Solidarity Committee，負責人是民聯骨幹成員余叢、張卓之，同時也有一些非民聯成員。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和美國人打交道，任務是：一、收集中國大陸民運信息，溝通大陸與海外民運組織的聯絡。二、營救處於危難之中的大陸民運人士。三、加強中國民運組織和民運人士與美國及世界各地支持者的聯絡，推動全世界對中國民主事業的支持。四、與美國及世界各地的新聞媒介保持密切聯繫，以便使全世界關注中國民主事業發展進程。五、通過各種途徑給中共當局造成壓力，迫使其在人權問題上有所收斂或讓步。六、推動在美四萬中國大陸留學生組織起來，有效協助國內的民主運動。該組織成立後，做了很多工作，比如：遊說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取消大陸留學生回國服務兩年方能申請居留的規定，最後終於使美國國會通過了對大陸留學生自動延長居留的法案。協助方勵之之子方克與索拉茲、莫尼亨、李奇、赫姆斯、漢米頓等議員見面，就方勵之在大陸的安全及其他問題向美國國會作了預警。這個組織已和二十多個議員建立了聯繫，他們經常會晤，對中國大陸的形勢交換意見。在和國會議員的接觸中，很多大陸留學生還向他們提供了對中國大陸的研究成果、統計資料。該組織還和美國新聞界保持了良好的關係，和新聞媒體接觸非常頻繁，特別是在「八九民運」期間，相互傳遞信息，合作的非常密切，很多電視台，如CBS、NBC、ABC、C-SPAN、CNN、PBS、九台、十一台、美國之音、《時代週刊》、《華盛頓郵報》、《巴爾的摩太陽報》等，都對這個組織的工作有過報導。

　　「六四」事件之後，這個組織為了讓美國人民瞭解中共的罪行，他們印了一些T恤，上面印有天安門廣場的坦克、通緝鄧小平的畫像等，拿到街頭或集會上去賣，極其暢銷。八九年七月六日，美國教育界在華盛頓召開會議，他們帶去的兩百件T恤一搶而光。布什總統的主要競選捐款人露絲·卡克斯，提出向他們提供長期免費辦公室和免費電話。一個名叫哈格洛夫的木匠，打義工雕刻了一個高十四英尺的東方式的自由女神像，為了這個雕像，哈格洛夫連續工作了六天六夜。八九年美國國慶，這個東方式的民主女神還參加了華盛頓的遊行，成為那天遊行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人們熱情歡呼、爭相拍照，很多人含淚跟在東方自由女神像後面走了數英里。他們都默默祈禱，祝願東方自由女神總有一天會屹立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

　　其實，像中國民主團結國際委員會所進行的這些工作，在中國民聯總部、世界各地的分部、支部同樣在開展，特別是總部遊說國會活動頻繁，在「八九民運」期間，世界不少國家的人民、政府和議會對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表現出了莫大的同情和支持，這都和中國民聯所開展的成功的遊說和外事活動有一定的關係。

　　一九八九年，是美國國會有關中國問題提案最多的一年。四月十七日，Benjamin Gilman提出「限制中共之軍備輸出，以避免中共用之鎮壓西藏人民」案。五月十八日，Jesse Helms提出「支持大陸民主運動，要求中共尊重人權」案。五月二十三日，Dick Anmey 連續提出三案，促中共與民運人士協商、要求中共解嚴，認定中共如果暴力鎮壓民運，將嚴重損害美中關係。五月二十四日，Stephen Solarz 提出「要求中共和平對待民運人士、暴力鎮壓將嚴重損害美中關係」案，獲眾議院無異議通過。六月六日，美國國會又提出「對高科技輸出予中共表示關切」等三案。六月八日，Jesse Helms提出「主張對中共採取全面經濟制裁」案。六月十三日，Benjamin Gilman 等四名議員又提出「禁止將美制人造衛星交予中共火箭發射」等三案。六月十五日，John Porter 提出「增加香港移民配額」案。六月十九日，Pete Wilson 提出「國會認定中共自天安門慘案迄今不斷迫害人權」案。六月二十日，Slade Gorton 等提出「要求移民局予在本年六月五日以前進入美國之大陸人士永久居留權」案及「要求世銀、亞銀反對貸款中共」案。六月二十一日，Nancy Pelosi 等三議員提出「准許J簽證之大陸學生，無須返回大陸，得於美國政府改變身份居留」等三案。六月二十二日，Richard Gephardt等六議員連續提出「促中共停止處死民運人士」、「停止中共貿易最惠國待遇」等六案。六月二十三日，Paul Simon 等三議員又提出「停止中共貿易最惠國待遇」等二案。六月二十八日，Bruce Morrison 提出「將中共大使館門前公園命名為天安門廣場公園」案。六月二十九日，Dante Fascell提出了「對中共採取多項制裁，包括停止軍售、貿易、經援」案。七月十一日，George Mitchell 對中國問題的綜合案」。七月十二日，Slade Gorton 提出「修改移民法，便利大陸簽證人士延長居留」等二案。七月十四日，提出「眾院第2655號修正案之參院版本」案。七月十七日，James Schener 提出「便利大陸人士延長居留」案。七月十九日，Jesse Helms 等提出「要求中共立即解除西藏戒嚴令，並與達賴喇嘛協商以解決西藏問題」等七案。七月二十日，Slade Gorton 又提出「將美國之音年度經費由三千六百萬提高為七千一百萬以更新設備加強對大陸廣播」等二案。七月二十一日，Joe Barton 提出「便利大陸人士變更身份合法居留」案。七月二十六日，Bill Emerson 提出「發起民間團體籌款在美複製天安門民主女神像」案。九月二十日，Robert Kasten 提出「建議將中共使館前公園命名為天安門廣場」案。九月二十六日，John Latake 提出「反對貸款中共或對其提供技術援助」案。十月四日，Benjamin Anderson 提出「阻止中共加入國際關協，停止貸款中共，停止最惠國待遇之決定延長一年」案。十月二十三日，Glenn Anderson 提出「凡中國大陸人民返回本國將遭政治迫害，得合法暫留美國工作居留」案。十月二十六日，Neal Smith 提出「禁止美製造人造衛星交予中共發射」案。

　　一年間，美國國會對中國大陸問題提案竟達五十三例之多，這在美國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它充分表現了美國人民對中國大陸問題的關注，也表現了美國人民對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同情和支持。它同時也說明了，長期以來在中國民聯和海外民運的其他兄弟組織以及廣大的華人共同努力下，美國以及世界上的很多國家都已經逐步認識到中共政權的本質，並加強了對它的譴責和壓力。這對中共大陸的民主運動來說，無疑是一項重要的收穫。

中國民聯第四屆代表大會召開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中國民聯在美國洛杉磯舉行了第四屆代表大會。

　　這次會議是在極其嚴峻的政治時局下召開的。僅二十天前，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獨裁政權終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北京開始了舉世震驚的大屠殺，把中國大陸推進了黑暗的深淵。另外，對中國民聯來說，形勢也很嚴重。民聯一月份發生了罷王事件，內部出現的分歧和爭執仍沒有平息。故這次代表大會不僅令每個民聯成員關心，也受到民運支持者和各方的關注。

　　參加此次會議的正式代表有八十五人，列席代表及貴賓二十人。三天的會議安排是：第一天討論形勢和制定方針策略，第二天修改章程和團體結構立法，第三天選舉正、副主席、聯委會及監委會委員。

　　六月二十三日，在大會秘書處成員汪岷的主持下，代表們全體肅立，為國內民主運動犧牲的烈士默哀，並播放了學生領袖柴玲在「六四」屠殺後的錄音講話。接著，胡平主席作了有關當前形勢和政治策略的報告。胡平分析了「四·一五」學潮成敗兩方面的教訓，並提出了當前民主運動的十大任務，即：一、傳播事實，傳播理想；二、救援大陸民運人士；三、繼續策劃和組織各種形式的非暴力抵抗運動；四、保存、鞏固、重建和發展與大陸民運人士的聯繫；五、加強與中共黨政軍內部有離心傾向的人們的聯繫；六、加強與國際上各種民主力量的聯繫；七、加強理論研究；八、擴大招收盟員，健全組織建設；九、提高自身的民主素養；十、促成民主力量的大聯合。

　　由於「六四慘案」剛剛過去，中共的大搜捕尚在繼續，一些代表對和平的、非暴力的民主運作之有效性表示了懷疑。經廣泛討論後，大會終於確立了繼續採取和平、民主方式與中共暴力對抗的大政方針，並研究總結了經驗教訓。

　　這天，大會上還出現了兩件令人驚訝和興奮的插曲，一是民聯成員邵華強，突然在會議上公開了他的中共國安部特派員的身份，並宣佈脫離國安部。邵華強原是上海師範大學學生，中共黨員，在他申請來美國時，被中共國安部發展成工作人員，指令他打入中國民聯，搜集海外民運情報。他說：「自國內傳出民主運動消息以來，我從未安睡過，也食不下嚥。我決定脫離國安部，我們要在我們這一代看見中共法西斯政權的結束，將來的憲法要寫上：共產主義是不合法的。」另一位發言者是原來在康華公司工作的孫繼東，他讚揚了民聯在推動大陸民主事業所做出的成績，並披露了以鄧家子弟為首的康華公司「官倒」的黑幕。

　　當晚，代表們還聽取了第三屆民聯總幹事丁楚作的「總部工作報告」，《中國之春》經理林心聲作的「財務報告」以及第三屆監委主任薛偉作的「監委工作報告」。

　　二十四日的會議由秘書處成員黃奔以及錢達主持，進入了修改章程和立法的議程。

　　代表們通過中國民聯「三大」以後的運作，很多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就是認為以往民聯的章程存在很大的不足之處，特別是主席的權力過大，而監委的權力既有表決權，又有仲裁權，兩者糾纏在一起難以分清。因此，在討論章程修改時尤為熱烈，代表們踴躍發言，結果，自總綱開始，凡有時間討論的每一條章程，均作了修改。

　　《中國之春》經理林心聲提出，現在民聯的章程過於複雜，建議採用美國公司法，民聯組成一個董事會，以僱傭形式雇聘行政人員，但此案遭到了代表們的否決。

　　代表們更多的注意力是集中在確立「三權分立」的組織架構上。是日，由蘇洋提出「三權分立」的議案得到吳方城等人的附議，遂進入討論程序。

　　所謂三權，指的是聯盟委員會(立法機構)、監察委員會(司法機構)、主席和總部(行政機構)。「三權分立」的確立，經過了激烈的辯論過程。與會代表來自世界各地，處於不同的背景，他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模式，如台灣的、日本的、聯邦德國的，雖然代表們在辯論中都自己承認自己不是法律專家，但仍滔滔雄辯，知無不言，令聽眾大開眼界。經過幾個回合的辯論，最終通過了「三權分立」的主張。在「三權分立」的結構模式中，規定聯盟委員會作為單一的立法機構和法人代表，制衡主席和總部的行政權力。聯委會的多數表決，可以取消主席及行政機構的任何決定；而監委會則充當解釋法理和裁決糾紛的角色。

　　二十四日的大會還有一個重大的插曲，即由張卓之、余叢等六人提出議案，要求將中國民聯和因罷王事件而引起分裂甫成立的「中國民主黨」從組織上完全分開，只允許在盟黨之間選擇一籍，不得兼而有之。雙重身份者需在三個月內選擇自己的黨籍，或者加入民聯，或者參加「民主黨」而退出民聯。此提案獲得超過三分之二的票數表決贊成。議案通過後，大會還邀請了列席代表王炳章上台演講，王炳章首先表示了他作為中國民聯的創辦人，對民聯分裂充滿了痛惜之情，他不贊同將民聯和「民主黨」完全分開的決議，並表示要循法律途徑解決「四大」的「非法問題」。

　　「四大」六月二十五日的會議由大會秘書處成員劉新華主持，議程是選舉正、副主席、聯盟委員和監察委員。正副主席的選舉是重頭戲。由前主席胡平和黃奔搭檔、加州伯克萊大學的徐邦泰和前總幹事丁楚搭檔，兩對選手旗鼓相當、難分高下，出現了強勢競爭的場面。

　　徐邦泰和丁楚首先上台發表「施政演說」，他們頒布了一套類似「大軍區制」的工作計劃，即將總部的權力下放到各個分部，由各地自行發展盟員，自行籌款壯大隊伍，他們的設想很得各地支部的支持。

　　形勢一開始對胡平很是不利，因為他是在選前一個小時，才在倉促之中臨時選定了黃奔作為他的副主席搭檔。但胡平、黃奔的演講和答辯卻十分精彩，再加上黃奔的鼎立相助，終力克對手，以五十三票對四十八票的微弱多數，贏得了民聯「四大」主席和副主席的職務。

　　民聯「四大」選舉結果如下：

　　民聯主席：胡平。副主席：黃奔。

　　民聯聯盟委員會委員：徐邦泰、汪岷、吳方城、余叢、宗繼祥、李國愚、於大海、高格文、呂凡、伍凡、江文、姚月謙、張偉。候補委員：陳紓塵、馮斌、郭平、林偉、良心。

　　民聯監察委員會委員：薛偉、劉新華、莫逢傑、張卓之、董真海、任松林、李兆陽。候補委員：楊先智、郁易敏、李然。

　　正如中國民聯在「四大」公告中所指出：「中國民聯第四屆代表大會是在特殊的形勢下提前召開的。這次大會取得超乎人們預料的成功。它標誌著民聯在自身成熟方面的長足進步。大會號召全盟加強團結，做好理論和組織上的準備，以迎接下一次大陸民運高潮的到來。」 民聯與民陣的關係

　　「六四」屠殺雖然把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鎮壓下去了，但海外卻繼續高潮迭起。如果說，「六四」之前海外民運團體主要還只有中國民聯一家(另一民運組織「中國民主黨」系由中國民聯分裂出去的，且成立時間尚非常短暫)的話，那麼到了八九年的七、八月以後，就形成了多元的架構，其中最重要的是另外兩個實力雄厚的民運團體——「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簡稱「學自聯」)和「民主中國陣線」(簡稱民陣)——相繼成立。

　　「八九民運」和「六四慘案」，給旅美的大陸留學生、學者以極大的震撼，他們在中國大陸這一場聲勢浩大和驚心動魄的民主運動中，進一步看清了中共的本質，做出了毅然的抉擇。八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國大陸留美學生、學者衝破了中共官辦的「聯誼會」的阻撓，舉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了斯坦福大學的劉永川和耶魯大學的韓聯潮為正副主席。劉永川在競選答辯中明白表示：「『六四』之後，中國的民主化，會進入一段低潮，但是中國的社會危機，問題並沒有解決，因此民主的高潮一定會到來。」在談到和中國民聯的關係時，他說：「我們這個組織應該是獨立於中國民聯的，但是，因為『六四』大屠殺，全球左中右各種力量都站到一起來了，統一行動了，我認為，在未來許多事情上，如果中國民聯本身沒有矛盾，他們也遵守合作的規則的話，我們之間可能在一起作些事情。」

　　另一民運組織是民陣。由於中共政府的鎮壓、逮捕和追殺，中國大陸的一些民運份子被迫流亡海外，其中不乏「八九民運」中的風雲人物，如吾爾開希、嚴家其、萬潤南、李祿、陳一諮等。全美學自聯成立大會召開不久，吾爾開希、嚴家其等人就宣佈了成立「民主中國陣線」的具體計劃。八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民主中國陣線」在巴黎舉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選舉，由嚴家其任理事會主席、吾爾開希任理事會副主席，錢達(具中國民聯成員身份)任監事會主席，萬潤南任秘書長。民陣在其成立宣言中指出：「民主中國陣線的綱領是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公正、發展民營經濟、結束一黨專政。」

　　如何處理民聯和民陣、「學自聯」之間的關係，這對組織各方都是一個新出現的問題。從理論來說，它們之間應該是盟友關係，因為它們在總的政治訴求和綱領、目標上大體一致，且都遭受到了中共強大的政治壓力和政治迫害。但是，在實際現狀上它們的關係卻存在著隔閡，特別是和民陣的關係。究其原因，大約有兩點：一是理念上，民聯是被中共公開定性的「反革命組織」，一些還幻想留條後路退到體制內去改革的人，不願和民聯沾得太緊，二是出於「山頭」的考慮，對對方有所防戒。例如在醞釀成立民陣的巴黎會議上，胡平曾是受邀請者，但到了會場，有人竟提出不讓他參加會議，最後還是通過投票，雖然大多數人同意他開會，可立下了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胡平只能以個人身份、不能代表組織參加。這表現了一種心態，就是民陣中的一些人顯然有意要和民聯劃清界線。而在民聯中，也有部分人持同樣的心態，例如民陣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民聯主席胡平和聯盟委員主任徐邦泰，作為正式代表與會，他們的做法，受到了民聯內部不少人的詰難，認為胡、徐此舉是「小招安」。(大招安自然是投降共產黨)。當時參加民陣代表大會的具有民聯成員身份的還有餘叢、王珞、錢達、於醒民等，他們曾開了一個碰頭會，就民聯和民陣的關係進行了討論。有人主張胡平、徐邦泰可以加入民陣，同時保持民聯的獨立性。有人則激烈反對。最後胡平、徐邦泰表示，回去即召開聯委會會議，對民聯、民陣的關係如何定位，再作決定。

　　民陣第一次代表大會一結束，為了回報民陣善待民聯之舉，民聯監委會立即向全盟發了一份文件，文件號召全體盟員要在各方面支持民陣的活動，甚至在生活上幫助剛從大陸逃亡、立足未穩的民陣成員。此舉不僅得到了民聯內部的熱烈響應，更贏得了民陣的喝彩。

　　但雙方的陰影仍未除去。也許是出於山頭主義的原因，雙方都有各自的擔心。民聯內一些進取性比較強的人，曾提出過「打入民陣、控制民陣」的戰略，雖然並未得到民聯的認同，但他們已採取了咄咄逼人的勢態，這當然引起了民陣內部某些人的憂慮，擔心民聯會不會最終吃掉民陣？另外還有一種擔心來自相反方向，紐約「美東時報」就曾撰文驚呼：隨著民聯的大批成員加入民陣，民聯將會全軍覆沒。當然除了山頭利益的考慮之外，兩個組織還存在另外一個潛在的危險，就是民陣相較民聯，更顯出內部各種派別之間的矛盾。一旦民聯捲入了民陣的內部矛盾，同時又因為民聯這種捲入引起兩個組織之間的矛盾，如果處理不好，便會加劇摩擦和內訌，以至出現共產黨最願意看到的場面。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民聯決定召開第四屆第三次聯委會議，並將民聯和民陣的關系列為主要議題，同時邀請民陣主要領導人列席會議。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表達民聯開誠佈公、取信對方，同時也從積極的方面調整雙方關係，增強雙方合作的可能性。

　　八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民聯聯委會在《中國之春》編輯部召開，監委委員和總部主要幹部列席了會議。上午，與會者討論了民聯成員加入民陣的問題，多數人認為應該尊重個人意願，組織不做任何限制和鼓勵的規定，包括對胡平和徐邦泰，也不作任何限制。也就是說，盟員可以跨籍。但與會者對胡、徐兩人也表達了願望，不希望他們加入民陣，這樣，主要是有利於保持民聯形象的獨立性。

　　聯委會的這一決定產生了一個矛盾：即民聯「四大」曾規定民聯成員和「民主黨」黨員不能跨籍，現在又允許民聯成員跨籍，是否是雙重標準？為此又引起了辯論，最後大多數與會者認為：一個組織有權規定它自己的雙重標準。事實證明「民主黨」和民聯相互滲透已經削弱了民主力量，而和民陣的相互滲透則不一定，所以對後者沒有理由限制。

　　中午，民陣的受邀人員來到會場。胡平、徐邦泰、丁楚、薛偉等出門迎接，表示歡迎。來賓有民陣副主席吾爾開希、秘書長萬潤南、理事廖大文、北美地區負責人金岩石、紐約辦事處負責人徐曉峰和流亡學生劉燕。萬潤南進門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是來取經的。」

　　民聯聯委會主任徐邦泰首先向客人介紹了剛才討論的議題和結果，之後，萬潤南講話，他認為民聯和民陣最終會走向聯合，但不宜操之過急，雙方須經過一段聯合的行動，異床同夢強於同床異夢。吾爾開希的發言更是坦率真誠，他首先聲明雙方都無害人之心，所以不必有防人之心。這時，劉燕突然宣佈她要加入民聯，引起了全場熱烈的掌聲。錢達道：「我是由民聯借到民陣，劉燕是由民陣嫁到民聯，現在是民聯、民陣和親。」

　　「和親」之後，整個會場氣氛更像一家人了。雙方完全解除了戒備心裡，建立了信心，並開始從積極的方面討論兩個組織合作的具體形式，最後雙方達成三點協議：一、在理論研究和對外公共關係方面雙方要相互配合；二、促成召開聯席會議，作為協調兩個組織之間、甚至海外其他各組織之間的常設機構；三、民聯、民陣建立了互設顧問制度。

　　根據此，民聯聯委會當即提出，聘請嚴家其、吾爾開希、萬潤南、陳一諮為民聯顧問。

　　這次會議使民聯和民陣的關係得到了定位，雙方加深了理解，從而開創了一個兩個組織真誠合作的起點。

　　一九九零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了「海外民運團體聯席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海外民運團體計有：「民主中國陣線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中國民主通訊委員會」(即原退黨委員會)、「全加(加拿大)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六四之聲廣播電台」、「新聞自由導報」、「國際團結委員會」、「民主中國(加拿大)」、「六四基金會」、「解放軍民主正義協會」、「自由民主黨籌備聯絡組」、「中國民主黨」以及「美中人才交流基金會」等十數個團體。在會上，他們達成了如下決議：一、各團體將在今年適當時侯組團考察東歐，從那裡吸取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社會的經驗教訓；二、各團體將共同籌備今年「六四」紀念活動，並推動國際社會將六月四日定為「世界民主紀念日」；三、各團體將協同進行有計劃的理論研究，其中包括民主建國的長遠大綱和應付變局緊急措施以及民主運動的戰略策略；四、各民主團體共同組成統一的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統一籌措和分配各種民運捐款；五、會議決定成立一個常設的協調小組，以負責各民運團體的聯絡，協調和民運團體的活動。

