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爆發六十周年。 對我來說，那不僅僅是歷史教科書上的一個名詞，而是深深刻在許多個家庭命運中的一段記憶。
我出身於所謂“黑五類”家庭。 母親畢業於北京大學英國文學系，又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英國文學。 抗戰爆發後，她毅然回國參戰，在經國先生部隊中從事對日軍勸降工作，在戰場上不幸負傷，右手骨折，一生留下殘疾。 父親與她在同一支部隊中共赴國難。 母親因戰事受傷被護送治療，兩人由此結合。
然而，到了文革時期，這段經歷卻被定性為“歷史反革命”，成為家庭無法擺脫的沉重標籤。 我也因此未能進入理想的大學。 後來在親戚的幫助下，我進入四川外語學院學習俄語，後到重慶四中任教。
文革爆發後，我因收聽“敵臺廣播”和出國留學的想法被檢舉，最終被捕入獄，度過了十多年的勞改生活。 那段經歷成為我人生的轉折，也促使我後來終身投身於民主、人權與自由的工作。 這既是一種信念，也夾雜著複雜的情感。
因此，當我參與今年在紐倫堡舉行的「文化大革命六十年」會議時，感受尤為深刻。 達賴喇嘛也為會議致信表達慰問，提到文化大革命對西藏的衝擊以及漢藏共同經歷的苦難，並呼籲彼此尊重、追求和平與尊嚴。
這封信對我意義非凡，因為我與達賴喇嘛的交往已逾三十年。 1996年，我首次以民運人士身份前往達蘭薩拉與他會面。 原本只有半小時的會談，卻持續了將近兩個小時。 會談翻譯達瓦才仁先生多次提醒時間已到，他仍意猶未盡。 從那時起，我們建立了長久的友誼。
此後，我也與一些藏族和漢族的朋友一起推動漢藏交流，參與成立國際漢藏協會，並出席德國波恩等國際都市的支援西藏會議。 這些經歷讓我意識到，西藏問題在不同人眼中有著不同的理解。 有人視之為民族與文化問題，有人則將其看作民主進程的一部分。
而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漢藏兩個民族如何面對共同的歷史，又如何思考共同的未來。 回顧那段歷史，不應只是停留在仇恨之中，而應思考如何在自由、平等與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重建關係。
正如達賴喇嘛所說，歷史的罪惡已經發生，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思考如何讓不同民族的人彼此尊重、和平相處。 如果未來的中國能夠真正走向民主，臺灣、西藏以及其他民族地區的問題，也應該在公開、平等、有代表性的政治框架中進行討論。
我相信，任何民族和地區都有自決的權利。 當人們願意誠實面對歷史、承認歷史留下的傷痕，並尊重不同民族對自身未來的選擇，或許才能真正走向一個更文明、更和平的世界。
我們帶著對歷史的記憶與對人的尊重，在分歧中保持對話，或許就是我們共同前行的起點。