　　在會上，民聯、民陣分別由徐邦泰和嚴家其簽署，發表了聯合聲明，兩組織之間初步達成了如下協議，即：一、民陣和民聯作為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的兩支主要力量，應當在積極合作的基礎上迅速走向聯合，為我們的共同目標——結束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一黨專政而努力奮鬥；二、民陣和民聯應當在條件成熟時向組織上的合併努力，並同時推動有共同意願的其他民運團體一起合併。此意向在經過雙方的最高權力機構認可後立即付諸實施；三、雙方各委派一名代表(民陣方面金岩石，民聯方面汪岷)負責工作上的聯絡和協調，在今年四月下旬在歐洲召開東歐局勢研討會時，召開民陣理事會和民聯聯委會的聯席會議，具體研究雙方在組織上的合併問題；四、民聯和民陣將在「六四」週年紀念會活動等一系列工作項目上直接合作，組成一九九零年「六四」工作組，並廣泛團結其他各民運團體參加，為雙方組織上的合併以及更廣泛的聯合創造條件。

　　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由「民主中國陣線」、東德的「新論壇」、「民主今日」、「和平人權促進會」聯袂發起，在東柏林舉行了一個名叫「走向民主的東歐與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討論會，會上發表了成立「論壇國際」的宣言。這是一次難得的盛會，參加會議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一百五十餘名代表，較為重要的政黨人士有東德「新論壇」成員福萊穆特、捷克赫爾辛基委員會的施樂卓娃、「手槍評論」的漢學家馬丁、波蘭團結工會籍議員切林斯基、蘇聯「改革」雜誌的法捷耶夫、羅馬尼亞「社會對話」組織代表奧伯勒斯庫、立陶宛國會議員萊瑪等，民陣和民聯許多重要的領導成員亦參加了會議。這個會議主要的議題是：在蘇東波的民主浪潮的衝擊下，各國民主黨派及政治實體在一起交換民主經驗。他們特別關注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這次研討會，創造了一個中國民運與東歐民運大聯合的機會。

　　會後，即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民聯和民陣的重要的領導成員借此聚會之機，又再度在東柏林召開了聯席會議。參加會議的人員有：胡平、徐邦泰、嚴家其、萬潤南、吾爾開希、陳一諮、薛偉、王光秋、伍凡、江文、李少民、李國愚、任松林、呂凡、汪岷、李鍾煦、吳方城、金岩石、邵宗懿、宗繼祥、馬大維、郝一生、徐國民、高格文、莫逢傑、於大海、許思可、余叢、陳軍、黃奔、陳紓塵、張偉、楊光、閻淮、鄺明遠、楊漫克、莫利人。

　　與會人員再次認真研究了民聯、民陣兩大海外民運團體之間合併與聯合事宜，詳細比較了現有各種聯合方案的優勢，並就海外民運團體大聯合的條件和時機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他們認為，民陣、民聯應不失時機的行動起來，廣泛合作，促進聯合，推動合併，倡議組黨，用聯合行動對中共政權施加壓力。

　　民陣、民聯的合併，取決於雙方最高權力機構的認可和對章程的修改，但在是否應當立即著手籌備代表大會通過合併議案，與會人士並未取得一致意見。

　　在反覆討論和協商的基礎上，與會人士共提出七個提案付諸表決，會議通過了其中三個議案， 即，一、倡議成立反對黨籌委會，決定從即日起至五月三十日止徵集簽名，並起草黨綱、黨章等有關文件，並於六月四日公佈籌備報告；二、民陣、民聯聯合運作，增加合作項目，在美國或歐洲聯合辦公，並鼓勵雙方成員選擇對方會籍；三、在適當時機召開聯合代表大會，並決定自即日起廣泛徵求意見，並由雙方根據各自的組織程序逐步推進合併。

　　當然在這一片民陣與民聯實行組織合併的叫好聲中，在民聯內部，也不是沒有反對的聲音。一些盟員亦表達了他們對組織合併的疑慮。如日本分部的姚月謙，就在給徐邦泰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至於民聯與民陣或其他民運組織之間的關係，在大目標一致的前提下，重要的首先是彼此認同、協作，注重思想上的靠攏、整合，而不一定忙於組織上的『大一統』。山頭林立不是壞事，而是民運興旺發達的表現。千軍萬馬中原逐鹿，比都來唱『逼上梁山』更有活力。」美國喬治亞分部的高格文，在徵求盟內部分成員對兩組織合併一事的意見以後說：「民聯與民陣的關係，就我所接觸的民聯成員，一般傾向於不排除以個人身份加入，但不應有組織合併的想法，其理由為：一、不同的組織同時為大陸民主事業奮鬥，非但不會削弱力量，相反，更能顯示出各組織、各方面的一致訴求。二、民聯、民陣有意見相同之處，也有稍微差異的地方，如果過早地謀求合併，不同意見就會在一組織上反映出來，可能因此而加強派系的存在。而且，現實民陣不同意見的聲音，比民聯內部為烈，如果兩組織合併，可能會陷入內鬥。三、兩組織保持獨立，才有競爭性，可以相互刺激，多為民主運動做事。四、兩組織合併就應組黨，那樣才有力量。但現在組黨，恐怕還不是時機，在海外組黨，又不能在國內競選，意義不大，加上政黨運作，要有經濟的後盾，現在尚無條件。」一九九零年二月，《盟員通訊》刊載了吳方城、董真海、唐憲民、陳雪等九人給民聯領導的批評信，他們對民聯和民陣一九九零年一月簽署的「聯合聲明」提出了質疑，指出「公告」的簽訂人未經聯委會表決，也沒有徵得廣大盟員的意見，就作了簽署，「這種做法是不合適的」，並再次表示：「民聯、民陣兩組織目前應腳踏實地地在聯合行動方面多下工夫，不能把組織合並的意願作為聯合行動的先決條件。」他們要求「公告」的簽署人在盟內作必要的澄清，以挽回不良影響及其對組織可能造成的損失。

　　不過，這些反對的聲音，並沒有引起民聯高層領導的重視，組織合併的觀念在民聯內部一直佔據上風。

　　總之，民陣、「學自聯」等海外民運組織的成立，改變了原來海外民運中民聯所屬的領導地位，特別是民陣，因為是由許多「八九民運」中的「明星級」的人物參加，一段時期內，他們頗「搶」鋒頭，使民聯受到的注意力相對減少。針對這種狀況，《中國之春》雜誌專門寫了一篇「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的文章指出：「也許，像民聯這樣的組織，天生就是要為民運低潮準備的。這裡聚集了一批這樣的人：他們願意幹別人不願幹的事情。只有當他們是少數的時侯，才能顯示他們存在的價值。而一旦高潮來臨，大多數人蜂擁而至，他們的存在就無足輕重了，他們將熔化在人群中，被淹沒在眾多團體中。也許民聯中不少人為此遺憾，但更多人樂得其所。他們的信念是：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當別人都在評論民陣採取的是「明星路線」或「精英路線」的時侯，民聯則強調他們走的是「平民路線」。他們做了一個頗為有趣的比喻，說民陣好像「走資派」，而民聯則是「地、富、反、壞、右」、民聯的成員多來自默默無聞的中國人。有人評論起民聯和民陣不同的特點時說道：民陣占天時，民聯佔地利，至於人和，還是個未定數，就要看各自是否繃扎扎實實地做事了。正由於這樣，民聯以其自身的特點，終於在海外民運組織蓬勃興起的局面下，再度贏得了海外一致的好評。

　　八九年十一月，《世界日報》刊載了三篇介紹民陣、民聯、「學自聯」的長文，在丘紹琪的名為「民聯由剝而復踏實以進」的文章中，他指出：民聯「作風平實、行情看漲」，內中有這樣一段話：

　　「當然，民聯的身價在幾個月之內『暴漲』，並不完全是因為在環境改變，也不是僥倖所至。經過七個年頭的默默耕耘，民聯本身也累計了相當雄厚的實力。這些特點，海外原來不覺察，等到『學自聯』和民陣相繼成立之後，大家自然會拿這幾個組織作一番比較，這時候，民聯的一些優點立刻凸現出來。

　　「褒獎的聲音掩蓋了貶抑的論調，民聯的行情也跟著水漲船高。

　　「在批評民陣轟轟烈烈開了一個成立大會，還沒有作出什麼具體工作之餘，海外留學生和僑界注意到，民聯一直在腳踏實地地做事情。民聯的機關刊物《中國之春》月刊，目前在美印行六千五百份；香港印點出版五千份，對日本、澳大利亞等地發行。《中國之春》在大陸留學生和華僑當中廣泛流傳，有不可輕視的影響力。

　　「特別是在一些大學城和比較偏遠的城市，無法買到華文報紙和雜誌，信息管道十分有限，《中國之春》雜誌是留學生和華僑唯一的消息來源。在這些地方，《中國之春》的影響力更加深遠。……一位留學生說，民聯這種透明度很高的做法，恰巧與民陣招人批評的『莫測高深』的作風，形成鮮明的對比。」

　　在該文的編者按裡，《世界日報》指出：

　　「簡稱民聯的『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是海外民運團體中，歷史最悠久的一支隊伍。成立七年以來，它已在全美及世界各地遍設分部，對民主運動有相當可觀的貢獻。不過，和其他國家流亡海外的政治團體一樣，民聯過去也常為內部紛爭而苦。『六四』屠殺以後，民聯的聲勢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這些評論，應該說都是頗為中肯且符合實際的。

我們決不忘記

　　中國民聯在「四大」公告中指出，今後一段時期的重要工作任務之一，即是：「進一步打破中共的新聞封鎖，讓更多的大陸人民瞭解到這次民主運動的全部過程和中共當局血腥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民眾的事實真相；同時，也要進一步加強自由民主法治觀念的傳播和對極權專制制度的批判。通過各種渠道，努力做好對大陸民運人士的援助和營救工作。」以此任務為重心，中國民聯進行了一系列的佈置和運作。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以下所舉各項，有的是在「中國民聯」直接領導下做的，有些是和兄弟組織、團體的聯合行動，有些則是得到中國民聯的大力協助和支持。總之，這些成果的取得，並非「中國民聯」的一己之功，而是海外民運事業共同努力的結果。

　　(一)首先，民聯總部因應大陸局勢，對《中國之春》雜誌進行了迅速的調整。在很長一段時期，《中國之春》都以「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為重點，它刊登了大量的文章，以無可否認的事實揭露了中共在「六四」事件中屠殺人民的法西斯罪行，揭開了在中共統治下中國大陸的黑幕，公佈了「六四」死難者名單，同時也為很多的身陷囹圄的民運人士作了大量的宣傳和聲援的工作，並對「八九民運」進行了理論的探討和總結。

　　《中國之春》雜誌自「八九民運」始，就和中國大陸的民主力量亦步亦趨、密切配合。《中國之春》七十三期(一九八九年六月號)便大篇幅地及時地報導了民主運動的全過程(參見「中國四·一五學潮國內外聯線報導」一文)；七十四期(一九八九年七月號)又報導「六四事件」的真相(參見「血浴天安門」)，以及柴玲的「我是柴玲，我還活著」的錄音整理，並公佈了首批「六四」死難者名單。

　　《中國之春》刊登的「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文章，大約分以下幾個內容：

　　一、揭露「六四」事件真相，登發了一系列「六四」事件目睹者的回憶錄以及照片。

　　二、公佈了死亡和傷殘者名單。

　　三、將中共鎮壓民運人士的機密文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四、介紹了許多被捕的民運人士的生平業績及他們的申訴、中共法庭判決書和他們在獄中的現狀，呼籲國際社會為營救他們進行努力。

　　五、發表了一系列從理論上對「八九民運」進行總結和探討的文章，並以此為主題展開了學術爭鳴。

　　這一段時期出版的《中國之春》，深受廣大讀者歡迎，不僅質量有所提高，數量也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二)出版了《八九民運紀實》。該書近百萬字，分上、下兩冊，於一九八九年八月出版，由吳牟人等負責編輯。它收集了「八九民運」(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四日)的各種重大事實和重大文獻，所用資料主要采自中國大陸及世界各國通訊社與報刊的報導、專論，同時也編入了來自各種渠道的北京及各地在運動中印發的宣言、通告、傳單、民間報紙及其他文獻，也有一些有關人士的講話、訪問記和目擊記等，是一本較為完整的資料性、文獻性而非研究性的書籍。嚴家其為該書寫了序言，並在序言中對該書的出版做出了較高評論，他說：「《八九民運紀實》詳盡地記錄了震撼世界的這一重大事件。它的出版一定會為傳播『八九民運』精神，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起積極的作用。」

　　(三)創辦「六四之聲」電台。「六四」事件後，由李三元、胡明、王輝雲、杜剛等留學生(其中有一些為民聯成員)共同發起，在芝加哥創辦了「六四之聲」電台。他們在創辦過程中，條件極其艱苦，首先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經費短缺。最初的錢都是靠留學生自己捐款，如哥大的同學捐款一千美元，馬裡蘭的同學捐款一千五百元，李三元自己拿出三千五百元，他們的播音就安排在自己家裡，用毯子堵窗隔音，也沒有空調，坐十分鐘就一身大汗。他們的播音主要是面向中國大陸，最初采用的播音方法不固定，有每星期兩小時的，也有一星期固定一天播出。後來，發展到每天八時至九時播音一小時，中國大陸百分之九十地區可清晰聽到。當然，他們的節目和美國的正規電台是沒法比的，新聞性較弱，內容也比較粗糙，設備、器材都很簡陋，但他們全力以赴地投入中國民主運動的精神卻是可嘉的。「六四之聲」電台堅持了兩年多，後終因經費枯竭而停辦。

　　(四)「六四計劃」組織成立。「六四」事件前，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在聯合國廣場發起請願示威，當時有很多團體參加，成立了一個絕食團，絕食團選出了一個委員會，最初的目的是組織絕食的運作。但到了絕食後期，大家覺得中國大陸的形勢發展很快，大清洗大逮捕開始了，他們認為不能消極地坐著絕食，而要成立一個相對穩定的團體，長期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奮鬥，於是，絕食團委員會的成員討論了一個通霄，決定成立「六四計劃」組織。他們的重要成員是盧偉力、李麗嫦、王子鍵等，其中也有一些人是民聯成員或和民聯關係極為密切的人。這一組織的工作目標是：搜集一切有關天安門慘案的資料，加以整理，建立一個檔案庫。他們希望他們搜集的檔案終有一天能在天安門前的博物館展出。當然，在中共的高壓政治形勢下，要想深入搜集「六四」事件的資料，是充滿了困難的。但他們竭盡全力，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他們一是透過北京的親友、同學；二是透過香港的大學生和記者；三是注意向全世界的新聞媒體搜集資料。通過一段時期的努力，他們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例如他們通過闖關和偷運的方式，得到了一批「六四事件」的照片，而這些照片是別的新聞媒體從未出現過的。如達姆彈打死的人和坦克車碾過學生、工人、腸臟外露等，他們得到這些照片後，立即分發到美國的新聞界，《中國之春》、美國的新聞媒體都採用了他們的照片，一些駐聯合國的國家代表也向他們索取照片。同時，他們還搜集了不少死難者名單、小傳以及目擊者的報告，並對「六四事件」死難者的家屬籌辦了捐款，絕食時該組織已捐得五千元，他們通過可靠的途徑，將錢送到了死難者家屬的手中。

　　(五)組織「六四環美自行車隊」。「六四」事件發生不到一個星期，即六月十日，「中國民聯」成員郭城以及留學生王洪等，就開始計劃搞一次「六四環美自行車隊」的行動。他們先是自行籌款，舊金山的華人楊海萍，一人就捐助了他們五千元，還外加小汽車、照相機等，最使他們感動的，是紐約華埠老人中心，聽說他們是騎自行車環美向人們揭露「六四」真相，都積極支持，一個老人捐款一元，共捐給了他們二百六十多元。這個自行車隊由郭城、張以林、王洪、王子建等人組成，於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六四」百日祭從紐約出發，經過了艱苦的跋涉，先北上波士頓，然後南下華盛頓——亞特蘭大—伯明翰——達拉斯——休斯頓——奧斯汀，於十二月十二日到達洛杉磯，行程二千七百多英里。他們沿途向華僑宣傳民主，講解「六四」中共的法西斯暴行，喚醒民眾的救國意識，對在美的華人，起到了宣傳和鼓動的作用。在一篇回憶錄裡，他們描述了自行車環美的艱辛：「從紐約到波士頓我們騎了四天，其中三天兩夜下大雨，一路上就別提有多難。最麻煩的是遇上修路，還有修車。美國的自行車高級但不耐用，特愛壞。有時候過橋不讓騎車，坐巴士又不准載單車，很使我們為難。有一次過橋，我們截了四個小時才遇上一個開卡車的老頭。起先他不同意，最後耐不住我們左磨右說，終於把我們載過了橋。」他們沿途受到了人們熱烈的歡迎，郭城這樣寫道：「我們一路上政治影響還不錯。這一次和我上一次長跑有一個很根本的變化。三年前我搞民主長跑，，每到一地出面迎接的都是台灣、香港的同學，大陸學生不敢跟我這個反革命接觸。但這次情況大為不同，接待歡迎我們的，主要都是大陸同學，台灣同學跟著大陸同學一塊來。」最有趣的是，郭城回憶到這樣一件事：「三年前我為民主長跑路過喬治亞州的亞瑟斯，曾經和那裡的大陸留學生有過一場激烈的辯論，當時他們對共產黨還抱著很多幻想，最後誰也說服不了誰，大家不歡而散。而這一次，我們的車隊又路過亞瑟斯，當年和我辯論的留學生都主動來歡迎我們，他們說：郭城，當年你是對的，『六四』已使我們對共產黨的幻想完全破滅。」

　　(六)舉辦「六四」畫展。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在「六四」事件的震撼下，紐約的中國籍畫家決定搞一個以中國大陸政治為主題的畫展，他們這個計劃受到了設在紐約的「亞美藝術中心」的支持，由「亞美藝術中心」出面，組成一個委員會，負責具體事宜。該計劃的主要組織者之一張保羅，系畫家兼美術史學者，他同時也是與「中國民聯」關係極密切的朋友。為辦此次畫展，他們向全世界各國的藝術家發了五千多封信，很多美國畫家、拉丁美洲畫家、東德、匈牙利畫家也送來了作品，參加畫展的中國畫家有二十多名。畫家張宏圖畫了三幅作品參加展覽，一是「門」；一是「最後的晚餐」；一是「毛澤東組畫」。這些畫都深刻地揭示了中共專制制度的罪惡本質，受到了美國藝術界的好評，張宏圖在接受訪問時說道：「共產黨在北京殺了那麼多人，我作為藝術家也怒髮衝冠……我並不過分追求政治性效果，但出於我自己在中國大陸的人生經驗，我知道藝術家是難以擺脫政治的。」張保羅在談到對此次畫展的評價時說：「我對此次畫展的評價是，藝術家的良心是最坦誠的，參加畫展的，不僅有中國畫家，還有這麼多美國畫家和世界各地的畫家，真令人感動。現在我們國家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有良心的中國藝術家都應該勇敢地站出來，畫出比畢加索的『哥爾尼卡』更深刻的作品來，揭露中共的法西斯行為。」

　　「中國民聯」為該畫展的主辦做了不少宣傳方面的工作。

　　(七)「T計劃」。「八九民運」雖然在「六四」的槍聲中被鎮壓下去了，但它在世界的共產主義國家中卻引起了連鎖反應，東歐及蘇聯的共產黨政權相繼垮台，一九九零年一月十六日，「中國民聯」的「T計劃」出爐。「T計劃」的最早草擬者是陳軍、吳牟人、宦國蒼，後來參加的有胡平、徐邦泰、吾爾開希。該計劃的主要目的是：基於中國大陸目前的政局發展和東歐的經驗，中國民主力量將面臨大陸一系列政治解體、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的挑戰，為了因應這些挑戰，「T計劃」要研究出一套具體可行的應變方案。他們認為：「提出一套可操作的應變方案，也是現在海外的中國民主力量能否在中國大陸下一次民主運動中發揮重要的思想和策略作用的關鍵。」

　　「T計劃」提出的研究大綱是：一、最可能的模式。中國民主運動未來最可能發生的事變的模型、出現方式、大致進程和特點。面臨的主要事變中是否可能出現全國性或地區性動亂。這種動亂是否會與歷史上積有的政治、民族、宗教、宗法派別鬥爭糾纏在一起。如何應付這類動亂。三、軍隊。如何使軍隊在民主運動中保持中立，或者使軍隊採用各種方式支持民主運動，反抗獨裁者。如何最小限度地使用軍隊推翻獨裁體制、如何防止避免軍隊中的派別衝突。在民主運動初步勝利後，如何盡快使軍隊退出國內政治，如何使軍隊擺脫政治影響，讓軍隊國家化。四、警察及治安。保證警察在社會治安中的主導作用、如何使警察按照法律保護民主運動。解散「群眾專政」體制。及時釋放政治犯，嚴格依照法律懲處刑事犯罪份子。五、憲法修改。如何適時提出修改憲法任務，採取何種程序修改憲法。擬定「民主中國憲法(草案)」。六、民主選舉與人民代表大會(議會)。解散原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地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時機與程序。何時採用何種方式進行全國議會選舉。在全國大選前是否需要一個過度階段。競選機制的引入。七、政體結構。除全國議會(人民代表大會)，是否還有保留原省、市、縣人民代表大會的必要。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結構設計與變動。「三權分立」的可能性、必要性與實施方法。國家元首制度。內閣構成。八、政黨制度。如何處置原有獨裁政黨及原有八個「民主黨派」。要不要解散共產黨或由共產黨改革派自行改組。制定實施「政黨組織法」，允許公民自由組黨。多黨制的民主政治、政黨與政府分離。九、新聞自由。制定實施「新聞法」，保障公民新聞出版言論自由。報紙、電台、電視台以及出版社的民營與民辦。是否再設立官方通訊社和政府中的新聞出版管理機構。十、企業與工會。在政治變動中保護已有生產力和經濟設施。迅速實施市場經濟、保護和發展真正的與官僚集團無聯繫背景的個體經濟或其他民營集體經濟企業。發展原有的國營企業、明確產權，進行有效變革。保障原有企業經濟活動的法令。建立自由工會和工人自治問題。十一、保障國家財政。原有銀行、金融體制的保留與變革。如何追回官僚貪污集團在海外的資財，取締與官僚集團相勾結的企業(官倒)之經濟特權。十二、農業與農民。穩定農村社會，發展農村商品經濟。農村物資供應的保障，不誤農時發展農業生產。鄉、鎮長直接選舉的實施。土地所有權的變動。土地改革的實施。農村公有設施的保護及使用。十三、市場與人民日常生活的保障，主要是糧食及副食品的保障。此外，還有少數民族問題、香港問題及台灣問題。海外民運人士的作用及國際關係和外交問題。

　　在執行對「T計劃」的研究中，「中國民聯」獲得了有一定質量和數量的研究成果。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章都發表在《中國之春》上。

　　(八)「中國之音」廣播電台成立。一九九一年二月中旬，民聯聯委會主任徐邦泰在舊金山成立了一個叫「中國之音」的廣播電台，「中國之音」廣播電台每天上午在北京時間五點到六點播音，星期天重播星期六的節目，「中國之音」的播音頻率是15280千赫。他們的節目分十四個單元，名稱大體是：「參考消息」、「自由評論」、「八千里路雲和月」、「神州夜話」、「外面世界」、「真人真語」、「六四的傷口」、「海外民運」等。徐邦泰在談到開辦廣播電台的目的時說：「中國大陸在海外有十幾萬學生，他們在學習和工作的同時，也辦了各種雜誌和報紙。我原來是學新聞的，在我看來，對中國大陸能產生最大影響的莫過於廣播。所以，我就產生了創辦電台的想法。」該電台最早起播的五千元錢是由舊金山灣區的華僑援助的，後來得到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的鼎立相助。「中國之音」電台以介紹中國為主，常選用《中國之春》、《爭鳴》、《九十年代》、《開放》、《民主中國》等雜志上的精萃以及各家報系的消息，對中國大陸的民眾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九)加強對外聯繫，拓展海外民運活動空間。從八九年下半年起，「蘇東波」大潮洶湧。民聯不失時機地加強對外聯繫。在蘇聯和東歐各國實現民主轉型的關鍵時刻，民聯及時地、旗幟鮮明地表態堅決支持。在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下令武力鎮壓羅馬尼亞人民的民主運動時，民聯立即發表聲明強烈抗議。民聯副主席黃奔和《中國之春》主編丁楚還派遣民聯成員、《中國之春》雜誌的記者、編輯揚漫克迅速前往羅馬尼亞進行第一線採訪，並帶上中國民聯致羅馬尼亞新政府的賀信和民聯籌集的捐款。在赴羅馬尼亞採訪過程中，楊漫克還順道採訪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為海外華人帶來了最早的第一手報道。此後，楊漫克的足跡踏遍了東歐、蘇聯以至古巴，寫了大量的報導、專訪，後來還出了一本叫《東歐創世紀》的書，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

　　不少民聯成員還參加了一九九零年四月的柏林國際論壇會議，在會上與來自蘇聯、東歐各國的民運人士交流看法，學習別人的成功經驗。在隨後的捷克斯洛伐克之行中，胡平與當地的民運人士和民運刊物進行接觸並接受採訪，採訪記要以顯著篇幅刊登在布拉格的一家民運報刊上。與此同時，民聯還在蘇聯、東歐多國先後建立起聯絡站和雜誌發行網點。

　　在此期間，民聯也大力發展和香港、台灣方面的關係。民聯積極支持港支聯的工作，多次協助香港的民主力量從事對大陸民運人士的救援工作以及協調開展聯合行動。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民聯主席胡平偕同其他民運組織和機構的一行十餘人聯袂訪問台灣。這也是以民聯組織的名義第一次在台灣的活動。在一個月的時間裡，胡平拜會了台灣朝野、政界文化界多方人士，參加了各種研討座談會十餘場，向台灣人民系統地闡述了民聯的宗旨、立場，以及對時局和各種重大問題的主張，受到廣泛好評。尤其是在兩岸關係一類敏感複雜的問題上，普遍都認為胡平的講話「中肯平實」。通過訪問，加深了雙方的瞭解和信任，並為今後進一步推動大陸民運提出了一系列積極的設想。

　　九零年十月，三民主義大同盟在美國德州休士頓舉行會議。民聯排出了堅強的陣容。在大會發言和分組發言中，民聯成員分別從總部工作、組織建議、雜誌的編輯與發行、基層活動及大陸工作等各個方面，向大會進行了內容充實的報告，展現了「中國民聯」的團結精神和整體行動能力，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散步行動與白衣行動。一九九零年四月，《中國之春》編輯部刊登了一份以北京市民的名義寫的「到天安門廣場散步去」的傳單，傳單呼籲：「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愛國同胞們，請在四月一日以及四月五日這兩天，再一次相聚在天安門廣場。我們並不是要去天安門集會遊行，我們只是要去廣場散步遊覽。這不要批准，也無法禁止。我們可以一個人獨自去，也可以三五成群地去，但不要集合整隊去。我們不要舉旗幟標語，我們只需在廣場自然地走動。我們可以歌舞，可以歡樂，可以悲傷。我們也可以僅僅是沉默，只要我們相視一笑，就情景交融，只要我們伸出兩指，就心心相通。我們用無言交換深刻的情感，用含蓄表達明確的意願，用平靜展示強大的力量。只要有千千萬萬的人在天安門廣場上一站，它就會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所有的人，都能夠從廣場上平靜的人群，充分領悟到它的全部內容和全部意義。」

　　與此同時，「中國民聯」還寫了專文說明，指出，到天安門散步「我們認為是一個極好的設想。」「請大家把這份傳單剪下來，貼上郵票寄回大陸，寄回北京，寄給一切我們知道通訊處的人……『不積跬步無以成千里』。中國民主運動的再出發，就取決於我們每一個具體行動上。」

　　一九九零年五月，《中國之春》雜誌再度刊登了一份「白衣行動、悼念國喪」的傳單，號召中國人在六月四日這一天，都穿上白色的衣服，表達我們對「六四」英魂的悼念，傳單說道：「六月正是夏天，穿白衣服是最自然不過的事。當局永遠分不清在眾多的穿白衣服的人中，誰個是表示悼念，誰個是純屬偶然。是的，那個坐在火山口上、終日驚恐不安的專制統治集團甚至可能悍然下令禁止人們在六月四日這天穿白衣服。僅此一點，他們就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極端虛弱，在歷史上留下千古笑柄。我們可以裝聾作啞。如果他們問我們為什麼你今天要穿白衣服？我們就反問他們：今天是什麼特殊的日子？為什麼今天不能穿白衣服？」

　　「中國民聯」總部又對這一傳單寫了「說明」，他們再次呼籲：「我們熱切地希望一切關心中國民運的人士，繼續採用各種傳播方式，包括廣播、報刊、書信、電話、傳真、會議和耳語，讓這份傳單的內容盡可能廣泛而迅速地深入到全國各地。」

　　後來，「中國民聯」主席胡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這兩份傳單原來是民聯總部配合國內民運人士擬定的，『廣場散步』和『白衣行動』是一次運用得當的策略嘗試」，「當初我們想到這個主意時，主要著眼點在於『低風險，高效益』。人們對六四屠殺憤怒至極，大家都想表達出來，但還是怕中共再次鎮壓，而散步和穿白衣的行動既能收到表示抗議的目的，又把風險降至最低點。」胡平還說了句很風趣的話：「如果策略得當，養鳥協會也能抗爭。」

　　這兩份傳單刊登以後，四、五、六月期間，「民聯」便同其他海外團體一道，利用發信、傳真、打電話等種種方法大量把消息發回國內，許多沒有參加民運組織的學生這一次都樂於參與，據一些民聯支部的報告，僅民聯肯塔基一地，發信的郵票費就花了五百元，發出信件上千封。當然，傳入的總數無法得知，但從當時的新聞媒體傳出的消息來看，北京人皆奔走相告，相信傳入的份數相當可觀。

　　由於「廣場散步」和「白衣行動」具有可行性，中共當局緊張萬狀，在四、五、六月間，中共都處於高度的警戒狀態，又下紅頭文件，又封閉廣場，又四處佈兵，更有甚者，甚至禁令六月四日穿白衣。這樣做的結果，雖然「廣場散步」和「白衣行動」均未達到可觀的結果，但中共的表演卻從另一方面展示了計劃的成功。英國「經濟學家」發表專文，引用了駐京外交官的話說：「這是民運方面的大成功。」外國電訊將中共封閉天安門廣場事件稱之為「中國奇怪的穩定」。據悉，前美國駐京大使洛德的夫人，在一次公眾場合下說：「荒唐滑稽害怕到這種程度，這樣的政權可能長久嗎？」

　　除「廣場散步」和「白衣行動」外，「中國民聯」還進行了多項頗具有策略的運作，如：發動民眾對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家屬關心照料，為被捕人士捐款，並把錢通過特殊渠道送到他們手中。在此期間，僅經民聯主席一人之手，向大陸民運人士輸送捐款就達一萬三千美元。後來的材料表明，這筆捐款全數送到了國內民運人士手中，並用到了最有用的工作上。發動民眾記「變天帳」，對那些死心塌地、為虎作倀的人，記下他們的名字，有朝一日，受到歷史的懲罰。利用中共尚有的空間展開合法鬥爭，例如「民聯」曾傳送消息，號召國內人民在基層人代的選舉中，選出真正具有民意的代表。結果，逼迫中共下令推遲了選舉。在中國大陸召開亞運會的時侯，「民聯」還發出了傳單，號召中國人民到亞運會去，用你認為「合情、合理又合法」的行動，和外國人接觸，揭露中共專制的罪行。

　　(十一)盯住北京的審判。一九九一年一月，中共趁著波斯灣硝煙瀰漫，國際社會的注意力從中國大陸移向中東之機，開始對「八九民運」的被捕者進行了非法的審判。這清楚地暴露出中共當局不顧國際社會的制裁和譴責而一意孤行。為此，「中國民聯」、「民陣」、「全美學自聯」、「人權民主基金會」於一月七日，聯合署名寫了一篇「睜大眼睛、盯住北京的審判」的文章，呼籲「一切受良知的中國人，一切希望中國進步的國家、政府和友人們，請和我們一道行動起來，堅決譴責和制止這一嚴重違反人權的行徑。」一九九一年三月，《中國之春》評論員路邊又發表了「北京審判：以懸念製造恐懼」一文，指出：「毫無疑問，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們為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作出了非凡的貢獻，他們所堅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正義立場贏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敬仰。他們有功而無罪。對他們的逮捕、判決完全是非法的、不公正的，是對基本人權的粗暴踐踏。」同一期，還登載了何頻的「從『六四』大搜捕，到九一大審判」的文章，披露了中共在「六四」事件以後對「八九民運」的參與者的大搜捕以及八九年對一批平民百姓「快審重判」和九一年對一批民運領袖人物的大審判的內幕。

　　為因應中共對民運人士的大審判，「中國民聯」除展開力所能及的營救工作外，還進一步加強了對身陷囹圄的民運人士的生平事跡的宣傳、公佈審判的真相、刊登他們的申訴以及中共檢查院、法院對他們的起訴書、宣判書等，以期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對中共違反人權的行為施加壓力。

　　大審判期間和之後，《中國之春》先後登載了王丹、陳子明、王軍濤、劉曉波、李貴仁、莫莉花、蕭雪慧、劉剛、劉蘇裡、吳學燦、鮑彤、張偉國、王新龍、葛湖、尹進等多位被捕民運人士的專文，在國際社會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也給中共對民運人士的審判造成了壓力。

　　總之，通過這些活動的開展，「中國民聯」一步步壯大起來了，在組織運作上也逐漸走向成熟。

　　其間，也出現過一些曲折，如「抓中共特務」的風波。「抓中共特務」的事件自民聯成立以來，曾不止一次出現過。對「抓特務」的問題，民聯總部負責人所持的態度是：由於民聯的公開性和透明性，中共即便派遣特務也沒有什麼實質意義，至於一些需要暫時保密的工作，總部特別注意慎重選人。總之，對特務一是要提高警惕，但又不可輕信，特別在組織處理上，更要慎之又慎。所以，一般來說，「抓特務」風波，雖然在外界造成了頗大的輿論，但對民聯的組織實際上並沒有造成什麼大的損害。

　　再一件事就是胡平的「辭職」。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八日，胡平向民聯聯委會和監委會提出「辭職」，要求聯委會在一周內對新的總部人選作出安排。造成胡平的「辭職」原因，主要是因為這一段時間，民聯戰線拉的過長，造成經費的短絀，出現了嚴重的財務危機，胡平自覺有難咎之責，故本著自責的態度提出辭職。為此，七月四日至五日，「中國民聯」在華盛頓召開了聯盟委員會第六次會議，該會議通過了一系列議案，其中包括：一、宗繼詳委員提出的關於修訂民聯財政預算的議案。通過精打細算，每月全盟開支將縮減百分之二十。二、吳方城委員提出了中國民聯辭職法，自此，今後有關領導人的辭職將有章可循。三、徐邦泰主任委員提出了增設聯委會副主任的議案，以此進一步加強聯委會的運作。胡平經過考慮，收回了辭呈。為了減緩民聯的財政困難，民聯總部採取了一系列節源開流措施，終使財政有了好轉，值得一提的是，曾任印地安那州普度大學學生自治會會長的張益唐同學，一次就向中國民聯捐款三千元。他說：「作為一個盟員，我對於總部最近遇到的困難極為關切，我願為中國的民主事業作出自己的奉獻。」

中國民聯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

　　中國民聯第五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至六月三日在加拿大多倫多市召開。參加此次會議的共有六十九名正式代表和五十多名列席代表。

　　六月初的多倫多風和日麗，景色宜人，正是旅遊的好季節。但令人遺憾的是因為簽證的問題和經濟的原因，有近三分之一的正式代表和許多應邀的來賓未能到會。由於民聯剛剛渡過財務危機，本次代表大會規定正式代表和來賓的路費原則上自己解決，儘管這一規定使一些財政窘迫的代表未能與會，但另一方面，它卻為海外民運開創了一個樸素節儉的風氣。北美到會的代表大部分是開車前往多倫多的，幾十個小時的風塵僕僕，充分顯示了他們對民聯的向心力和對民主運動的關心。在這裡，還要特別提出的是，多倫多的華僑對於本次會給予了傾力的支持，他們積極捐款，以盡地主之宜，為代表的食宿提供了保障。

　　六月一日，中國民聯第五次代表大會開幕式在多倫多市政廳圓形大廳舉行，由於會場空間巨大，百多位出席會議者顯得稀稀拉拉，但是整個會議卻秩序井然，人們不斷地對來賓的發言報以掌聲。為歡迎此次會議在加拿大召開，不少加拿大議員以及省長、市長都寫來祝詞，多倫多僑界、美加學自聯以及很多民運組織也送來賀信。民陣主席萬潤南、副主席吾爾開希、工自聯負責人呂京花等，都以來賓身份出席了會議。吾爾開希說，他是特為推動民聯和民陣的聯合而來的，他希望大家能夠象自家人一樣共同商量這件事。萬潤南也說，希望不要錯過民主運動聯合的機會。呂京花在發言中指出，民運組織要提倡說實話辦實事的精神。她呼籲人們不要總把眼光集中在明星身上，要更多地關心普通人的想法。民聯的法律顧問，來自洛杉磯的律師哈潑女士也在發言中幽默地講道：一個美國人在加拿大的土地上談論中國的人權，這本身就說明人權問題是超越國境的。

　　當天下午，是多倫多市各界紀念「六四」兩週年的集會示威，民聯的五大在此召開，更為他們的紀念活動壯大了聲勢。吾爾開希等「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在示威場地發表演說，使人們更如身歷其境地回到了那腥風血雨的悲壯的日子。吾爾開希說到慷慨激昂處，因為過於激動而昏倒，把人們的憤怒的情緒推向了高潮。

　　晚上，多倫多市僑界為歡迎民聯「五大」的召開，舉行了盛大宴會。在這一公眾場合上，民聯主席競選人和他們的助選班子藉機展開了一個別開生面的、生動活潑的競選攻勢。

　　在宴會上，最初，是有人遞了一張條子，要求主席競選人上台唱歌。此舉正合了副主席競選人方能達之意。方能達在民聯盟齡不長，根基不深，很多盟員都不太熟悉他。但他卻有一副好嗓子，遇到這種場合，足以應付自如。於是他首先登台，唱了一首俄文歌，同時也向代表展示了他語言方面的天才，一席表演下來，果然提高了他在代表中的「知名度」。另一位副主席競選人伍凡不甘示弱，他按捺不住，攜太太一齊出馬跳了一段迪斯科。伍凡和他的太太都是民聯的老盟員，他們是在民聯支部的一次舞會上認識的，民聯是他們的月老，跳舞是他們的紅線，沒想到這條紅線今天又在主席競選時派上了用場。觀眾顯然對副主席候選人的表演不感到盡興，他們開始對競選的主帥叫號。主席競選人於大海不善歌舞，眼看走投無路，突然從助選班子裡殺出一員大將「護駕」，他就是原監委主任薛偉。薛偉也登台唱了一首俄文歌，可稱和方能達匹敵。接著對方陣營裡也推出了蘇洋，他的一曲高歌，贏得一片掌聲。之後，於大海唱了一首《中華民族頌》，另一主席競選人汪岷缺乏表演細胞，急中生智，請他太太出來「代勞」。他太太的歌聲引來了滿堂喝彩。一場表演比賽，輕鬆活躍，使主席、副主席的候選人都「亮了相」，這種別開生面的助選方式，對民聯來說，倒是第一次。

　　六月二日和六月三日上午，主要是總結工作和修改章程。民聯第四屆副主席黃奔，代表總部作了「民聯總部工作報告」。他說，四大以後，民聯的工作可分為三個方面，十二件事件。首先，是大陸方面。海外民運必須面向大陸，這同時也是海外民運最重要、最艱巨的任務。在這方面，民聯做了四件事，即：(1)堅持通過各種方式，把《中國之春》雜誌和其它信息材料送入大陸。現在，每月送入大陸的《中國之春》雜誌有八、九百本左右，「海外通訊」(中國民聯編印的不定期活頁)寄送量超過一千份。同時，民聯也借助於其它國家、地區或團體的傳播工具，向國內人民傳遞民聯的信息。(2)因地制宜地提出切實可行的活動方案與構想，內外配合，推動大陸內部各種形式的民主運動。如動員大陸民眾記變天帳，打擊與分化專制統治者及其幫兇；動員民眾對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給予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關心幫助。在「四五」前夕、「六四」前夕和亞運會前夕，又先後提出「到天安門廣場散步」、「白衣行動」和「到亞運會去」等活動方案。(3)打破信息封鎖，不僅把外邊的信息傳進去，而且還把裡面的信息帶出來。兩年來，《中國之春》發表了大量的關於大陸內部人權遭受嚴重侵犯的事實報導，發表了國內地下民運組織的宣言和地下民運刊物的文章，發表了被捕民運人士在法庭內外的英勇抗爭事跡，發表了對各界人士，包括幹部、軍人、工人、農民、市民、知識份子和學生的採訪記錄，發表了現仍在國內的著名民運人士和學者的重要文章。與此同時，又把這些發表的東西送回大陸內部。(4)從前年秋天起，民聯就著手從精神上、物質上給國內民運人士及其家屬支持幫助，發動大家寄賀年卡、慰問信，以及送上海外民眾的捐款。第二方面，即海外工作方面，民聯也做了四件事：(1)形成了對中共的廣泛的國際壓力。兩年來，民聯通過演講、座談、集會、遊說、發行出版物等方式，系統地向國際社會介紹了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情況和民運動態，介紹了從民主牆運動到「八九民運」的大陸民運人士遭受政治迫害的狀況，發展了與國際人權組織和民主國家政府的友好關係，特別是在蘇聯、東歐巨變之後，民聯及時派遣人員表示支持和進行採訪考察，同時，民聯還派人參加了第一屆國際論壇會議，並在東歐和蘇聯等地設立了自己的聯絡機構。在美國，民聯則積極參與和促成美國政府與國會提出或通過的一系列有關的中國大陸議案。(2)加強了宣傳工作。民聯的機關刊物《中國之春》，近兩年來，質量有明顯的提高，被公認是海外影響力最大的中文政論刊物之一，也是最好的民運刊物之一。此外，澳洲地區的民聯成員還自行創辦了《中國之春》澳洲版，民聯總部也不定期出版了英文版《中國民主之聲》及《海外通訊》等。(3)民聯十分重視理論研究。四大以來，民聯在對自由民主理論的闡發、憲政原則的探討、時局演變的分析、對極權制度的深入批判以及對大陸民主運動的經驗總結、民運的基本戰略的制定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切實的進展。(4)「六四」之後，國內大批民運人士流亡海外，為了妥善地接應和安置他們，民聯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這包括打電話、回覆信件、機場車站接送、臨時性的食宿安排、介紹工作和介紹社會關係、聯繫學校、經濟資助、為要求政治庇護的人提供咨詢服務等等，這類工作不僅總部在堅持做，許多基層組織和民聯成員也在堅持做。在這些大量的、平凡而瑣細的活動中，表現了民聯成員的高度的熱情和奉獻精神。第三方面是組織建設取得了新的進展，表現在以下四點：(1)人們對民聯的參與程度提高，一是盟員數量大幅度增加，二是盟員積極投入各項活動的程度提高。現在民聯成員已超過兩千名，其中包括一大批直接參加過「八九民運」的活躍份子。(2)民聯內部的規章制度進一步健全，成文的規定日趨細密，並且大體上做到了必要的監督與檢查。(3)民聯努力推動海外民主力量的大聯合，加強了與台灣朝野間的友好關係，加強了對香港人民保衛自由權利的鬥爭和對西藏人民反抗暴政的鬥爭的支持，加強了與華僑社團的相互理解與幫助。民聯還十分注意與海外其它民運團體或機構的相互合作。(4)由於全盟上下的不懈努力，民聯的形象有了顯著的提升。

　　接著，《中國之春》雜誌主編丁楚又做了「《中國之春》編輯部工作報告」。

　　大會代表還對總部工作進行了質詢。整個質詢過程秩序井然，有條不紊，唯一出現的波動是有兩位盟員突然出現在會場，向總部提意見，要求代表權，他們所提的問題引起會場極大的重視，最後經主席團裁決，同意他們為正式代表。

　　在質詢前，四屆主席胡平主動向代表報了兩筆流水帳，一筆是他私人帳戶的經濟狀況，一筆是他參加各種活動的統計數字。在四屆主席任內，他提出大陸工作計劃五項，接受媒體採訪六十四次，參加民運會議三十九次，參加學術研討活動十八場，講演六十二場，離開總部外出活動二百四十三天，發表民運文章近五十萬字。盡管代表們並沒有要求胡平公佈自己私人的財務狀況，但都對他的這種做法表示讚揚，同時也對他任內所做的大量工作表示欣賞。

　　針對胡平對民聯的貢獻，民聯四屆監委會通過決議，對胡平所做的大量的工作進行了表彰。

　　大會還通過了「關於和民陣合併的決議」以及「關於中止盟黨分家的決議」。

　　六月三日下午，開始進行領導班子的競選。

　　本次代表大會的主席和副主席有三對競選者，即：於大海和伍凡，汪岷和方能達，李國愚和金秀紅。

　　選舉結果於大海以五票之差獲勝。

　　在聯委和監委的選舉中，一些曾經為民聯作出重大貢獻的人讓開了，胡平、黃奔、薛偉、丁楚、吳方城、錢達，均沒有接受代表的提名，他們把機會讓給了新的人。一批新鮮血液，尤其是象吳仁華、姚勇戰這些參加過「八九民運」的新人，補充進了民聯的領導核心。

　　中國民聯第五屆領導機構成員名單如下：

　　中國民聯主席：於大海

　　中國民聯副主席：伍凡

　　中國民聯聯盟委員會主任徐邦泰，副主任汪岷，聯盟委員：汪小風、方能達、吳仁華、姚勇戰、鄭郁、宗繼祥、張偉、楊漫克、高格文、蘇洋、李國愚。候補委員：鍾銳、梁華、馮勝平。

　　中國民聯監察委員會主任郭平、副主任李兆陽，監委委員：鍾錦江、王堅、馮斌、莫逢傑、李剛，候補委員任松林、金秀紅。

　　中國民聯第五屆主席於大海，男，一九六一年生，在天津長大。他曾因在全國數學競賽中得了獎，獲免試進入北京大學物理系讀書。八一年九月，他參加了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美物理系研究生聯合招生考試，在八百餘名考生中，他以物理總分名列第十三、英語總分名列第九被錄取。據此，於一九八二年秋進入美國賓州大學研究院攻讀物理系博士學位，八三年，由於他GRE和托福考得好，加上美國著名經濟學教授鄒至莊的大力推薦，他轉入普林斯頓大學，改攻經濟系博士，並擔任了中國留美同學經濟學會首任會長，並被聘為「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特邀理事。八四年起，他三次回訪大陸，曾在體改所、社科院、國務院經濟技術研究中心等單位講解經濟理論，並曾在大陸的經濟學刊物上發表數篇文章，參與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討論。

　　於大海早在民主牆時期就是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他在一篇文章裡寫道：「我到北京(讀書)才一個月，中共就為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平了反，西單民主牆也隨之出現。我感到新奇，常和一些同學到西單看大字報。那些日子裡，西單牆總是擠得水洩不通，有幾次，我在天安門廣場遇到了舉著『要民主、要自由』、『反饑餓、反迫害』等橫幅的遊行隊伍。這些場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八零年，他參加過北大學生搞的競選，還和同學編了一本競選資料集，定名為《開拓》。八六年底的學潮和八七年初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給他以極大的震動，而且直接牽涉到他認識和瞭解的方勵之先生。對中共不能容納象方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十分憤慨，於是，便和一些朋友發起、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留學生簽名活動，反對中共的反自由化運動。這次簽名活動在大陸造成了震撼。八八年春天，他最後一次訪問大陸後，出於對改革的失望，他開始在《中國之春》上發表文章，並加入了中國民聯。他在總結自己的心路歷程時，寫道：「我體會到，要在中國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政體，非要有強大的有組織的民間政治力量不可。」「我們要走的路很長，但民主事業是充滿希望的，值得我們為之作出不懈的努力。」

　　在「五大」將要結束時，於大海作了主席就職演說，他著重談到了道德標準問題，他說：「我們民運隊伍裡，現在有很多不正之風。有些人為了抬高自己，好說假話、大話或空話，好自吹自擂。有些人好搞小圈子，拉一派，打一派，不擇手段地爭權奪利、爭風吃醋。這樣的壞風氣，我們必須花大力氣扭轉。不少盟友對我個人的品質表示了信任，對此我十分感謝。同時，我也感到慚愧，因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我和所有的人一樣，是在道德上有這樣那樣的毛病。有毛病並不可怕。關鍵是，一個人應當不斷地、自覺地反省自己、改進自己。照我看來，誰能做到這一點，誰就應當算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了。我認為我們所有的民運份子都應該是有道德信仰的人。在與盟友相處時，道德信仰就反映在『嚴於律己，寬厚待人』這八個字中。」他又說：「目前，中國的民主運動處在一個低潮時期，這對我們每一個民運份子，都是個考驗。我想，我們中國民聯是能經得起考驗的……人民在考驗我們，在試探我們究竟是用什麼材料作成的。……我們別無它求，最大的願望就是做他們忠實的僕人，只有這樣，我們的民運才有希望。」

整頓總部及《中國之春》編輯部

　　於大海及新的總部班子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進總部及《中國之春》編輯部的工作。

　　「五大」前後，民聯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狀態，就是穩定捐款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左右，減少後的捐款，僅只夠能勉強維持一份《中國之春》雜誌的出版。財務的窘迫，是於大海當主席的總部班子面臨的第一個難題。

　　於大海是學經濟的，當然也是理財的高手。在他的領導下，從開源和節流兩個方面，採取了以下具體措施：

　　一、修訂預算。民聯此一階段的每月收入僅二萬三千美元左右。經總部和聯委會共同決定，將其中一萬七千元劃給雜誌社，一千元劃給了聯委和監委，三千元劃給了香港辦事處(雜誌社香港分社)，所剩的劃給了總部。這個預算，是緊而又緊的。這一點，可從與以前聯委會通過的月預算比較看出。一九九零年一月，民聯月收入有四萬八千元，其中，給雜誌社的是二萬五千元，九零年七月，民聯發生財務危機，但月收入尚有三萬七千三百元，其中雜誌社是二萬一千元。由此可見，於大海上任的時侯，是民聯財務狀況最吃緊的時侯。面對此一情況，於大海在寫給民聯的工作報告中說：「不過，我們還是有信心繼續在保質保量的前提下，按時出版發行雜志，並用總部僅有的一點錢幹出幾件事來。」

　　二、撤銷華盛頓總部辦公室，總部與設在紐約的《中國之春》雜誌社合併辦公。曾有一度時期，為了運作及遊說的方便，民聯總部在華盛頓設立了辦公室。捐款減少後，新的總部不得不首先考慮撤銷華盛頓總部辦公室。合併辦公是不得不為之的辦法。因為華盛頓的總部辦公室負擔著民聯的很多事務性工作，並負責出版對美國國會有相當影響的英文月刊《中國民主之聲》，而且還是民聯一大批骨幹的大本營。於大海開始的想法，是先維持一段時間，但由於捐款狀況一直未有大的改善，合並辦公成了唯一的出路。

　　三、壓縮日常開支。民聯總部及雜誌社的開支，做到了省而又省。例如對電話費、差旅費、稿費，他們都進行了壓縮。至於人工，則盡量做到不裁員和人盡其用。民聯工作人員的工資標準是在新班子之前就已定好的，即使為了抵消通貨膨脹，他們每年也應給予加薪，但是，在目前的財務狀況下，提高工資已是不可能了。這就是說，在民聯工作的人，所領取的工資實際上是比兩年前少了。

　　在開源方面，新的總部也做了不少工作。他們主要是尋求新的捐款。在於大海等人的領導下，他們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取得了聯繫。之後，NED前來審查《中國之春》的財務管理狀況，《中國之春》有關人員協同會計師向NED介紹了情況，在《中國之春》雜誌社的財務管理的可靠性獲得NED的認可後，NED送來了一份關於由NED向《中國之春》提供經費的合約，於大海和NED總裁Gershman先後在合約上簽字，一九九二年六月，《中國之春》接到了NED提供的第一筆四萬五千元的經費。獲得NED對《中國之春》的支持後，民聯的財務狀況有了一定的改善。新的總部接手後，還清了民聯積欠的近二萬元的債務。此外，還向過去的捐款渠道加強了聯繫及公關工作。

　　總之，新的總部自上任以來，帳號公開，用錢得當，財務清楚，沒有拖欠工資、印刷費，稿費的拖欠期也縮短了，並做到每月向聯委會上報一次財務情況，給民聯的財務信譽塑造了一個良好的形象。

　　新的總部班子還十分重視改進《中國之春》編輯部和總部的工作。於大海認為，在民運處於低潮的今天，《中國之春》雜誌對於民聯的生存和發展來說，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一九九一年七月，民聯召開聯委會，於大海和副主席伍凡交換意見後，草擬了一套雜誌社的運作方案，使編輯部的工作進一步制度化。經於大海提議，《中國之春》組成新的編委會，除於大海任主任外，另設胡平(《中國之春》主筆)、薛偉(《中國之春》經理)、方舟(《中國之春》執行編輯，後辭去工作)為委員，編委會還頒布了「工作條例」，每週編委會都要舉行例行會議，總結雜誌工作的優點及不足之處，並對下期的文章、封面進行部署。編輯部對收到的每一篇稿件都要求做到慎重處理，先由執行編輯初審，再交由各位編委再審，對意見不一致的稿件經開會討論後按多數意見決定是否刊登。對編輯部的事務編委還做了明確的分工，采訪和搜集內部消息，主要由方舟或丁楚做，約稿由於大海主要做，社論、觀察家評論等由胡平主要做，編輯部的日常事務和雜誌發行，由薛偉主要做。為了提高《中國之春》的編采質量，於大海還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努力：(1)縮短文章的平均長度，要求論說文更加言之有物。(2)擴大撰稿人範圍，多用外稿，盡量減少內稿，提升民運人士和留學生的參與感與向心力。(3)在民運動態和民運理論之外，增加了對大陸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研究討論，為即將到來的大陸社會轉型提供高質量的參考。(4)增設文藝園地，使雜誌更加生動活潑。(5)汲取新的排版技術，繼續提升排版質量，減少錯別字。(6)擴大雜誌的發行量。

　　有一段時間，於大海曾按照聯委會的決議，公開向民聯內部和社會招聘主編。胡平、丁楚、方舟、亞衣、華夏子、醒民、倪育賢、王策等紛紛毛遂自薦。但由于于大海提名的方舟、胡平先後被聯委會否決，主編招聘一事便擱置下來了。

　　經過總部對《中國之春》工作的整頓，《中國之春》雜誌的質量又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太多的好稿件使編委會難以捨棄，於是，雜誌社經過研究，決定從一零七期起，由原來的一百頁增加到一百零八頁。在發行上，從一零三期開始，正式進入了台灣，由《聯合報》所屬的聯經公司協助訂銷。同時，又在泰國建立了發行站，並使北美、香港、澳洲、歐洲等地的發行工作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在此基礎上，編輯部又從出版十年的《中國之春》雜誌中，選出了二百多篇有代表性的文章，編成了一部一百多萬字的《中國之春文選》。一九九三年一月，籌組了《中國民聯十年簡史》的寫作班子，該書自《中國之春》第一一七期起，開始連載。

　　在總部工作方面，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整頓措施。

　　(一)對盟員重新登記。一九九一年十月，經於大海提名、聯委會通過，任命楊巍為民聯組織幹事。楊巍出任後，即主持了對民聯成員重新登記的工作，進一步健全了盟員的檔案資料的管理，加強了和盟員的組織聯繫，同時也使許多失去聯繫的盟員又重新回到了盟內。

　　(二)相應地，也推動了各分部、支部的工作的開展。例如楊巍在進行盟員登記的同時，就為紐約分部的重組做了許多工作。經過「罷王風波」，紐約分部的組織受到極大的挫傷，盟員流失嚴重。九一年十一月三日，借盟員登記之機，四十多位民聯新老盟員終於又重新聚集起來，這其中，有自民黨背景的盟員就佔了近一半人，他們相互握手言和，消除分歧。一位老盟員說，紐約分部有這麼多人來開會，這在紐約分部成立以來，還是從未有過的。他們於當日召開了重建大會，選舉了分部的領導班子。其後，如波士頓分部、華盛頓分部等，都是借盟員登記在楊巍及姚勇戰的努力下，組織得到了進一步的健全。一九九一年八、九月間，總部又委託姚勇戰前往香港和澳門，處理香港分部的事務，促進盟員之間的團結。原《中國之春》書屋經理、民聯香港分部主任黃硫在與姚勇戰見面後，答應將原《中國之春》在香港地區的發行名單交出。同時，還研究了《中國之春》在香港擴大發行的途徑。

　　主席於大海，也親自參與組織的整頓工作，他先後去過澳洲、歐洲、日本、台灣、緬甸、香港等地，對民運組織起了相當的整合作用。於大海訪問了澳洲，在民運中，澳洲是一個大頭，民聯盟員也佔了相當大的數量。在澳洲，在和一些民聯成員接觸後，於大海瞭解到不少盟員和留學生居留有困難，有些難民公司在辦身份時制造偽證，靠欺騙賺錢，民聯內部的一些糾紛，也與這種弄虛做假現象有關。針對這一情況，他表示民運人士要在道德水平上嚴格要求自己，對那些民聯內部靠製造偽證賺錢的害群之馬，應給予紀律處分。有鑒於此，民聯監委會發佈了關於「公私分明」的決議，決議要求：「由即日起，民聯各級組織不得有出具假證明、濫發或出賣盟員證等以公某私的行為，擔任各級職務的成員並且要迴避其他類似的利益衝突，迴避方法有二：一是停止參與謀利的活動；二是辭去盟內職務，……凡有以公謀私情節者，經監委會調查屬實，一律開除盟籍……」。同時，為增強民運的宣傳工作，又頒布了《中國之春》澳洲版在澳洲出版的細則。一九九二年五月，民聯澳洲維省分部在召開二大時出現了違背選舉原則的現象，民聯總部及聯委會瞭解了情況以後，發表了「對澳大利亞維省分部內部糾紛處理意見」，「意見」承認五月十七日分部大會及其選舉結果的合法性，抵制了來自民聯內部的一些歪風邪氣。與此前後不久，澳洲悉尼的民聯組織又出現了意見分歧，於大海和總部辦公室主任薛偉等數度調解未果，總部根據具體情況，終於下了「合不成就正式分開」的決心，正式批准民聯紐省分部成立，和悉尼分部分開。十一月上旬，於大海又訪問了法國和德國，在法國，他見到了民聯老盟員柯力思、王克平、劉坤寧、周雄等，在重建民聯巴黎支部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在德國，他又和民聯德國分部主任梁達勝、《中國之春》德國發行人楊先智商談了工作。一九九二年二月底至三月初，於大海又到了民聯工作開展最困難的緬甸。緬甸和中國接壤，民聯緬甸分部於一九八七年成立，有數十名盟員，但由於政治形勢和地理原因，「三大」以後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未與總部聯繫，特別是緬甸分部負責人梁超天被中共逮捕以後，緬甸分部的活動近於癱瘓。自九一年九月起，總部和香港分部就試探和緬甸分部重新取得聯絡，由於通信周期長，直到九二年二月初才得到確認。原訂計劃，於大海應和香港分部一成員一同赴緬，但由於簽證遇到困難，結果是於大海一人前行。在緬甸期間，他的聯絡工作受到該國軍政府的阻撓，困難重重，雖未達到如期效果，但還是瞭解了相當多的情況，並建立了一些關係。

　　在整頓原有分部、支部的同時，民聯總部又開闢了新的戰線。一九九二年四月五日，民聯泰國曼谷分部成立。也是從該月起，《中國之春》雜誌在曼谷開始發行。曼谷分部的成員多半是經由緬甸、印度支那逃到泰國的中國大陸人，在泰國無居留權，活動相當困難。四月底，泰國移民局以非法入境的罪名逮捕了一些民聯成員，六月三日，曼谷分部的三位負責人那天生、林乃湘、李素問又在籌備「六四」活動時被泰國移民局逮捕。為營救他們，總部將有關材料送給了大赦國際組織和中國人權組織，同時也向泰國外交部致函，希望泰國政府本著人道主義原則釋放他們，並給他們以合法居留身份。總部還派出香港分部的三名盟員前往曼谷看望了被關在拘留所的民聯成員。經過總部的努力，絕大多數盟員較快地獲得了釋放。

　　(三)恢復《中國之春簡訊》的出版。一九九一年八月，總部恢復了《中國之春簡訊》的出版，這份刊物主要對象是輸往中國大陸，以活頁形式，編選一些《中國之春》雜誌的重要文章，裝在普通信封中寄出。復刊後，總部通過郵政或特殊流通渠道，輸入中國大陸萬餘冊。一九九二年春天起，總部恢復了在紐約機場向大陸來客贈送《中國之春》的活動，每月送出數百冊。

　　(四)「五大」以來，民聯還在大陸建立了一些新的聯絡點，一些民聯成員在大陸組織了研討社會政治問題的秘密組織。同時，也派遣了一些海外的盟員或和民聯關系極深的人回國，秘密開展民運工作。因這方面的問題比較敏感，這裡不再詳述。

　　(五)不定期地出版英文《簡訊》。上屆胡平任主席時，曾與民陣聯合出版英文簡訊《中國民主之聲》，但民陣方面實際幾乎未出過人力和經費。於大海上任後，由於經費減少，英文簡訊的出版出現了困難。但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總部還是不定期地出版簡訊，以期向美國社會和國會施加影響。為了便於和英文世界取得聯繫，於大海又於一九九一年九月主持編寫了一份英文介紹冊，共十二頁，旨在向美國社會介紹中國大陸及海外的民運情況，向國會和美國有關部門散發。

　　(六)總部和《中國之春》雜誌社工作人員經常舉辦演講會、記者招待會以及向國會開展遊說等工作。例如民聯主席於大海就曾在美國的奧蘭多、肯塔基州萊剋星頓、密西根州的東蘭興、底特律、芝加哥、加拿大的蒙特利爾、渥太華、金斯頓、多倫多、愛德蒙特、加爾各裡、法國的巴黎、德國的科隆、特利爾、波鴻、澳大利亞的悉尼、墨爾本，日本的東京以及香港、台北等地舉辦過演講會。《中國之春》主筆胡平也在美國東蘭興、澳大利亞悉尼、堪培拉、墨爾本以及加拿大的數個城市進行了演講。總部辦公室主任薛偉、組織幹事楊巍、公關幹事呂京花等亦曾外出演講。此外，總部還加強了對新聞媒體的利用，發佈過數十次新聞，舉辦過十餘次記者招待會。總部負責人並多次接受媒體採訪，僅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便有十多次。

　　民聯總部對遊說國會的工作十分重視。例如，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初，民聯總部在綜合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確定了支持美國在給予中國大陸最惠國待遇時附加人權條件的立場，隨後，總部派遣楊巍、葉寧、華夏子參加了由全美學自聯組織的在美國國會的遊說活動。

　　(七)加強了和其它民運組織的關係。自於大海任主席以來，和民陣、學自聯、自民黨以及港支聯等民運組織，一直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和自民黨的關係。自民黨是「罷王風波」以後，從民聯分離出去的人成立的一個民運組織。於大海上任以後，即和王炳章單獨作了長談，一九九一年六月，自民黨召開特別代表大會，於大海又在會上表示，希望分離出去的盟員能重新回到盟內來，對化解分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總部從報紙上得到自民黨北京支部創辦《中國之春報》的消息，同一天，自民黨主席王炳章舉行記者招待會，說自民黨使用《中國之春》名義是因為它在大陸已經有相當的知名度，自民黨北京支部的成員許多又是《中國之春》的老成員。事情出後，民聯內部反映很激烈，《中國之春》雜誌也發表聲明，對自民黨侵權行為表示了抗議。後來，經過協商，這一矛盾終於得到了化解，自民黨未再堅持出版《中國之春報》，使民聯與自民黨關系的消極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基本消失了。

民聯支援郭羅基爭人權的鬥爭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國民聯、民主中國陣線和全美學自聯聯合發出呼籲書，對中國大陸著名學者郭羅基為爭取自身人權狀告國家教委予以聲援。這份由民聯主席於大海起草的呼籲書說：

　　「我們認為，中共當局確實侵犯了郭羅基的基本人權，也確實違反了中國大陸的現行法律。事實上，中共當局的所作所為，是中共幾十年來以言治罪的一貫做法的延續。我們希望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能夠主持公道，認真審理郭羅基的上訴狀。……中共的行為違反了憲法，當然要作為被告受到法律追究。我們希望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本著司法獨立的精神，不去理會中共的特殊地位。正如郭羅基在上訴狀中所指出的那樣：『過去沒有就從現在開始吧。共產黨違法為什麼告不得？……共產黨有不受法律監督的特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治不健全的癥結所在，也是共產黨自身不可抑制地發生腐敗的原因所在。』……我們認為，郭羅基提出起訴和上訴的行動，已經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大陸的社會進步。我們也知道，在今日的中國大陸，郭羅基表達這些看法是冒了很大風險的。目前，中國大陸還有包括魏京生、王希哲、王軍濤、陳子明、王丹在內的數以千計的異議人士因為發表言論而被中共關押。因此，我們鄭重提醒中共當局，郭羅基只是根據現行法律提出控告，如果中共因此便進一步迫害郭羅基，人們必定會對中共最近作出的改革開放姿態失去信心。我們也呼籲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們都來關心郭羅基的命運，以促進中國大陸人權狀況的改善。」

　　郭羅基，生於一九三三年，江蘇無錫人。如同他那個時代的許多熱血青年一樣，郭羅基亦嚮往過共產黨的革命。一九五五年，他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由於成績優良而提前畢業，留校在哲學系任教。「四人幫」倒台後，郭羅基給北京市委寫了一封公開信，以北大為例，鋒芒直指大搞「兩個凡是」的北京市委，引起中共高層的震怒，當時中共最高掌權者華國鋒作了批示：「一定要把郭羅基壓下去。」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他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文章提出：嚴格地劃清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的界線是不必要的，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政治問題也是可以討論的。他說：「民主政治，就應當允許討論；不許討論，就是專制政治。」該文刊出後，中共政法系統的首腦彭真極為不滿，指郭文「違憲」，他一面親自組織人寫文章批判，一面又對他進行政治迫害，企圖將他調離北京。一九八一年八月，郭羅基在《人民日報》以「馬溫」的筆名，發表了一篇反對個人崇拜的文章，終於觸怒龍顏，被教育部以「工作需要」為名，逐出北京。不過，郭羅基堅持不肯離開，一直拖到一九八二年八月，方才去到他新的工作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但郭羅基還未到達南京，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就在全校教職員工大會上宣佈：「郭羅基要來了，大家須提高警惕。」防範工作一直部署到基層，甚至鄰居都有監督他的任務。更令人憤怒的是，郭羅基調到了南京大學後，教育部規定他「只能當教師，不能當幹部」，與此相應的規定還有：不准發表文章，不准出版著作，不准參加學術活動。他甚至不明不白的連選舉權都失去了。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中共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將郭羅基和魏京生、王炳章並提，說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在這種強大的政治壓力下，郭羅基只能用筆名發表文章，有時連稿末的「通訊地址」和「真實姓名」也是向友人借來的。「六四」之後，南京大學根據「上面的精神」，拒絕了郭羅基的黨員登記，剝奪了他教書的權利，扣發了他的工資。

　　由於中共粗暴地踐踏法律和人權，郭羅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於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呈遞了《對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南京大學校長曲欽岳和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訴書》以及《對中國共產黨南京大學委員會的起訴書》，以中共自定的法律為武器，主動出擊，控告中共部門的違犯行為。通過司法的手段揭發「一黨專制」的罪行，在中共建國的歷史上，郭羅基還是第一次。

　　郭羅基在兩份起訴書中指出：「簡言之，我的三點看法是：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六四』流血事件是反人民的；『黨員重新登記』是反黨章的。……我因發表了『三點看法』而被取消了黨籍，但是沒有人指出，我究竟錯在哪裡？唯一的說法是『和黨中央不一致』。本來不一致，確實不一致，就因為不一致我才表示保留。……如果能證明我有錯，我準備隨時向真理低頭；如果不能證明我有錯，我決心到處對謬誤作戰。」對南京大學剝奪他的教書的權利，郭羅基寫道：「不許我上課，沒有任何教學上的正當理由，完全是政治迫害。所以『待聘』也是欺人之談，待到學期結束始終未聘。……被告們濫用權力，重演了『文化大革命』中『靠邊站』的非法行為，使得一個有工作崗位的人失去工作，一個有勞動能力的人無法勞動。政黨是由公民中的一部分組成的，不管這一部分公民自稱是『優秀人種』還是『先鋒戰士』，都不應竊取國家權力。一部分公民組成的政黨有什麼理由凌駕於全體公民之上？通過合法手續，政黨可以執掌政權，但政黨本身不是政權機構。如果允許某一政黨視國家權力為已有，這個國家必定不是民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不是屬於任何政黨、任何個人的。政黨竊國、個人專制應在禁止之列，屬於違憲活動。」

　　可想而知，被中共控制的司法部門是不會受理這個案子的。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出「行政裁定書」，裁定「對郭羅基的起訴本院不予受理。」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日，郭羅基再呈上訴狀給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除狀告國家教委、南京大學、南京大學哲學系及中共南京大學黨委外，亦對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裁定書予以反駁，他指出：「第一，裁定書不符合法律程序；第二，裁定書運用法律有錯誤；第三，裁定書所作的調查是片面的。」並「要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將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裁定書發回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

　　由於郭羅基狀告中共違法，中共便更加強了對他的控制和迫害，跟蹤、盯梢接踵而來，使郭羅基不得不向海外發出保障他的人身安全的呼籲。

　　《中國之春》通過可靠的秘密途逕取得了郭羅基的起訴書等文件。文件經過輾轉流徙，很多字跡已難以辨認。當民聯主席同時也是《中國之春》社長的於大海得到這些文件時，他深深地感到了它的重量。他知道，郭羅基先生之所以冒著這極大的風險，使這些手稿交到《中國之春》，一方面表達了他對《中國之春》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海外民運已成為中國大陸民運和國際世界相聯繫的一條不可缺少的紐帶。郭羅基的第一批文件到編輯部時，當時已經截稿，於大海又急忙安排通知印刷廠暫停運作，連夜將他的起訴書打好、排好，做到了盡快發表。

　　郭羅基和中國民聯前任主席胡平，有較深的淵源關係，胡平在一篇題為《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文章中回憶道：「郭羅基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前輩之一。我敬郭先生為前輩，不僅因為他年齡比我稍長，更因為他是中國大陸近十餘年來推動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優秀先驅。」胡平說，早在一九七八年，他進入北京大學的時侯，他就和郭羅基相識了。「和許許多多有幸和郭先生有直接接觸的人一樣，我從郭先生那裡不僅獲得了豐富的知識，而且從他身上吸取了強大的道義精神力量。」「去國五年，我時常想念郭先生……當我讀到郭先生這兩份起訴書時，我感到自己再也不能沉默。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他這樣做是冒了何等的風險，兩篇起訴書，犀利嚴謹，無懈可擊。非大智大勇者不能為之。偉大的人格有如火石，遭到的打擊越強，迸出的光芒越亮。真正的勇士未必總是在形勢順利時沖得最遠的人，但必是在惡浪襲來時屹立不退的人。」

　　為了配合郭羅基的上訴，中國民聯總部一方面在《中國之春》上登載郭羅基的情況追蹤，另一方面主動運作，和世界各地民運團體聯繫，共同發表聲明，並傾其所力，造成對中共的廣泛的國際壓力。「美國之音」、《紐約時報》以及許多中文媒體都根據中國民聯提供的資料報道了郭羅基的起訴。

　　中國民聯總部還派專人到南京看望了郭羅基先生，給予了他生活上的幫助。

　　一九九二年十月，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中共不得已作出讓步，給郭羅基發了護照。十一月二十七日，郭羅基飛抵紐約，受到於大海、吳方城等民聯成員的迎接，民聯公關幹事呂京花向郭羅基獻了鮮花。出國後，郭羅基除在哥倫比亞大學從事研究工作外，也多次參加中國民聯舉辦的會議以及有關民運的活動，並為《中國之春》投稿，成為《中國之春》的基本作者之一。在後來民聯、民陣的「聯合風波」之後，他擔任了《北京之春》雜誌的編輯顧問，為民運事業做了很多的工作。

搜集「六四」死亡者及被捕者名單

　　中共在「六四」以及後來對「八九民運」的整肅中，到底殺了多少人？捕了多少人？製造了多少冤案？給人民帶來了多大的痛苦？在專制政權沉重的鐵幕後面，直到今天，仍是一個謎。

　　但歷史是公道的，總有一天，它會把中共這些慘無人道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北京有一位傑出的女性，叫丁子霖，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她的十七歲的兒子蔣捷連，倒在屠殺的槍口之下。而在這之後，中共不僅毫無悔意，反而採取高壓政策，不准人們議論，妄圖使人民忘記「六四」。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丁子霖終於在「六四」兩週年前夕，打破了沉默，接受了美國ABC廣播公司的採訪，用鐵的事實揭露了中共在「六四」期間屠殺人民的罪行。為此，她招來了中共整肅和迫害。「六四」三週年前夕，她遭到了黨內除名和停止研究生導師資格的處分。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面，丁子霖並未屈服，她默默地做著搜集和整理「六四」死難者與被捕者名單的工作。她說：「搜集和公佈遇難者名單的工作本來是應由中國政府來做的，而且政府的幾位領導人曾就此事向來華訪問的有關人士作過承諾，海外媒體也曾作過多次報道。然而，諾言至今沒有兌現。有鑒於此，我作為受難者群體的一員，作為一個失去兒子的母親，決定以我綿薄之力，做好搜集、整理『六四』死難者及傷殘者名單的工作，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從事這項工作。」

　　象丁子霖這樣的人大有人在。「六四」之後《中國之春》編輯部經常會收到、接待揭露「六四」真相的信件、來訪者。滴水成海。《中國之春》編輯部相信，只要不斷努力，持之以恆，總有一天，會把中共屠殺人民的血腥的罪行的「謎」全部揭穿開來。

　　《中國之春》早在「六四」屠殺後的第三天，就收到了由大陸傳來的第一批死亡者十三人名單，這些名單很及時地刊登在《中國之春》第七十四期上。

　　一九九一年十月，《中國之春》在其一百零一期上，又一次刊登了九百零三名被捕民運人士名單。

　　中國民聯主席於大海，為這份名單的發表撰寫了「編者的話」。他說：

　　「我們懷著凝重的心情，向《中國之春》的讀者獻上九百零三位大陸被捕民運人士名單。這份迄今為止最為詳盡的名單，是由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在各方面的有力支持下搜集的。

　　「兩年多過去了，數以千計的『八九民運』參加者卻仍被中共關在鐵牢裡。他們的『罪』，僅僅是以和平的方式表達對時局的看法，闡述自己的政治理念。按照國際公認的人權準則，真正有罪的不是這些民運人士，而是迫害、關押他們的中共專制政權。

　　「害怕民眾表達政治觀點，是一個政權缺乏民意基礎的表現。中共政權不斷以維護社會安定為借口來迫害民運人士。實際上，真正的社會安定要以言論、集會自由為前提，以民眾廣泛的政治參與為基礎的。中共的『安定』，說穿了，指的是其一黨專政的延續。這種『安定』，是以扼殺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為代價的。四十多年來，除了一黨專政一直大致安全穩定外，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下並沒有什麼安定可言。中共內部不斷發生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老百姓飽受政治運動的衝擊，生活水平遠遠落到了台灣、香港等地區的後面。中共是靠高壓手段，靠迫害政治異議人士才得以維持其統治的。一黨專政下一潭死水般的假安定，是中共當權派的利益所在，卻也是中華民族繁榮與復興必須排除的障礙。因此，我們由衷敬佩敢於向中共一黨專政提出質疑和挑戰的國內民運人士。他們不但是民運的勇士，也是民族的英雄。

　　「專制統治者怕陽光，害怕真理。為了進行欺騙宣傳，他們不但極力壟斷政治理念的表達，也極力壟斷信息的傳播。中共至今不肯公佈『六四』死亡者名單，所公布的其它資料，也不允許外界獨立地加以核證。因此，大家手中的這份還遠不夠完整的名單就顯得格外寶貴。它是經過許多人辛勤的勞動才得以問世的。

　　「被捕的民運人士在替整個民族受難。我們這些享有自由的人有責任盡力營救幫助他們。我們希望這份名單的發表有助於改善民運人士的處境，有助於推動中國的民主事業。」

　　九百零三人名單公佈後，讀者來信踴躍，一名叫丁穎達的讀者來信說：「感謝你們的刊登，感謝搜集整理這份名單的人們。勇士的血，是信德的種子。烈士的血不會白流，勇士的苦不會白受。讓我們為他們祈禱，願民主自由的春天早日降臨華夏大地。」更可貴的是，還有的讀者來信對名單進行補正或補缺，以使名單做到盡量的準確豐富。如一位讀者給編輯部的一封信這樣寫道：「看了最新一期《中國之春》上刊載的大陸九百餘名被捕民運人士的名單，我驚喜地找到了我所熟悉的幾個名字，原來他們還未被人遺忘。非常感謝《中國之春》所做的工作。美中不足的是有些信息不十分確切，可能信息管道有些差錯。作為一名當時的知情者，我想補正如下：原文：李洪波：八九年六月上海被捕，上海廣播學院學生。補正：李洪波：八九年八月十三日於上海被捕，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研究生，八六級。湖北宜昌人。原文：李殿員：八九年六月被捕，上海廣播學院學生。補正：李典元：八九年八月被捕，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研究生，湖南人。原文：何鼕鼕：八九年六月被捕，上海交大。補正：賀東東：八九年八月被捕，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八五級本科生，湖南益陽人。補缺：彭小真：八九年八月被捕，上海交通大學船舶動力工程系研究生。以上四人均於『六四』一週年前後釋放。……」

　　這批名單的發表，也引起了國際上的強烈反映。九一年十一月四日，德國經濟部長Moellermann訪華，他是「六四」後第一位到中國訪問的德國部長級人士。德國的大陸留學生組織全德學聯得知消息，向他遞交了一份《中國之春》一零一期發表的九百零三名名單，要求部長先生將這份名單親手交給中國政府。隨同部長一同訪華的經濟部參事向學聯表示，他們一定會按學聯的意願去做。Moellermann部長到達北京的當日，就與中國大陸國務院副總理朱熔基會談。他以德國政府的名義，要求了解這些政治犯目前的狀況。在與國務院總理李鵬、外交部長錢其琛會談時，Moellermann部長再度遞交了這份名單，他明白地向中國政府表示，中國大陸人權現狀已成為德中經濟關係的最大障礙，只有釋放所有這些政治犯，德中才能充分互相諒解。李鵬當場答應，中國政府一定會認真研究這份名單，然後給德國政府一個回音。

　　Moellermann部長於十一月七日返回德國，當天第一個新聞發佈會的內容就是談聯邦德國經濟部長將這份政治犯名單交給中國政府的事情。一時之間，德國所有電台紛紛報道，次日幾乎所有報紙都刊登此事，消息傳遍全德。「德國之聲」電台又將此消息用漢語向大陸廣播，全德學聯也成了新聞採訪的熱點。

　　十一月十四日，李鵬果然應諾，給了德國政府一個「回音」，但回答的卻十分草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吳建民在北京的新聞發佈會上宣稱，這份名單是不嚴肅的，僅此而已。十一月十五日，Moellermann部長再度致函李鵬，要求就對這份政治犯名單的調查結果，給德國政府一個正式的官方答覆。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以聯邦德國議會副主席Klein為團長的議會人權代表團訪華，再度訊問有關這份名單的情況。中國外交部代表對此作了正式但卻又非常籠統的回答：

　　經過對這份名單的調查，在這份名單中：

　　三百零三人因人名不准和缺乏有關信息以致無法對證；

　　二百五十七人經審理後被釋放；

　　四十九人未經審理；

　　二百四十二人犯有刑事案；

　　二十六人因違法而被送入勞動教養；

　　十三人因觸犯中國刑法尚在審理中；

　　十三人是台灣國民黨秘密特務。

　　Klein議會副主席待進一步詢問時，中國外交部表示，不能給予更詳盡的回答。

　　針對中共迫害政治犯而又欲蓋彌彰的態度，吳欣在《中國之春》上寫道：「中共外交部對被捕民運人士名單的答覆，又一次顯露出中共對於人民的基本尊嚴和基本權利的蔑視。被捕名單上的民運人士都是有名有姓有簡歷的，可是中共作答時卻只給出幾個統計數字。也許中共並沒去挨個查對這些民運人士的下落，因而拿不出關於具體人、具體情況的整套資料，中共所提供的數字是編出來的。更為可能的，是中共有整套資料但又秘不示人。可是，這種資料為什麼要保密呢？難道中共治下的百姓每個人都只是一個數字，一個符號，而不可以有自己人格和個性？即使中共認為民運人士不該同情，民運人士還有家人子女，他們的悲歡離合、心酸苦辣難道也不值一顧？……中共就不怕成為天良泯滅、冥頑不化的代名詞嗎？」

　　繼九百零三人的名單之後，一九九二年六月，《中國之春》在其一百零九期上刊登了《六十三名被捕民運人士的資料》，名單由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提供，「中國人權」執行主任蕭強寫了前言，他說：「一九九一年，『中國人權』通過獨立渠道，搜集到六十三名由於政治原因被中國政府逮捕或迫害的人士的資料。其中絕大部分，在此之前從未報道過。

　　「這份備忘錄，可為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的共約四萬五千字的『中國人權狀況白皮書』，提供對照。

　　「我們知道，這六十三個名字，還不及同樣案例總數的千分之一，甚至萬分之一。『亞洲觀察』、『國際大赦』等國際人權組織，多年來搜集了數以千計的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記錄，那仍是冰山一角。

　　「取得詳實資料，把中國政府一樁樁、一件件踐踏人權的行為公之於世，是『中國人權』從不間斷的工作。在此，僅向每一位協助取得這些資料的人士表示感謝，也請更多的人士支持我們。」

　　這批名單以及以後《中國之春》繼續刊載的名單，都同九百零三人的名單一樣，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向中共政權洽談人權問題的重要資料，對中共政權來說，造成了十分沉重的政治壓力。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國之春》在其一一六期上又刊載了北明的《山西：一個更為黑暗的中國》，詳細地披露了山西省民運人士遭到逮捕、判刑的情況。她開列的名單是：山西省作家柯雲路、北明、鄭義，大學老師丁俊澤、胡健、王新龍、葛湖、姚虎賢以及記者尹進等。她指出：山西，比之北京，是一個更黑暗的王國，在那兒，民運人士判刑之重，全國罕見，受刑之苦，令人髮指。與此同時，《中國之春》還刊載了葛湖、王新龍、尹進案的判決書以及他們的上訴書和家信。

　　一九九三年六月，原《中國之春》社長於大海、主筆胡平、經理薛偉為避免民運組織的內部紛爭，另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三年十月，《北京之春》第五期又繼續刊登了丁子霖所搜集的「六四」遇難者三十人名單和「六四」傷殘者名單。

　　除了公佈名單，《中國之春》還刊登了許多在大陸的民運人士的上訴書、判決書等，如肖雪慧、莫莉花、王軍濤、陳子明、李貴仁、吳學燦、鮑彤、王丹、劉剛等。

　　這些名單及民運人士的個案，有力地戳穿了中共的謊言，它用鐵的事實證明了中共剝奪人權、迫害政治異議者以及濫殺無辜、草菅人命的罪行，為中國的民運事業取得國際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之春——流亡者之家

　　隨著「六四」鎮壓的槍聲，很多「八九民運」的參與者開始了他們政治流亡者的生涯。他們有的逃到法國，有的逃到英國，有的逃到澳大利亞、加拿大，但更多的，是逃到美國。而遍佈在世界各地的民聯組織，往往成了他們第一個投奔的地方，特別是設在紐約的中國民聯總部和《中國之春》，更是接待最頻繁，也是流亡者最可信賴和最溫暖的家。

　　中國民聯主席於大海，曾對總部工作人員和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分部、支部下達過指示，凡是對從中國大陸逃亡出來的人，只要找到民聯，民聯一定要熱情接待他們，不僅在政治上要加強關懷，就是在生活上，也要盡其所能，扶助他們在異國的土地上紮下腳跟。

　　談到生活上的幫助，那工作就非常瑣碎而又繁雜了。在這方面最能幹的就屬總部辦公室主任、《中國之春》經理薛偉了。每當一個新的流亡者到來，他都忙著張羅，去做如租房子、找工作甚至贈送衣被、指導購物、汽車接送諸如此類的事。

　　《中國之春》編輯部也不失時機地抓住這個機會，對有代表性的流亡人士進行專訪，一方面利用媒介對他們在民運方面的貢獻進行宣傳、表彰，另一方面又通過他們的切身經歷和感受，總結民運的經驗和教訓。

　　李林、李智，是兩兄弟。八九民運期間，李林是湖南省衡陽工人自治會發起人，李智則在長沙發動全市歌星上街表演，為二十餘萬示威民眾鼓勁。「六四」後，他們逃到香港，獲得了合法居留身份。一九九一年二月，他們得到母親病重的消息，又瞭解到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剛表示過對返回大陸的民運份子不予追究，便先後返回大陸探視加人。先行的李智回家後，並未遇到麻煩。但當李林也回到湖南後，中共當局便以反革命罪將二人一起拘捕。在包括美國前總統卡特在內的各界人士的紛紛要求中，中共不得已才將他們釋放了。兩兄弟於七月返回香港，後又來到美國紐約。為此，《中國之春》編輯部對他們進行了訪問，寫了「李林李智：兩番虎口餘生」的報導，刊於一零三期上。他們用他們驚險的經歷，對中共的專制和恐怖進行了有力的控訴。李林在專訪結尾中寫道：「我們把自己的經歷告訴大家，首先是希望海外的朋友吸取我們的教訓，不要輕信中共的任何許諾。什麼不追究責任，不秋後算帳，都是騙人的鬼話。中共會用這些花言巧語誘捕海外民運人士，千萬不要上當。其次我們的經歷也說明，海外的聲援，對於國內受迫害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這次我們如果沒有海外朋友的援助，也不可能脫離虎口。在此，我要趁此機會對海外曾經幫助過我們的朋友表示真誠的感謝。」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國大陸九零年和九一年兩屆六十七公斤級拳擊冠軍、原國家拳擊隊隊長、武警上尉袁青海，趁參加在澳大利亞舉行第六屆世界業餘拳擊錦標賽之際，找到了中國民聯悉尼分部，並在悉尼分部的幫助下出走，向澳國政府尋求政治庇護。《中國之春》及時發表了有關他的報導。袁青海在「八九民運」期間正在北京體育學院學習，他隨北京體育學院的學生一起走上街頭。「六四」後，北京搞起了人人過關，他也受到了株連。正由於這樣，他對中共政權已經完全失望，遂決定尋找「自我流亡」的機會。他說：「在國內，我就知道海外有中國民聯這個組織，所以，到了悉尼後，我立即設法尋找。幸運的是，悉尼的民運相當活躍，我順利找到了它。我真誠地感謝民聯悉尼分部主任鄭郁，他在一接到我求援的消息後，立即趕來與我聯繫，熱情歡迎我投奔自由，並作了詳盡的安排。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鄭郁和民聯幹部常潮開車來預定的地點等我，在夜幕的掩護下，我順利脫身。次日，他倆介紹我加入了中國民聯。今天，我終於踏在了這塊自由的土地上，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一九九二年七月，七七—七八年的北京民主牆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劉青抵達美國紐約。劉青曾擔任民刊《四五論壇》的主編，並被推舉為北京民刊聯席會議的召集人。一九八七年春天魏京生被捕後，劉青曾冒險印發了魏京生的辯護詞。當中共當局追究此事時，劉青挺身而出，表示願承擔全部責任。他因此被判處十年徒刑，至八九年釋放。後又被拘留了半年時間。一九八二年《中國之春》創刊時，曾將劉青列為首位名譽編輯。作為一位中國民運的重要領導者，劉青接受了《中國之春》記者的採訪。在題為「劉青：民主牆的譚嗣同」的採訪中，劉青對民主牆作了深沉的回憶和總結，並談到了他在牢獄期間面壁十年的反思過程。他說：「我想得較多的是民主牆運動的教訓。我覺得我們可以幹得更好。中國的事情不可能一步解決，我們只能一步一步走。我們的民族是個體弱者，一快跑就會眩暈虛脫。」在談到海外民運時，劉青說道：「對大陸的影響，可能在海外你們感覺不到。可是在大陸，海外的每一個動作都會使他們受到影響和鼓舞。一個消息來了，人們奔走相告。問題是怎樣把海外民運與大陸民運結合起來。」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四」後被中共公開通緝的學生領袖之一、北京「高自聯」常委熊焱，在被中共關押了一年七個月之後，終於歷經艱險，逃抵美國。他在接受《中國之春》採訪時說：「共產黨雖然暫時穩住了局勢，但『六四』的代價是民心喪盡，現在大家都在罵共產黨，連公安人員也不敢為共產黨公開說好話，他們也只能強調『穩定』就我個人體會，過去當『反革命』象作賊似的，可是現在好像當『反革命』變得挺光榮。」談到海外民運，熊焱說：「在大陸我們都很關注海外民運的事情。大多數消息都是通過外國電台聽到的，也有些口頭的傳聞……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怎樣和大陸的民運聯繫。」

　　一九九二年九月，「八九民運」期間「北京工自聯」領袖韓東方抵達香港。半個月後，他在紐約接受了《中國之春》記者的訪問。韓東方向記者詳談了他在坐牢的那段日子裡，對中國大陸問題的深入的思考。他說，我「還是認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是正確的。……我從不隱瞞我反對目前的政府，但我認為必須要用合法的程序去撤換它。這個過程當然是相當漫長的，而首先的任務就是要讓中國人民相信，用法律的程序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我始終認為中國發展的前途在於社會的和解。革命和暴力有時可以解一時之快，但是它最終解決不了問題。因為它製造了人們的仇恨，冤冤相報，社會將永無安寧之日。」韓東方還談到了他擬組自由工會的計劃。他說：「現在自由工會在中國產生的可能性不存在……所以自由工會在中國，首先是一個爭取存在權利的問題。」

　　一九九二年底，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理事張士敏來到美國，他不僅是「八九民運」的參加者，在上海曾以作家身份支持過學生運動，而且還是一個「以文載罪」的「罪犯」——一九八八年，張士敏寫出了一部長篇小說《榮譽的十字架》，這是一部反映勞動模範精神墮落的純虛構的文學作品，但卻遭到了人的指控。有一名「勞動模範」對號入座，說小說裡寫的主要人物就是他，遂以「誹謗罪」向法院提出起訴。這個案件轟動一時。「六四」前，上海徐匯區法院作出了此案在法律上不能成立的結論。但「六四」改變了張士敏的命運。由於張士敏參加了民主運動，再加上鄧力群在背後煽陰風點鬼火，事情一直鬧到江澤民那裡，江澤民竟做了「保護勞模、嚴肅處理」的批示。因為上面「風向」變了，下面也跟著變。首先是上海人大法制委員會向徐匯區法院進行粗暴干預，並撤換辦案人員，重定調子。之後是原告在北京召開的勞模大會上哭訴，全國總工會主席親口表態：「聽說有人利用小說誹謗你，這我們決不答應。」在這種情況下，徐匯區法院對張士敏的《榮譽的十字架》一案重新審判，判張士敏的誹謗罪成立。張士敏憤怒之極，他當時就衝出法庭，大喊：「這是中國法律史上的恥辱，歷史將宣判我無罪！」張士敏來到美國後，受到《中國之春》的接待，他將《榮譽的十字架》的審判內幕寫成文章，刊載在《中國之春》第一百一十六期上。

　　在《中國之春》第一百一十七期，《中國之春》又採訪剛剛到達美國的周舵和鄭義。周舵是在天安門絕食的「四君子」之一，鄭義是「八九民運」時最活躍的知識分子之一，又是在民聯在大陸的組織協助下逃到香港的。周舵在專訪中以他個人的體會對「六四」進行了反思，他說：「『六四』是長在共產黨頭上的一個癌症。鄧小平生前不解決它的話，在他身後馬上就會爆發。……不難想像，鄧小平死後必然會出現的權力爭奪中，只要稍微有點政治頭腦的人都能夠看出，打『六四』和『民主』這兩張牌的好處太多了，誰打這兩張牌，誰就會得民心，誰就會成為政治鬥爭中的贏家。相反，誰不打這兩張牌，誰就會失敗得非常慘。」鄭義則側重講了他在「六四」以後為躲避中共當局的迫害在大陸流亡並在流亡期間寫作《紅色紀念碑》和《歷史一部分》的經過，同時也對中國大陸的現狀作了分析。他說：「我對於鄧小平現在繼續搞開放改革，覺得還是很好的。當然他的目的是什麼，我很清楚。我認為，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改革，矛盾會積累的很尖銳，會出現失控的局面。……共產黨官僚貪得無厭已經達到非常無恥的局面，而且弄得老百姓也很實用主義，你撈我也撈。但差距實在太大，老百姓如何撈得過官僚？我還認為，中國不管怎樣改革開放，只要極權主義不改變，那麼我們過去所承受的一切苦難和災難性的結局都可能重現。所以我認為民主對中國是非常重要的。」鄭義還表示，他將開展對中國民運的研究。

　　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名政治流亡者：薛偉、楊巍、高新、李林、熊焱、劉青、倪育賢、王升陛、戚挺華、姚勇戰，在《中國之春》編輯部聚集一堂，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評點中共最近公佈的「改造罪犯」的白皮書。他們都是因和中共持有不同的政治見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蹲過中共的監獄的人。回首鐵窗事，他們既有無限心酸，也有無限感慨。《中國之春》主筆胡平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大陸這四十多年監獄的真相究竟如何？看來只能請中共當局把鐵幕拉開一點，讓光亮透入其中，使國際社會有可能實際地瞭解當代中國監獄之面目。就此而言，一紙白皮書是遠遠不夠的。」這次座談會揭開了的中共改造罪犯的「白皮書」虛假的畫皮，在大陸和海外造成了積極的影響。

世界的公審

　　一九九二年一月底，經過「六四」屠殺，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中共總理李鵬，來到美國參加聯合國安理會高峰會議。中國民聯總部得到此消息後，率先提出到聯合國廣場集會抗議，並迅速參與了和兄弟民運團體的共同運作。

　　一月三十一日，數以千計的華人在聯合國大廈前的哈瑪紹廣場集會示威，憤怒抗議「六四」屠夫李鵬到聯合國參加安理會高峰會議。被李鵬此行激怒的廣大在美華人，包括民聯在內的各民運團體與華僑各界，早已多次協商、統一步調，共同組織示威向李鵬抗議，並抗議安理會對李鵬的邀請以及布什與李鵬的單獨會見。

　　在當日的示威現場，一大早就搭好了公審李鵬的審判台，還搭了一個中共坦克的模型。九台大電視機在向人們播放「六四」錄像，重現那血與火的場面。人們舉著王軍濤、陳子明、魏京生、徐文立、王丹等被捕民運人士的大幅照片以及各種標語旗幟，呼著「打倒李鵬」、「公審李鵬」等口號繞場遊行。

　　這天上午，民聯主席於大海和柴玲、李祿、趙海青等人共同舉行了一次大型的記者招待會，提醒美國各界注意「六四」兇手的到訪。

　　下午一時起，多位著名民運人士和各主要民運團體負責人在聯合國廣場發表演講。劉賓雁指出：「中國大陸導致八九民運的種種危機不但未被解決，反而更嚴重了，中國人民正在等待時機。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已經不遠了。」嚴家其說：「本世紀中國人民遭到兩次大屠殺，一次是日寇的南京大屠殺，一次是李鵬政府的『六四』屠殺。今天我們在這裡公審李鵬，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將會把公審台搬到北京去，讓中國人民來公審那些『六四』屠殺的劊子手們。」自民黨代表王炳章呼籲人們做好進行革命的準備，在下一次類似「六四」的事件中，一舉推翻中共獨裁統治。學自聯主席趙海青指出，聯合國安理會邀請李鵬與會，以及布什總統單獨會見李鵬是錯誤的，這可能使李鵬以勝利者的姿態回到北京，從而加強中共頑固派的影響。我們要求安理會通過譴責中共政權的決議，給中國人民以正確的信息：全世界沒有忘記「六四」。於大海在發言中說道：今天來聯合國訪問的李鵬，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敗類。李鵬及其同夥，屠殺了成百上千的無辜民眾，卻至今沒有表現出一絲一毫的懺悔之意。李鵬並不是有合法性基礎的國家領導人，而是還沒有被人民審判的冷血殺手。於大海說，我們提醒世界各國，中共政權是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共產主義殘渣餘孽，是世界和平的障礙和隱患。我們呼籲世界各國繼續過問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積極支持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鬥爭。在會場上發言的人還有：美國香港華人聯會主席吳錦祥，華裔作家包柏漪，矽谷華人民主促進會代表丁元，紐約市議會中國城選區代表付利達、民陣理事長朱嘉明、勞聯—產聯中國委員會主席馬瑟兒等。

　　隨後，人權法庭開庭公審李鵬，由原北京高校對話團團長，哥倫比亞大學法律系研究生項小吉擔任法官宣佈開庭，由身穿白袍的民主女神(民陣澳洲理事李娟扮演)代表「六四」事件的受難者及其家屬向法庭起訴李鵬下令戒嚴、屠殺北京學生、市民的滔天罪行。被告律師為缺席的被告李鵬作辯護後，四名證人先後登場，以親眼所見、親身所受的事實控訴李鵬當局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以及中共迫害政治犯及其家屬的劣跡。四名證人是「六四」時都在北京現場的李蘭菊、柴玲、白夢、姚勇戰。法庭的陪審團由在場的中美人士擔任，在一片「有罪」聲中，法官宣佈李鵬有罪，要求安理會驅逐李鵬。並宣佈將進一步調查李鵬的罪行。

　　這一次抗議示威活動組織的有聲有色，顯示了民運組織及海外華人的力量。

　　由對李鵬的示威事件發端，海外各民運組織又向中共展開了新一波的抗議活動。一九九二年二月九日，澳大利亞的中國留學生及各華僑團體共三千多人，在民聯、民陣的統一協調下，同時在堪培拉、悉尼、墨爾本、阿德雷德各大城市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全澳華人爭人權」的示威聚會。這次集會，主要是針對中共副總理朱熔基到澳大利亞訪問。示威民眾要求中共釋放一切在押的民運人士，民聯、民陣在集會上還散發了致朱熔基的一封公開信。信中表達了海外民運人士對祖國的熱愛和關注，駁斥了中國政府發佈的關於《中國人權狀況》的白皮書中對於中國人權的歪曲解釋，並列舉了種種現存的壓制人權的罪行。

　　一九九二年四月，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訪問日本，遭到了包括民聯日本分部在內的旅日留學生舉行的一系列抗議活動。七日，在江澤民的一次演講會上，留學生洪建兵、王希浩、車憲平等挺身而出，要求江澤民承擔「六四」大屠殺的責任，並高呼「結束一黨專政」、「民主萬歲」等口號。他們的行動，使中共專制者感到難堪，也使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們揚眉吐氣。事後，這三位留學生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六四」屠殺的第三個年頭來到了。為紀念這個悲痛的日子，民聯、民陣、學自聯、自民黨以及很多僑團採取了統一聯合的行動，在全球各地展開了聲勢浩大的紀念活動。在美國的首都華盛頓，人們在會場上樹起監獄模型。來自明尼蘇達州的留學生張亞來控訴說，「六四」前他學成歸國，效力於國家，不料想沒多久就在「六四」慘案中被子彈打穿脛骨，現在裝著假肢。他呼籲國際上不要忘記「六四」，要關心「六四」入獄者和傷殘者，給予人道援助。在紐約，中國民聯等團體六月三日晚上起在中共領事館前舉行了二十四小時的絕食紀念活動，之後又在現場召開燭光晚會。民聯主席於大海等參加了悼念活動。難能可貴的是，古巴、阿富汗等國的人士也趕來致詞支持中國民運。說到激昂之處，二十多位古巴人也跟中國人一齊對中共領館大喊：可恥！可恥！五月三十一日，在洛杉磯，民聯、民陣分部共同舉辦了「六四民主長跑」，參加民主長跑的除了民運人士外，還有學生、華僑、小朋友甚至老先生、老太太。在香港，五月三十一日，由支聯會組織，有民聯香港分部成員參加的近萬名香港民眾的遊行，高舉著「不忘六四」、「立即釋放民運人士」等橫幅，沿途高呼口號。遊行抵達新華社門外時，人們抬出一口棺材，向中共抗議，並向新華社遞交了給中共的抗議書。六月六日晚，數以萬計的市民參加了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紀念會。在巴黎，六月四日，數十名中法人士騎車遊行經過市區，由萬潤南、嚴家其、吾爾開希帶領，向中共使館抗議。當晚，著名歌手鄧麗君還來到遊行隊伍中，和大家一齊唱「血染的風采」，並以悲憤的心情說：「我們絕不向暴政低頭，絕不妥協！」中國人不忘「六四」的憤怒的吶喊，震撼著整個世界。

　　「六四」的抗議活動使外出訪問的中共官員如過街老鼠，在一片人人喊打聲中，驚慌失措。六月一日，中國民聯總部得到中共總理李鵬前往巴西開會，要在六月九日來夏威夷停留的消息，當即打電話到民聯夏威夷分部。分部立即做了動員，並決定聯合發動本地各界強烈抗議。在李鵬未到前，民聯、民陣夏威夷分部給決定接待李鵬的中華總商會打了電話，譴責其與屠夫握手的行為；又向希爾頓飯店打電話，反對它為李鵬提供場地；同時又打電話給夏威夷州州長、檀香山市市長，反對他們赴招待李鵬的餐會。在民聯、民陣夏威夷分部及僑界的主持下，「歡迎」李鵬已一切準備就緒。但在六月九日，他們突然得到消息，說李鵬決定不來了。據廈威夷官方人士說，李鵬大概經過權衡利害，似乎覺得沒有必要自討沒趣。李鵬這次灰頭灰臉想到夏威夷又不得其門而入，是民主力量的又一場勝利。

　　以上所述的一些示威抗議事件，只是整個示威抗議活動的很少一部分，事實上，自「六四」屠殺以後，每到它的祭日，中國民聯及其它海外民運團體或僑界社團，都要聯合舉辦紀念活動，以表達對中共壓制人權的憤怒，並寄托對死亡烈士的哀思。除此之外，民聯還經常經常在一些有象徵意義的日子——如中共建國的「十一」等——在中共使領館門前舉行示威。

闖關者——叩不開的國門

　　一方面是中共施用「趕盡殺絕」的恐怖高壓手段，迫使大量政治異見人士流亡海外，另一方面，中共又緊閉國門，嚴禁「堅持反動立場」的政治流亡者回國。這種狀況，用飄泊在異國他鄉的民運人士們的話來說，就是「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據披露，中國大陸政府國務院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批准了公安部、國家安全部關於出入境條例和公安法、國安法的修訂條例，其實在這些條例未「批准」前，早已在各海關實施了。條例規定了八類人不准入境或暫不准入境，這「八類人」，歸根結底，就是和中共有政治異見並在海外為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不懈的鬥爭的人。中共這樣做，其目的主要是企圖消除或減弱著名的民運人士對大陸人民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從而減輕或緩解自身面臨的巨大的政治壓力。

　　為了揭穿中共這一卑鄙的陰謀，很多中國民聯的成員或同中國民聯關係極深的民運人士，都相繼採取了闖關的形式，通過這一行動，他們向中共索回被剝奪了的公民對祖國認同的權利以及其它最基本的人的權利，從而把中共壓制人權的醜惡嘴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於大海任主席的這段時間，先後發生了如下幾椿闖關事件：

　　一九九一年七月，剛剛卸任的前民聯副主席黃奔，在香港申請進入中國大陸遭到拒絕。中共的工作人員聲稱他們有權拒發籤證，但對為何拒絕簽證的理由則未作任何解釋。

　　一九九一年八月，四名自民黨女黨員同時又是民聯盟員的楊錚、寧勤、徐如雪和柳期陽，以旅遊簽證的方式進了中國大陸。到達北京後，她們隨即成立了慰問團，準備前去探望王軍濤、陳子明、徐文立、魏京生、任畹町等被捕民運人士的家屬，這些家屬她們有的找到了，有的還沒有找到，但由於她們的公開活動，很快被中共公安部門發覺並予拘捕，次日，她們四人被遣送出境。

　　一九九二年五月，中國民聯成員、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研究生龔小夏與知名異議人士戴晴，分別於二十八日和三十日在香港被中共當局海關拒絕入境。龔小夏和戴晴都持有因私出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效護照，且均無其它國家的居留或難民身份。經過一番周折，戴晴終於獲准六月七日進入大陸，而龔小夏則被迫於六月十日由香港返回美國。龔小夏在一篇刊於《中國之春》111期的題為「中國大陸的棉花牆」一文中指出：中共不允許她入境，侵犯了她回家的權利。「我的回國受阻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反映了中國政府一再宣佈的留學生來去自由的開放政策在國內某些層次遭受的阻力。更嚴重的是，我返穗受阻與戴晴回京被拒證明了傳聞已久的中國政府對國外留學人員所開的黑名單的存在。而作為守法公民的戴晴和我之所以被列入黑名單只能與我們的思想和言論有關，中國政府如果不對這種根據思想、言論開黑名單並且剝奪名單上的人的最基本公民權利的做法作出說明和進行反省，廣大留學生對政治迫害的疑懼就無法消除，對開放政策的信任就無法產生，因而回國服務的決心也就無法堅定。」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劉賓雁筆下「第二種忠誠」的主角、民聯成員同時又是自民黨副主席的倪育賢，乘坐「中國民航」的班機強行闖關，當天下午五時許抵達上海。當倪育賢通過檢疫口，進入第二門交驗護照時，四名武警和一名便衣就迅速將他圍住，一名軍官說：「你是倪育賢吧，請跟我走。」他們把他帶入一間小房內，一小時後，又進來幾名便衣，倪被四名武警挾持著押入一輛紅色轎車，駛離機場，到達一家名叫「虹橋賓館」的大樓。從十五日下午六時，一直到晚上十二時，國安部人員共換了四批，和他進行了長達六個小時的「對話」，話題從對鄧小平的講話的評價到「六四」事件的看法，從中國大陸的改革前途到民運組織的價值，雙方辯論十分激烈。

　　從他們的以下「對話」中，可以充分看出中共企圖鎮壓民運組織和強行剝奪公民的最基本權利的做法是多麼蠻橫無理和肆無忌憚。

　　倪育賢：我先要知道，你們為什麼要把我抓起來。每一個中國公民都有權回到自己的國家，你們有什麼權力剝奪我回國的權利？

　　國安部官員：為什麼不讓你進來，原因你自己也明白。你不是一般的留學生回國，你是海外反動組織的頭目，你在國外從事了大量嚴重的反政府活動，你做的事，我們一清二楚。

　　倪育賢：……民運組織大部分是公開的，不像你們共產黨，老是偷偷摸摸搞陰謀……

　　國安部官員：閒話少說，你先回答，這次你回來想幹什麼？

　　倪育賢：最近，鄧小平、江澤民、李鵬都公開說歡迎國外持不同政治態度的留學生和知識分子回國。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姿態。所以，我想來親身體驗一下共產黨的誠意。但想不到這麼經不起考驗，我一下飛機，就把我抓起來了。

　　國安部官員：對一般留學生，我們當然歡迎回來，即使有一些人在海外受了錯誤宣傳的影響，一時說錯了話，做錯了事，如參加了遊行什麼的，我們既往不咎，只要認識了，我們不追究。你不同於一般做錯事的留學生，你們在國外上竄下跳，組織反動組織，叫喊要打倒共產黨，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你是有罪的。

　　倪育賢：我既然登上「中國民航」回來，我就是準備來面對你們的處理。如果你們認為我在國外的行為觸犯了你們的法律，你們完全可以將我按照司法程序進行審理。但是你們這樣不通過司法程序，在海關拘押持合法護照的中國公民，剝奪我回國的公民權，這是違法的。我要對你們的非法行為提出抗議！

　　……

　　國安部官員：你堅持頑固立場，我們就沒有協商的餘地了。奉上級命令，我們通知你，由於你在國外從事反政府活動，宣佈你是不受歡迎的人，限時離境。

　　倪育賢：宣佈我是不受歡迎的人，真是不倫不類。按國際法，只有從事非法活動的外國人才可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我本身是一個中國公民，回國是我的當然權利。我並不要求你們來歡迎我，這是我自己的國家，即使共產黨不歡迎我，我也有回國的權利。

　　國安部官員：我們只是宣佈你是不受歡迎的人。你應該注意我們沒有象外國人一樣用「驅逐出境」的字眼。將來有一天你宣佈退出反動組織，我們開車到機場來接你。我們說話算數。

　　一九九三年六月，又發生了中國民聯成員、前民聯總部公關幹事、北京工自聯常委呂京花闖關被阻事件。當時，呂京花在香港參加一個有關人權、工會權、民主方面的國際會議，由於思念大陸親人心切，她嘗試回大陸的辦法。但沒有想到，她居然順利地拿到了簽證，這可能是中共疏忽所造成的一個「意外」，也可能是中共有意安排的一種「殺雞儆猴」的辦法。但不管怎樣，由於得到了簽證，使呂京花喜出望外。六月十三日早晨，她乘上了直達北京的飛機。但當她下了飛機，來到北京機場的入境口的時侯，卻過來一個身穿綠色制服的警察。他把她帶到一間小屋，裡面早已坐著五、六個便裝人員，然後便開始了對她的審訊。其中一人問她：「說，你到底這次來北京幹嘛？」呂京花道：「探親，就是探親。我的父親自從我走之後，他已第三次進醫院做手術，我怕……」但是，還不容呂京花把話說完，幾個便衣警察就打斷了她的話，命令她跟他們走，呂京花問：「你們要把我帶到哪裡去？」「你從哪裡來就回哪裡去。」警察說。呂京花知道她將面臨著被驅逐出境的命運，於是掙扎著拚命地回頭，想從那入境口之外擁擠的人群裡，找到來接自己的親人。這時又跑來四個女警察，一齊動手，強拉死推著呂京花。她們越是推拉，呂京花越是想見親人一面。於是，她死死地抓住路邊的廣告架，和警察對峙起來。呂京花已顧不得她將面臨什麼樣的命運了，她大聲嚷嚷著要見親人，只要見一面，她就離開。但是警察執意不准。這時，一群外國旅客從她身邊走過，驚奇地看著警察和呂京花扭扯成一團，呂京花高聲用英文嚷著：「這個國家不講人權！我只要看看我的親人，他們都不許，還虐待我。」聽到呂京花的喊聲，幾個警察上來，堵著她的嘴，反扭著她的兩臂，不斷地推搡著，將她強行押上了回香港的飛機。經過這一番折騰，使飛機因此而晚點了三十分鐘。呂京花在後來的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在飛機上我望著漸漸遠去的大地，百感交集，我為見不到我的親人而傷心，但與此同時，我心中又升起一種嚴肅的責任感：為了我們的人民，為了我們的祖國，對那個踐踏人權的專制政權，我們還有多少事要做啊！」

鷹出牢籠任翱翔

　　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被中共污蔑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祖師爺」的中國民運的重要人物王若望，偕其夫人馮素英(羊子)也被迫流亡到了美國。

　　王若望，原名王壽華，一九一八年生，江蘇省武進縣人。他一九三三年就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寶雞中心縣委書記等職。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大陸政權後，他擔任上海總工會黨總支書記兼宣傳部長、上海柴油機廠廠長兼黨委副書記，中共華東局文藝處副處長，《文藝月報》副主編。一九五七年，王若望由於主張文藝自由化，寫了《步步設防》和《釋「落後份子」》等文章，被打成右派。一九六八年，又以「惡毒攻擊毛主席罪」，入獄四年，出獄後繼續被當作「現行反革命」，續以勞動改造。一九七九年中共搞「右派」平反，王若望遂恢復黨籍，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並被中國作家協會選為理事。也正由於王若望有這些「革命」的「老資歷」，所以被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譽之為「共和國近衛軍老戰士」。

　　但王若望和中共卻根本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他所著《飢餓三部曲》紀實文學，敢於打破文藝上的禁區，描述了中共監獄的非人生活，是公認的「黑牢文學」的開路先鋒。這當然引起了中共文宣部門的警覺。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共負責意識形態的頭面人物胡喬木，曾找王若望談過話，他指責王若望：「有些人在組織上入了黨，但思想上沒有入黨，你就是這樣的人，一個共產黨員燒成灰還是共產黨員，你現在還沒有燒成灰，已經不是共產黨員了。」一名香港記者曾問過他，你本來是一個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怎麼會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王若望答道：「共產黨在反對國民黨時，是主張民主自由的。毛澤東一旦掌握了政權，就要做獨裁者，共產黨又是按照階級鬥爭的理論建立起來的。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這一理論著作，強調國家是專政機器，它是用來鎮壓反動階級的，不是保護人民的。這就使毛澤東有理由不斷地鎮壓他所謂的『壞人』。中國國內受迫害的，包括精神的、物質的、肉體的迫害，人數達一億人。反右時七十萬，文革變成一億。這不是共產黨的錯誤越來越多嗎？越來越不可救藥了嗎？共產黨這些做法，使得中國的知識分子認識到，這個黨，我跟它沒有一點好處，只有活受罪。」「我早已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表明，我不相信共產主義，那是一種脫離實際的空想主義。我現在對自由民主的信仰比我年青時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要強烈十倍！我之所以能在幾十年中百折不撓地同專制政權對著幹，也同我個人的坎坷經歷有關。我在中共淫威下遭遇了三個『二次』——二次戴帽子，二次坐黑牢，二次被開除黨籍。我從血的教訓中看出了中共的不人道、違天理。二次坐牢，使我同人民、尤其是生活在十八層地獄之下的人民接觸，堅定了『為民請命』的意願，決不為邪惡的政權效勞。」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王若望和劉賓雁、方勵之一起被中共公開宣佈開除黨籍，並在新聞媒體上展開了對他們的「大批判」。中共這樣做，是秉承了鄧小平的旨意，早在一九八六年底，鄧小平就講過一段話：「王若望猖狂得很，我早就說過要開除黨籍。」他們對王若望罹織的「罪名」是，指王若望在《鏡報》兩次發表文章批評中共，其中最使鄧小平惱火的是王若望在一篇批評「第三梯隊」的文章中說：「『第三梯隊』是父傳子、子傳孫的家天下的繼續」；又把王若望在一些報刊上發表的《一放就亂》、《對兩極分化之我見》等雜文，指稱為「反對黨的領導」、「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特別是發表在《深圳工人報》上的《對兩極分化之我見》，是標明與鄧小平「商榷」的，當然也是一次公開地向鄧小平挑戰，所以，大大觸怒了鄧小平，《深圳工人報》也因此被封閉。

　　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再度掀起了高潮，王若望此時不顧個人安危，積極參與民運，帶頭上街遊行。四月二十五日，他公開上書，寫了一篇《致鄧小平的公開信》，王若望在該信指出；「作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似不應將青年人爭民主爭自由的群眾運動視若洪水猛獸，應該把他看做推動歷史的動力。而你(指鄧小平)在對待一九八六年底的學生運動的談話和決策，違反了這條原則。……大方向錯了，具體的步驟便形成一系列的倒行逆施。」

　　中共「六四」在北京對民運採取嚴酷的鎮壓和屠殺手段，王若望的厄運也接踵而來。一九八九年七月，他為了躲避「風頭」，到浙江農村去「避難」了一個多月。社會上一時盛傳他「失蹤」。九月中旬，他回到上海家裡。第二天就有公安人員上門拉他去傳訊，第三天即告拘捕。王若望被關押在上海市第三看守所共一年另兩個月，他回憶起這段鐵窗生涯時，說：「這是我鐵窗生涯中最幸運的一次，我獲準可以讀一些書刊，我讀了二十幾本《資治通鑒》……同時，每天還特配給香煙六、七支，但不給火柴，要看守臨時供給。飯可以吃飽，每週還可吃兩次肉和准看半天電視。最壞的是不准『放風』，不能出監房走動。以致出獄後拔掉兩顆牙齒。」

　　在王若望入獄一個多月後，即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日，上海的《解放日報》、《文匯報》緊鑼密鼓，雙箭齊發，發表了兩篇批判他的文章。當時海內外關心民運的人士都莫不為之焦慮不安，認為對王若望的刑期至少要判十年以上。但頗使人感到「意外」的是，一九九零年初冬的一個下午，公安局竟同意了王若望的夫人羊子的要求，讓他「取保候審」，王若望這才回到家中。一九九一年，公安局對王若望仍控制嚴厲，他們怕王若望同境外新聞記者和民運人士來往，甚至下令拆去了他家的電話。在這種困難的條件下，作為一個年已七十多歲的老人，王若望仍堅持初衷，保持旺盛的鬥爭精神，並在他夫人羊子的協助下，發揮了巧妙的鬥爭藝術，並籌出民辦刊物，被公安局發覺連續審問三十多小時。

　　一九九二年，中共對沒有刑事記錄的民運人士採取了「任其流亡」的「放行」新策略，在戴晴、劉青、韓東方都相繼離國後，一天，王若望被通知到公安局，公安人員宣佈：「你的案子，現已查明，決定撤銷你的『取保候審』，但你不要忘了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翌日，王若望所屬的單位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宣告：「接公安局通知，從今天起，你可以申請出國了。」

　　王若望終於獲得了自由，他自稱是「帶著滿身傷痕來投奔自由的。」這位滿頭銀發的老人，一到舊金山，剛下飛機就接受了記者的訪問，他用鋒利的言詞，對中國大陸的問題，一口氣提出了五點：「結束一黨專政，繼續改革開放，推行市場經濟，實施新聞自由，平反『六四』冤案。」對於他的愈挫愈勇的敢言作風，美國新聞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舊金山的一家報紙指出：「近年從中國大陸出來的民運人士，對中共多有不同的批評和看法，甚至有個別人迂迥地替中共辯護而盡說些矯情的話，王若望毫不含糊地直話直說，頗予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八月九日，即王若望到達舊金山的第四天，王若望在這裡接受了「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頒贈的「傑出民主人士」獎，同時，王若望宣佈加入了中國民聯。然後，他未撲盡身上的風塵，顧不得勞累，便開始了以「考察海外民運」為目的的世界之行。八月底，他和夫人羊子訪問了加拿大的溫哥華和艾得蒙頓。九月七日，來到紐約。把家剛剛安排定了以後，十月二十七日，又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和多倫多。十一月十日，轉赴歐洲，先後到了法國、德國、英國。而後，又到香港、澳大利亞。所到之處，王若望都受到了當地的海外民運人士的熱情接待，同時在僑界或大學進行演講，並拜會當地國政要。在澳大利亞悉尼的紐省工黨禮堂，王若望作了到澳洲的第一場演講。記者對這次演講會的盛況作了如下報導：「演講原定下午二點開始，但由於聽眾過多，故稍推遲了半個小時，其實二點左右，工黨禮堂已是座無虛席，座位四周也已站滿聽眾，連走廊也站滿。」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若望應作家柏楊和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團結自強協會之邀，到台灣進行為期兩周的訪問。王若望一下飛機，就在台北機場向記者表示，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考察台灣的民主政治的發展，他想看看「中國人自己實踐的民主政治到底是怎一回事。」在台期間，他先後拜會了中國大陸災胞救助總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陸委會、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行政院新聞局、政治大學、《聯合報》、並參觀了國父紀念館、故宮博物館、歷史博物館，訪問了桃園農家、新竹科學園區高雄石油鋼鐵兩大企業，拜會了星雲大師等。王若望說：「以台灣的經驗而言，台灣到了一定階段，在蔣經國總統時代，和現在李登輝總統主政時，都逐步推動了政治上的改革。若是沒有政治上的民主化，經濟就很難再起飛。所以中共雖致力於經濟方面的改革，但若不思考政治民主化，前途是不樂觀的。」王若望還呼籲中共領導人，在去「見馬克思」之前，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實施民主改革是真正聰明的做法。一九九三年元旦，王若望到總統府前參觀了升旗典禮。六點多鐘，行政院長郝柏村來到現場。當他走到王若望面前時，郝柏村停下來和王若望握手。六點半鐘，李登輝總統來到現場，和王若望「不期而遇」，雙方進行了親切的談話。李登輝總統說：希望大陸同胞也能享受自由、民主、平等的生活。王若望認為：台灣政府的首腦們對王若望的接見，表現了他們對大陸人民血肉相連的感情和對大陸民主事業的關心。

　　一九九二年十月，王若望在《中國之春》上發表了題為《民運的三條最低綱領》的文章，這是他在訪問加拿大東部時的一篇發言稿，他說：「我建議的民運的三條當務之急的最低綱領是：一、結束一黨專政；二、開放新聞自由；三、給『六四』平反、釋放一切政治犯。」在談到海外民運時，王若望說道：「大陸的知識分子對待海外民運是很關心的，他們通過海外短波知道你們的重要的行動，你們的活動更多的是給國內知識界精神上的鼓勵和支持。可以告慰大家的是：你們在海外所化的心血，辛苦沒有白費，是有效的。」但是，也「應該承認：大陸來的朋友，靈魂深處都有個小毛澤東的陰魂在作怪。我是共產黨的資深黨員，我身上的小毛澤東一定更頑固，因此我們都面臨著一個驅鬼附體的任務，那就是需要時時提醒自己，事事檢查自己，要培養從肉體到精神上浸透了文明的民主氣息，這是一個長期的自我修養的任務。」王若望在這篇文章裡還提出了四條民運人士的行為規範，與諸位共勉，即：一、以平等精神尊重他人；二、不搞山頭主義；三、排除小團體習氣；四、不患得患失，服從整體利益，顧全大局。

　　王若望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五日在多倫多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他將於一九九三年一月下旬在華盛頓舉行的民聯民陣合併大會中，出馬競選主席職位。他說：能否當選主席將由選票決定，假如他真的當選，他將發揮與中共打交道數十年的經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爭取民主運動進一步的勝利。他表示，他雖然現在已屆七十四歲，但覺得目前是他這輩子最幸福的年代，也是最光輝的日子，能夠有今天的自由，過往所受的磨難已經獲得補償。

嚴重的挫折——民聯民陣的聯合大會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醞釀已久的民聯、民陣聯合代表大會在華盛頓正式開幕。

　　在這之前，即一月二十八日晚，民聯主席於大海、民陣主席萬潤南，分別主持了兩個組織的代表會議，民聯代表一致通過了關於《中國之春》雜誌的定位的決議，決議指出，《中國之春》將繼續保持原來的編輯方針，堅守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陣地，為促進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發展作出貢獻。

　　民聯主席於大海還在會上向十二名「中國民聯的忠誠戰士」頒發了獎牌和獎品。這十二名民聯成員是：

　　楊巍，曾因在上海參加八六年和八九年的民運而兩度被捕，他的被捕引出了美國國會第一次通過有關大陸留學生居留問題的法案。九一年八月到美國後，又義無反顧地進入民聯總部工作，擔任組織幹事；

　　吳方城，民聯肯塔基分部創始人，曾參與創建第一個獨立於中共官方的大陸留學生聯誼會，也曾任民聯聯委會副主任。他撰寫的有關留學生在海外居留問題的文章造成了很大振蕩；

　　汪小風，曾任民聯加拿大分部主任。他為民聯五大的成功召開和民聯、民陣在加拿大的聯合作出了重要貢獻；

　　梁達勝，民陣民聯德國分部副主任。他為民陣民聯德國分部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並曾積極在近年到東歐的中國人當中發展民運力量。

　　梁華，香港人，民聯香港分部主任，《中國之春》香港分社社長。他是民聯大陸工作的一個重要執行者。

　　胡堯，《中國之春》澳大利亞版主編；

　　姚月謙，民聯資格最老的成員之一，多年來一直負責《中國之春》在日本的發行，

　　吳仁華，曾積極參加八九民運。流亡海外後，擔任《新聞自由導報》主編，兢兢業業，埋頭苦幹，使《導報》擺脫了不穩定狀況，質量明顯提高；

　　張偉，民聯資格最老的成員之一，為籌備華盛頓大會做了大量具體工作；

　　亞衣，復旦大學哲學博士，《中國之春》執行編輯；

　　錢達，台灣人，正直不阿，英勇豪放，曾為營救楊巍闖入大陸，也曾熱情幫助多位由大陸逃出的民聯成員及其他民運份子。由於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民運工作上，幾次被公司解職；

　　齊光，民聯密西根分部創始人。在他的領導下，密西根分部的成員與當地留學生打成一片，將聯誼與傳播民主理念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民聯的「密西根經驗」。

　　在當晚的預備會議上，民聯、民陣的與會人員通過了大會議事規則，選舉了包括於大海、朱嘉明、楊建利、王光秋、汪岷、姚勇戰、汪小風、伍春萌、王珞、楊中美、齊墨等十一人在內的大會主席團。得票最多的於大海和得票次多的朱嘉明為主席團召集人。

　　會議召開第一天，二百四十位與會者全體起立，為多年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包括「六四」事件中為中國民主運動獻身的死難者默哀一分鐘。美國聯邦參議員戈登向大會表示祝賀，名作家劉賓雁、鄭義、全美學自聯主席耿曉、中國人權執行主席劉青、華府中華會館主席吳澄敏、大華府華人支持民運聯委會主席嚴笑梅、華府三民主義大同盟秘書長陳惠青、前中華公所主席麥立已應邀在大會上講了話。

　　下午和晚上，與會人員認真地討論和審定了大會的政治宣言《中國民主運動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

　　三十日，大會的主要議題是討論通過新組織的章程，由於爭論頗多，直至次日凌晨，還未討論完畢，後面的議程也就只得順延。也就是在這一天，一些與會者提出本次代表的資格的合法性的問題，民聯日本分部代表周小萌、焦柏固先後指出，許多「遞補」進來的代表是非法的，為了保證大會的合法性，這些「遞補代表」應當立即退出會場。但經過表決，授權大會主席團全權處置。此意見並未受到足夠的警惕和重視。

　　著名政治異見者、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教授和他的夫人李淑嫻教授也在這一天趕到會場，在當天的午餐上，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同坐一席，他們三人，均在一九八七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中共開除黨籍。

　　三十一日——也就是會議的最後一天，大會的日程顯得特別緊張。僅僅是為了新組織的名稱，代表們就提出了好幾個方案。經過長時間的商討和爭論，新組織定名為「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簡稱「民聯陣」。

　　在新的領導機構的選舉辦法上，與會者通過了正副主席分開選的辦法。在參選人的資格、報名競選的時間截止期上也多有變動。原聯合工作委員會規定的競選報名截止期被否定，預備會議確定的大會主席團成員不競選主席和副主席職務的意見被改變。任何成員，只要有二十人聯署，都可以立即報名競選主席職務。這一系列「改變」原議的行動，開初令很大一部分與會者困惑莫解，不知為什麼要這樣做。比如說競選報名原定有截止日期，這是非常符合常規的，候選人的提早報名，有利於基層組織的層層醞釀和評估。又比如說，預備會議原確定大會主席團成員不競選主席、副主席，是因為凡作為主席團成員，因其有主持會議的更多地表現自己的機會，他們如果參選，就會對不在主席團的候選人有很大的不公。這種「改變」，給後來的混亂種下了「禍根」。

　　據大會主席團宣佈，報名競選主席的有：王若望、胡平、岳武、徐邦泰、華夏子五人，報名競選副主席職務的有萬潤南、汪岷、張伯笠、馬大維、楊建利、錢達六人，汪岷和楊建利在報名前申明退出主席團。

　　競選開始。華夏子第一個發言。徐邦泰接著演說。他在闡述了自己在大陸工作和文宣、外交、組織、人權的工作計劃後，同時說明了自己為什麼要參加競選的思想過程。徐邦泰曾經在多種場合表示過對王若望競選主席的支持，在最初參選的報名中，他報的是副主席。但那時他好像就預料到選舉方式會有今天的變化，寫了一個「但書」，即在選舉方式改變後，他也會改變他的報名。不過，這個「但書」，在大會召開前幾乎無人知曉。在這之前，他表面上一直是以王若望的支持者和遊說者的姿態出現的，現在他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報名競選主席，使很多人感到意外和驚訝。徐邦泰在解釋這一點時說：他和王若望最初的交流只是「協商」，而非「契約」，他說他幾個月前在報名競選副主席時就表示過，假如選舉方式改變了，他將及時改變他的報名。過去他和王若望「協商」時，是在「搭檔」競選的條件下，現在已改成主席、副主席分別競選，所以他的報名，並沒有什麼前後不一致的地方。「在謙讓和責任之間，我選擇了後者」。

　　對此，王若望另有看法，王若望爭的不是主席，而是民運隊伍的正氣。他一是認為徐邦泰的參選，是嚴重的道德問題，是一種陰謀和耍手段。二是認為，徐邦泰為了能當上主席，不惜置正常的民主程序於不顧，成為一支內鬥的槍。因為王若望在預備參選主席的活動中，一直堅持民運內部各派系之間團結和聯合的原則。他始終堅持徐邦泰作為民聯的代表、萬潤南作為民陣的代表，共同成為他的副手。但他的想法卻遭到反萬潤南一派的反對。而這些人則成了徐邦泰競選主席的堅決的支持者，並且用非法手段操縱了會場和代表的「遞補」。王若望覺得如果這股「邪氣」任其所為，不僅會給民運隊伍造成嚴重的道德污染，且會升高不同意見的雙方的鬥爭，正由於這樣，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王若望成了徐邦泰的犧牲者。為此，王若望發表了演講，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在垂暮之年來支持民運，是鑒於民運組織的聲譽不好，他決心在道德上、財務上，改善民運組織的形象。但是在海外，有人向他撥冷水，明一套、暗一套，搞陰謀詭計，在欺人太甚的情況下，他不得不作出一個無可奈何的決定，宣佈退出競選。

　　岳武也在自我介紹後宣佈了自己的執政綱領。

　　胡平最後演講。他表示雖然王若望退出競選後給他帶來了相當大的機會，但他對王若望退出競選的理由深有同感，所以他也宣佈退出競選。胡平表示他之所以投身民運，除了對民主、自由的理念外，也希望明天的政治能搞得清明一點，理性一點，公正一點。胡平批評了在海外搞民主政治中「玩小手段」的做法，並指出：「民主能保證少數人不腐敗，但它不能保證多數人不腐化。」

　　王若望和胡平的退選演講，多次被掌聲打斷，還有不少人起立鼓掌。

　　之後，王若望、胡平退出。岳武也繼而宣佈退出。在副主席的候選人中，萬潤南、馬大維、錢達也宣佈退出。自此，主席候選人只留下華夏子、徐邦泰二人，副主席候選人有汪岷、張伯笠、楊建利三人。

　　在主席團內，姚勇戰、楊中美、齊墨也宣佈退出。

　　與此同時，相當一部分與會者宣佈退出，並有一些人代表自己所屬的分部，宣佈退出。

　　頓時，會場出現了混亂的場面，有人抗議，有人哭泣，有人捶胸頓足，有人奔走呼號，錢達在其演說詞中憤呼：「我們的民主運作中，最可怕的，不是幼稚，最可怕的是充滿了一股邪氣。」「我們是魔鬼的嬰兒，給我們一點清潔乾淨的民主。」。

　　本來主席團在此時如採取及時溝通的辦法進行挽救，情況就可能好得多，但他們仍然決定速戰速決地開下去。在四十名正式代表未能與會(代表總數一百五十名)、三十四名與會代表拒絕投票、六名主席、副主席候選人(候選人共十一名)退出競選的情況下，主席團宣佈徐邦泰以七十七票當選主席，楊建利以七十三票、張伯笠以五十六票當選副主席。

　　在會議和之後，人們發現了很多問題，如錢達在會議上當場拿獲了不具民聯或民陣盟籍的兩名冒牌「代表」，此二人在身份弄明白以後，自動退出了會場。而他們的「代表」身份，有的是經過徐邦泰的推薦，有的則為主席團的個別成員認可。澳大利亞的與會者秦晉，提出了澳大利亞代表資格的合法性問題。他說，澳大利亞民運人士內部，早就有謠傳，說這次去美國開會，不在於誰是代表，而在於他是否能拿到簽證。誰能到美國，誰就獲勝。澳大利亞是一個中國大陸民運實力很強的地區，但在這次簽證中，很多代表未能如願赴美，故留下許多空額。在一些人的運作下，另外一些其它國家的民運人士被當做「遞補代表」補上，秦晉質問：為什麼不是澳大利亞的卻拿著澳大利亞代表的資格，澳洲來的本分部的人，卻不能代表本分部！他認為：這次代表的公正性，是否真正代表了全球組織的意見，是要大打問號的。其實，這次大會的代表「候補」問題，確實違背了當時民聯、民陣聯合工作委員會的決定。當時規定參加會議的代表民聯、民陣各為七十五人，共一百五十人，若由於簽證或其它原因，正式代表不能到會，可由基層選的候補代表補充。假如候補代表補上還不夠人數的話，那就以實到人數代表開會，不一定非要湊夠一百五十人。大會的毛病主要出在這裡。為了湊夠一百五十名代表的名額，大會以「候補」名義塞進了許多非基層選舉的「代表」。這就為舞弊造成了可乘之機。姚勇戰提出：民陣在代表遞補上有非常嚴重的問題。他舉了一個例子：民陣美國分部遞補了澳洲的九個名額，九個名額哪裡來的？是美國分部理事會自己決定的。民陣美國分部理事會把九個名額遞補到國外去，這合法嗎？而且更奇怪的是，說是民陣分部理事會決定，卻拿不出決議的文字根據來。民陣美國理事會有九個理事，據說是八個人同意，一個人反對，但現在拿出的文字根據是只有兩個人簽過字。……類似這樣的疑問，還有很多很多。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在胡平等人的倡議下，為彌補雙方的裂痕，召開了一個「辯論會」，會議開了兩天，雙方把問題攤開來，但仍各說各詞，沒有找到讓步或溝通的共同點。

　　一部分人認為這次聯合大會是一次失敗的大會，但另外一部分人卻認為是一次成功的大會。

　　認為它是一次失敗的大會的人，主要集中在如下一些問題上：

　　(一)如果你翻開《中國之春》一一七和一一八期，就會看到這次代表大會的兩份不同的代表名單，第一份是通過基層選舉的正式代表的名單，第二份是實際參加了會的代表的名單，兩份名單存在著驚人的差異。經基層選舉的一百五十名代表，其中民聯、民陣各七十五人，但竟有四十名代表因故(？)未能赴會，其中民聯代表十九人，民陣代表二十一人。而第二份出席會議的代表名單與實際情況還有出入，即民聯代表七十五名，民陣代表在名單上的實有七十三人，加上沒有在名單上，但卻拿到了代表證、並參加了部分大會表決的二名假代表，也是七十五名，共計一百五十名。不在原代表名單而在會上補入的代表中，民聯與民陣兩方恰好各有二十名，補入的代表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人有二十四名之多，占補入總數的百分之六十。這些補入的代表中，雖有一小部分是基層選舉的候補代表，但大多數是經由某些人舞弊而補入的。

　　(二)會議上出現了一些舞弊、違規現象，如：大會主席團兩位成員公然違背自己定的民主法規，自食其言，臨時參加副主席競選，其中一位並當選副主席；會議後成立的「民聯陣」架構上仍為「三權分立」，主席、副主席一權僅代表行政，但由於會議導致了民運組織內部的分歧，「民聯陣」受到了歐洲、澳洲、美洲、日本等很多原民聯、民陣分部組織的抵制，立法(理事會)、執法(監事會)兩權都沒有建立，在此情況下，只有僅僅的「一權」(行政)、而且又是靠舞弊當選的「一權」獨自就向各基層組織發號施令，對此，遭到了很多基層組織的反感。

　　(三)關於徐邦泰出其不意競選主席一事，雖然徐邦泰有他的說法，但持反對意見的人則認為是一種不顧全大局、早有預謀、處心積慮的「政治道德極為低下」的表現。

　　很多民運人士認為應該從這次大會的失敗總結教訓。

　　錢達說：「今天我們如果真想救中國，就得先救自己，如果我們自己是一團漆黑，我們如何能把中國帶向光明？」

　　劉賓雁說：「我們不能沒有良知和真誠，我們不能再干傷天害理的事！」

　　項小吉說：「人無信不立。誠信，說話算數，與人為善，是最基本的道德標準。」

　　王若望呼籲：「警惕心中的小毛澤東！」

　　齊墨說：「民運隊伍中有理想主義、有良心、堅持正義的人看不慣一些人玩弄『厚黑』手段。」

　　當然，針對這些指責，一些人也有他們的說法。他們認為，徐邦泰的參選在道德上是站得住腳的，整個會議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勾當，更沒有什麼「鐵票」、舞弊的現象存在。然而，他們一直避而不談非法遞補代表的問題。

　　由於雙方各執己見，分裂事態已難以避免，相繼有民聯肯塔基分部、民聯紐約分部、民聯澳洲紐省分部、民聯日本分部、民聯密西根分部、民聯南加州分部等宣佈繼續以民聯分部的名義活動，不參加「民聯陣」。許多民陣的分部也宣佈不承認「民聯陣」的合法性。亞太地區和歐洲地區的大多數合法代表會後決定擱置「民聯陣」理事、監事的選舉，至使民聯陣的理事會和監事會未能合法產生，從而給「民聯陣」的合法性帶來了更多的疑問。

　　民運組織的分裂也造成了《中國之春》編輯部的震盪。

　　《中國之春》的負責人是社長於大海、主筆胡平、經理薛偉，他們對此次聯合大會也同樣持有失敗的看法，但為了顧全大局，認為還是應該力所能及做一些彌合、協調工作，因此，胡平主動發起辯論會，目的是想求取共識，找出一個雙方妥協的辦法。在對刊物的運作上，他們認為，不宜被雙方的分裂所干擾，而要緊緊掌握民運的大方向。在糾紛化解、法理弄清之前，應按大會前的方式維持運作。但事與願違。大會後，當選「主席」徐邦泰以及後來才被「選」為「理事長」的朱嘉明提名留任《中國之春》社長於大海，並表示《中國之春》原班人馬「兩年不變」，但《中國之春》雜誌必須標明「中國民主聯合陣線主辦」，被於大海拒絕。因為編輯部負責班子知道，就算大會上的選舉合法，「民聯陣」也還只有行政一權。在理事會和監事會都沒有合法建立的條件下，這種任命是無效的。再說，一旦標明「中國民主聯合陣線主辦」，便會將刊物拉入內鬥的糾紛中去，而嚴重影響面向大陸的工作。

　　過不多日，徐邦泰等人背著當時《中國之春》的負責人，另刻鋼印，提走了《中國之春》全部經費。《中國之春》負責人發現後，即向銀行陳訴真相，銀行發現了他們的失誤，將錢如數追回。徐邦泰見此路不通，又以「民聯陣」的名義，宣佈他自任社長，帶領一班人馬，強行接管《中國之春》，但遭到了《中國之春》原班人馬的抵制。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民聯陣」採取更激烈的行動，上訴美國法院，狀告《中國之春》社長於大海、經理薛偉、主筆胡平。《中國之春》負責班子研究決定，如果和「民聯陣」在官司上糾纏下去，不僅要耗費得來不易的民運資源，還會造成曠日持久的更嚴重對峙，損害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形象。於是，他們以主動妥協的姿態，和「民聯陣」達成庭外和解，停止了參與有關《中國之春》雜誌的工作。一九九三年六月，於大海、胡平、薛偉為了繼續推展大陸和海外的民運，又在美國復刊出版前民主牆時期的《北京之春》。於大海在其第一期「『北京之春』精神長存」的文章理沉痛地說：「這些年來，民運、尤其是海外民運遭遇到很多挫折，我們為此需要深刻反省。……目前，民運隊伍中拉幫結派、崇拜『實利』和『實力』之風盛行，內鬥的『鬥志』十分旺盛。其結果，是民運的道德感召力空前低落。民運的另一個危機，是理論與實踐脫節。許多人整天把民主掛在嘴上，卻不能從民運的立場分析大陸社會發生的深刻變化，在行動中也不懂得尊重別人的權利。這樣下去，『民主運動』會慢慢由一個崇高、響亮的口號異化成一個令人反感的空洞的名詞。」他又說：「我們今天在海外重新出版《北京之春》，就是為了提供一個論壇，和大家一起尋求民運的出路，將『北京之春』運動『推行民主政治，崇尚理想主義』的基本精神發揚光大。」

　　在民運隊伍的分裂所引起的動盪中，還出現了很多令人生疑的「神秘」事件。一個是在大會召開不久，很多民運人士的家裡收到了一份匿名的傳真，該傳真自稱為「知道薛偉底細的人」，並大揭薛偉的所謂「老底」，對薛偉進行了純屬捏造的、惡毒的人身攻擊。而這篇傳真的部分內容，在《中國之春》編輯部和「民聯陣」矛盾升高之際，又被一個化名叫「王禾」的人寫成文章，刊登在海外的一家刊物上。無獨有偶的是，紐約的一家華文社區報紙，由於其編輯是「民聯陣」的成員，竟立即用「民聯陣專刊」的形式將此文轉載於該報上。他們這樣做，顯然是認為薛偉是拒絕移交《中國之春》的強硬份子。雖然該報事後公開向薛偉表示道歉，承認所登文章「純無事實依據」，但已對薛偉個人的聲譽造成了極大的損害，給海外民運之風帶來了嚴重的影響。迄今為止，這個發傳真的人和這個「王禾」，都沒有敢站出來為他們的行為負責，人們仍不知其人到底是誰。為了洗刷清白，也為了討回公道，薛偉以誹謗罪狀告該社區報紙和「民聯陣」。另外，一段時間內，紐約社區內又突然出現了以「美東台灣同鄉會」兩名會員的名義發的傳真，要求資助者切斷對海外民運的捐款。在被問到此事時，台灣同鄉會會長親口證實，根本沒有這兩名會員，該會也沒有類似的決定。他並認為，「只有你們內部或中共才會幹出這種事」。

　　海外民運陷入了深刻的危機之中，許多民運人士大聲呼籲：海外民運中的正直人士，決不應放棄自己的責任。在此困難時刻，民聯、民陣這兩個海外最大的民運組織的忠貞成員應當繼續把民主大旗高高舉起來。

深刻的反思——協調會的成立與民聯「六大」

　　民聯、民陣聯合大會的失敗，使海外民運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嚴重挫傷。

　　為了盡量減輕內鬥所造成的無謂消耗，迅速扭轉海外民運偏離的方向，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國大陸三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共同發出倡議，召開「人權與民運聯席會議」，得到了很多民運人士和組織的響應。一九九三年五月七日至九日，該會在美國的洛杉磯市舉行。

　　五月七日上午，來自世界各地的五十多位與會者，以及四十多位中外各界來賓出席了大會的開幕式。洛杉磯市市議員賀南德斯、國會議員西拉的助理林碧慈、國際人權特赦組織美西地區主席艾維拉、克萊蒙研究院亞洲研究系主任毛思迪、洛杉磯中華會館主席馬樹榮、南加州各界支持大陸民主運動委員會召集人余國柱等，分別致詞，對會議的召開表示祝賀。

　　同時身為美國自由亞洲電台籌備委員的毛思迪，在談到海外民運的現狀時說：「如果說，美國人民把『重建美國』看成是當今美國人的重任，那麼，海外中國民運應該把『重建人』放在重要地位上。」

　　大會發起人之一的名作家劉賓雁，在談到海外民運的前景時，也認為充滿了不祥和險惡。他說：「大陸文化中斷而造成的道德、教育、法律、宗教的破壞，在海外民運一些人身上也可以看見。」

　　聯席會議的積極推動者王若望在發言中感謝各方人士對大會的支持，他指出：因為華盛頓聯合大會沒有達到整合團結、使民運道德水平高一點的目的，所以他和劉、方三人倡議召開這次聯席會議，來補救面臨分裂的危機。有人說我們在搞分裂，在另起爐灶，而這次會議恰恰是要挽救分裂，不過確實要另起爐灶，由於有很多人不承認「民聯陣」的合法性，就要給這些參與民運的人第二個選擇。

　　聯席會議的另一名倡議者方勵之因故未能赴會。會議上宣讀了他給王若望、劉賓雁的信，他表示，他對這次會議寄予期望，希望「珍惜時間，珍惜機會」。

　　對大陸形勢和現狀的介紹和分析，是這次會議的主題。克萊蒙研究院研究員林長盛對他不久前在大陸兩個月的考察作了發言。民陣主席萬潤南極其仔細地分析了大陸經濟在表象下的危機。對海外民運的諸多問題進行反思，是聯席會議的第二個主題。在發言中，錢達揭示了民運隊伍中「劣幣逐良幣」的負淘汰現象，其原因在於民運團體堅持了「服從多數」，但忘記了「尊重少數」，然而「服從多數」和「尊重少數」二者同為民主的基本原則。吳方城對民運隊伍裡面一些人的道德問題進行了尖銳的抨擊。王若望也再次批評華盛頓聯合大會的「黑箱作業和舞弊之風」，他說，對「民聯陣」的態度是聽其發展，和平競賽，在大陸工作上可以攜手合作，對於內鬥則相應不理。

　　聯席會議給海外民運帶來了深刻的反思，也帶來了新的思維。本來，華盛頓聯合會議前，大家都有一個很好的願望，就是通過兩大民運組織的合併，把資源、人才等各方面集中起來，這樣既減少了成本，又可形成一個統一的局面。但它的失敗使人們重新檢討這一思路，感覺到搞大一統恐怕並不是一個好的辦法。民運組織內部出現的種種問題，基本上是兩個原因，一是受共產黨政治文化的影響，二是不考慮自身條件，將一些西方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方式，比如「三權分立」、「搭檔競選」、「任期限制」等等這樣一些東西，生搬硬套到組織中來。其實，一個政治組織和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一些基本理念是相近的，但它們畢竟屬於兩個不同的范疇。

　　也許就是在這種反思的基礎上，許多與會者和團體代表在聯席會議結束之後，簽名發起成立了「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經過激烈的爭論，會議通過了「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章程」，章程指出，「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是中國大陸各民運團體和持不同政見者的聯繫、協調、合作機構，其宗旨在於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和改善人權狀況，倡導清廉、公正、誠信、寬容的風氣，進行多元合作。會議推選產生了協調委員會，王若望為總召集人，項小吉為秘書長。由召集人王若望發佈的「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公告」指出，協調會歡迎所有中國大陸民運團體本著共同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目標參加「協調會」，並在各組織之間建立平等、多元的協調合作關係。

　　九日下午，《中國之春》主筆胡平在「協調會」的會議上報告了《中國之春》雜志被迫陷入被民聯陣控告的訴訟案中，現在已危及到刊物的正常運作和生存。與會人士通過吳方城等人提議，決定以第三方身份加入訴訟，挽救《中國之春》。與會者當場捐款三千五百六十美元，作為緊急支援於大海、薛偉等人法庭聽證的律師費用。之後，又成立了「對民聯陣的法律起訴小組」，由馬大維、吳方城、莫逢傑、項小吉負責，向美國法院控告民聯陣的非法性。後《中國之春》一案雖得到庭外和解，但控告「民聯陣」非法性一案，至九四年五月仍在審理之中。

　　在「協調會」成立的同時，民聯和民陣在會上都發表聲明，宣佈其繼續存在，並將分別在適當時候召開民陣「三大」和民聯「六大」。在民陣「三大」和民聯「六大」未召開之前，兩個組織的總部仍繼續擔負其對基層機構的協調指導的作用。

　　在聯席會議及「協調會」成立以後的一段時間裡，不少民運隊伍中的有識之士，如錢達、杜智富、張偉等為癒合傷痕、達成整合作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訪問美國並與柯林頓總統舉行高峰會晤之際，美加一批著名民運人士會師西雅圖，並發表了有三十九人簽署的《西雅圖宣言》，簽署的人中間，包括了對華盛頓聯合大會持不同意見的雙方重要骨幹人物。他們為彌合分歧，曾利用西雅圖聚會達成了一項不得互相攻擊、求同存異的協議，但之後沒有多久，「民聯陣」負責人在簽字後又對這個協議單方面予以否定。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民主中國陣線第三次代表大會在澳大利亞墨爾本隆重開幕。大會聽取了第二屆總部、理事會和監事會工作報告，認真討論通過了「民主中國陣線章程修改案」，原則通過了民陣和民聯的《聯合宣言》。大會決定將民陣下一步的工作重點從國外造聲勢逐步轉向國內佈局，並爭取經濟自主。

　　會議選舉出民陣的領導班子，由理事會和監事會組成，主席萬潤南，副主席馬大維、齊墨、孫繼生，監事會主席杜智富。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一日，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在澳大利亞悉尼市召開。來自美洲、歐洲、亞洲和澳洲的六十多位代表、列席代表出席了大會。會前，中國民聯主席於大海在悉尼瞭解了會務的籌備工作，籌備委員會召集人之一項小吉拜會了澳大利亞外長伊文斯，並向澳洲政府通報了中國民聯「六大」的情況。

　　二十八日晚，出席大會的代表舉行了預備會議。會議討論了大會的議程和規則，審查了代表的資格，選出了大會主席團。大會主席團由項小吉、齊墨、薛偉、謝洪、吳方城、趙冬明、周小萌等七人組成。

　　二十九日上午，大會正式開幕。全體代表與來賓首先向「六四」死難者肅立致哀。之後，部分來賓向大會發表賀詞。民陣主席萬潤南、全美學自聯主席林長盛、全加學聯主席姜勇、「八九民運」領袖吾爾開希和僑界代表先後致詞，「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總召集人王若望發來賀電。

　　大會第一天，代表們聽取了於大海主席的書面報告，認真討論了《民聯民陣聯合宣言》，分析了當今世界的潮流和中國的局勢，明確了中國民聯的宗旨原則和近期目標。來自各分部的領導人介紹了他們這兩年來的工作經驗和基層組織的情況。代表們在充裕的自由發言時間裡，暢談了他們的各種主張和觀點。

　　大會第二天，代表們討論修改了《中國民聯章程》，重申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基本政治綱領，並鑒於過去組織結構的弊病，採取了大幅度的精簡機構措施，撤銷了聯委會和監委會，只設中國民聯總部委員會，委員會包括十五位委員，其中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地區委員八人和直選委員三人。這樣做的結果，使民聯總部的大部分權力轉移到基層，增強了基層的責任感和能動性。

　　民聯章程在其總綱第一條中繼續規定：本組織全名為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主辦《中國之春》雜誌。

　　三十一日，全體代表在認真、誠摯、和諧的氣氛中，選出了中國民聯「六大」領導班子，即：主席吳方城，副主席項小吉、謝洪、周小萌。顏荔、姚勇戰、趙冬明當選為直選委員，地區委員為李伯特(香港)、焦柏固(日本)、孫達聖(澳洲維省)、莊賢康(澳洲紐省)、莫逢傑(洛杉磯)、舒昌清(紐約)、賈文薇(肯塔基)和潘永忠(德國)。

　　民聯「六大」主席吳方城，遼寧省人，一九四四年生於四川三台，抗戰後隨父母遷居北京。六二年入北京大學化學系，六八年分配至內蒙古。七八年考入首屆中國科學院研究生，八一年獲植物病毒分子生物學碩士學位，同年赴美留學，八六年獲博士學位後，受聘於美國肯塔基大學任研究員。九一年至今從事美式快餐連鎖店生意。他八四年加入中國民聯，先後擔任肯塔基分部主任委員、總部委員、聯盟委員會委員、副主任等職務。

　　新當選的民聯主席吳方城、副主席項小吉、謝洪、周小萌與新當選的民陣主席、副主席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日下午在一艘稱為「米蘭達」的遊艇上分別代表民聯、民陣共同簽署了《聯合宣言》。該宣言分析了中國民運的外部和內部條件，論證了民聯、民陣在中國政治中的角色與目標，列舉了兩個組織近期的具體任務。民聯、民陣將其之間的關係，定位於「獨立存在，密切合作」。作為「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的成員，民聯民陣將積極促進所有民運團體，包括和自己有重大分歧的民運團體如「民聯陣」的和解與協調，開創民運組織多元並存、寬容合作的新局面。民聯、民陣還決定，今後將把工作重點轉向中國大陸，促進中國大陸向民主的方向轉變，以戰鬥的姿態，迎接「後鄧小平」時代的到來。

　　但民陣「三大」和民聯「六大」結束後不久，「民聯陣」就發表了一個嚴正聲明，拒絕承認民聯、民陣的合法性，並保留法律追訴的權利。同時，「民聯陣」理事會決議，凡籌備「民聯六大」和「民陣三大」的民聯陣成員，被視為自動脫離民聯陣，不再和民聯陣發生組織關係。

　　「六大」以後，民聯在組織上進行了全面的整頓，目前，在世界五大洲，從美國、加拿大到香港、日本、東南亞、澳洲、西歐、俄羅斯、南美，以至中國大陸，中國民聯都建立了自己的基層組織，民聯的分部、支部、聯絡站遍於全球。

　　風風雨雨的十年過去了，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作為海外第一個全球性的中國民運團體，走過了艱難的歷程。挫折又一次給中國民聯的成員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使他們變得更成熟了。他們認識到，海外民運組織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宗旨下，其任務不僅是結束中共的一黨專制，同時也面臨著自身的「重建人」的艱巨的工作。在這艱難、曲折的征途中，他們不止一次地跌倒，又不止一次地爬起來。「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以求索」。只要中國的牢獄中還關押著一個政治犯、良心犯、思想犯，只要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社會制度還未在中國大陸建立，中國民聯就將繼續高舉理想與正義的大旗，奮鬥不息。他們相信，只要懷著執著的民主的信念和探索真理的堅韌不拔的精神，他們一定能肩負起改造中國的歷史重任，讓我們苦難的祖國早日越過寒冬，走向生機蓬勃的燦爛的春天！

(轉載自《北京之春》網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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